一、社會環境

（一）中小地主的窘迫境地

自明清以來，商業逐漸發達，商業資本的活動在手工業、紡織業等行業有所發展，但由於湖南處於中國內腹，除少數大城市外相對比較閉塞，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仍然是經濟的主體。特別是清代中葉以後，相對於沿海地區受到的強烈的西方資本與文明的入侵，湖南的自然經濟所受觸動較少，在道光、鹹豐年間，主要還是傳統的土地兼並的矛盾占主要地位。

在當時，湖南境內土地兼並的情況是很嚴重的。即以湘軍最為集中的湘鄉為例。湘鄉出賣土地的方法是一種“田不分售”的辦法，據《湘鄉縣誌》記載，“原額買入若幹畝，售出必如其額。有分買其十之四五者，少間必責全賣，否則坐拚滋訟，甚成命獄。富戶既少，原額價多，河清無期，作繭自縛，往往千金之家，負債一二百金，其始不忍以少價讓多地，其繼債息孽長，減價出田，應者無人。不十年，盡售之，不足償債。”這種辦法，是一種完全偏向大地主、大富商的作法。因為將土地全部出賣，總價必然高，一般隻有大地主、大富商進行接觸，而大地主之間已經形成聯手壓價的默契，其他人則攝於其勢力與氣焰，縱然田主“減價出田，無人應之”，最終結局大多是以極低的價格出賣全部土地。在湘鄉周圍的其他地區，情況也大都如此。

這種局麵，不但使廣大普通農民處於無地無業的境地，對中小地主也造成了極大的壓力，他們雖然不致破產，但生活是日漸窘迫了。曾國藩的家庭，在其曾祖時還有數千金的產業，到他父祖輩時已經是個典型的中小地主了。至少在曾國藩為官之前，他的家庭成員包括他自己都要從事一些農業勞動，乃至他為官之後仍然在家書中叮囑諸弟要讓子侄們種菜、養魚、養豬，多多勞動。而湘軍的另一個巨頭左宗棠家境或許更差些。在左宗棠幼年時，家中共十口人，每年地租收入不過四十八石穀，最多也隻算是個小地主。左宗棠後來也提到他父親“授徒長沙，先後廿餘年，非修脯無從得食”。生計之窘，迫可見一斑。湘軍其他將領如羅澤南、劉蓉、李續賓等，其經濟狀況也大都如此。

正是這種相同的經濟狀況，形成了湘軍將領共同的思想特征和政治傾向。一方麵，他們對豪強兼並、官吏腐敗的現象深為不滿，希望能恢複封建盛世的經濟、社會秩序；另一方麵，他們又對社會的動蕩、農民的怨憤深為不安，擔心會一朝禍起，毀掉他們的家業和統治地位。因而，他們迫切地希望能夠由自己動手，恢複過去的秩序，挽狂瀾於既倒，同時實現自己的政治報複，改變自身窘迫的經濟地位和狀況。

由於中小地主窘迫的經濟地位使得他們與社會中下層有著廣泛的接觸，從而對社會實際情況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曾國藩早年的奏折中就說：民間有三大疾苦，“銀價太昂，錢糧難納”、“盜賊太眾，良民難安”、 “冤獄太多，民氣難申”；官場有四大通病，京官則“退縮”、“瑣屑”，外官則“敷衍”、“顢頇”。對於農民起義，曾國藩也說過“推其本源，何嚐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複反顧。”左宗棠的分析則更為激烈，他說“上失教，故民惑於邪說而會匪以生；上失養，故民迫於饑寒而盜賊以起。”

當然，雖然這些中小地主對現狀有諸多不滿，但對清王朝他們是非常忠心的。首先，他們生活雖然窘迫，但仍然保有其統治地位，他們仍然可以出仕做官，政治道路並未完全堵死。其次，他們自身所受的儒家教育培養了他們的忠君思想，他們理想的社會模式是上下有序、尊卑有等、各安其分的社會。他們批評的目的隻不過是希望清政府能夠作一些改良，革除弊政，緩解矛盾，重現“天下大治”的封建社會。對於起義農民，他們都持堅決鎮壓的態度。例如曾國藩就主張“痛加誅戮”、“純用重典”，並說“自以殺賊為誌，何必以多殺人為悔？”在後來同太平軍的征戰中，他也“身體力行”，因而博得了“曾剃頭”的 “雅號”。

然而，比較困難的生活曆練、對實際情況的了解，畢竟給曾、左為代表的湖南中下地主集團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首先，使得他們都具備了一種實幹、實用的精神。他們能夠從實際出發，采取較為靈活實用的策略，對士氣、民心的維持也比較注重，曾國藩曾作《愛民歌》在湘軍中傳唱，教育官兵要愛惜百姓，作《官兵歌》以融洽官兵關係。其次，使得他們具備了一種開通、學習的態度。湘軍軍製就是以他們對清朝軍製的一種大膽變革。同時，他們也是較早接受“師夷長技以治夷”的思想的一批人，在同太平軍的作戰中積極學習、引進西方的軍事技術，其中大多數後來也成為洋務派的骨幹。第三，使得他們具備了一種堅忍不拔的意誌。湘軍將領打仗大多以堅忍出名，曾國藩、左宗棠、羅澤南、李續賓、曾國荃都是如此，因而湘軍能夠屢遭重創而不倒，這與他們早年的艱苦生活磨練是分不開的。

　　而在當時，滿族大員昏聵、腐敗已極，就連肅順都說“滿人糊塗不通，不能為國家出力。”清廷以往依靠的八旗、綠營也幾乎完全喪失了戰鬥力，不堪一擊。這就使得以曾左為代表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顯得佼佼不群，當統治者們遇到巨大的危險和嚴峻的考驗時，很自然的將依靠他們來度過危機。

（二）社會的動蕩和矛盾的激化

鴉片戰爭以後湖南境內社會動蕩不安，階級矛盾極度尖銳。

一方麵，如上文所述，嚴重的土地兼並使廣大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和產業，破產的農民需要尋找出路。另一方麵，鴉片戰爭以後，對湖南的手工業特別是運輸業造成了極大的衝擊。鴉片戰爭以前，因為清朝政府隻開廣州一口通商，凡外國運來貨物，由廣東上岸後，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運至各地；而中國絲、茶運往國外的，也先在湘潭裝箱再運至廣東。所以當時湘潭周邊地區商業極其繁盛，尤以手工業和運輸業為盛，當時的運輸工人竟有十餘萬之多。鴉片戰爭之後，通商口岸增多，湘潭逐漸蕭條，原來依靠這條商道的手工業者和運輸工人失去了生活來源，成為失業者。

這些數量眾多的失業農民和工人的存在，對社會構成了極大的壓力，各種社會矛盾極其尖銳。不少人加入會黨，互相聯結，迫而無奈則鋌而走險。而湖南人的倔強、戇直的性格特征，又使得他們一旦“激而不複反顧”，其反抗也就更加激烈、徹底，破壞性和危險性也更大。事實上，在鴉片戰爭之後至太平天國前後，湖南的各種武裝鬥爭和會黨起義就達五十多次。舊有的秩序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這種嚴峻的社會環境，使得後來的湘軍將領們感到極大的不安，他們擔憂的盜賊蜂起、天下大亂的時刻已經逼近了。但同時他們也看到，由於農民的淳樸和政治上的單純，這些失業農民和工人經過拉攏和整編，可以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潛在兵源。他們開始積極的籌策解決的辦法，少數有職有權者，開始創辦團練，吸收失業農民與工人從軍，利用他們鎮壓農民起義。最早興辦團練的，是後來成為湘軍重要首領的江忠源，他在1847年就募勇成團，鎮壓湖南新寧雷再浩的起義。這為後來湘軍的創立作出了最初的嚐試和成功的示範。

（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