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寶琨是1961年認識侯寶林的。

當時他是北京大學中文係的學生，畢業分配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在中央廣播電台做編輯。薛寶琨很早就喜歡聽侯寶林的相聲，北大畢業做論文也是關於相聲語言的研究，就在去廣播事業局報到之前，薛寶琨聽說廣播文工團說唱團缺少創作員，結果他沒有到文藝部報到，而是到說唱團當了創作員。

去廣播說唱團報到的當天晚上，侯寶林正在演相聲。薛寶琨就躲在側幕邊上看。侯寶林演的是他拿手段子《戲劇雜談》，第一次在側幕間看到侯寶林的時候，薛寶琨非常激動，其時，侯寶林已是中國“新相聲”的代表人物、全國政協委員。剛出大學校門的薛寶琨對侯寶林滿心仰慕和尊敬。演出結束，薛寶琨被人引薦給侯寶林。

侯寶林為人很熱情，非常有風度。但是他的一句話刺激了薛寶琨，侯寶林說：“別看你是北大的高材生，你幹這行還得從頭學。”薛寶琨自此跟著侯寶林，幾乎所有的演出都跟著，天南海北不管多遠都去。侯寶林有演出，薛寶琨就為他提道具，演出開始就躲在側幕看。

薛寶琨因研究侯寶林被評為副教授，又因研究相聲晉升為國內惟一的相聲學教授，現為中國曲藝研究會副會長、南開大學東方藝術係教授。他著有《侯寶林和他的相聲藝術》等15本共300餘萬字的著作，是侯寶林研究的權威。

在舞台的側幕，他目睹了一代相聲藝術大師的表演風采，也見證了相聲藝術的興衰。

左起：於世猷、趙連甲、劉寶瑞、侯寶林、馬季、郭全寶、張英1960年拍攝電影《遊園驚夢》

最初相聲場子裏沒女人

舊社會所有的藝術行當裏，曲藝是最低的。

戲曲演員比如梅蘭芳先生、馬連良先生，要比侯先生他們高。侯先生跟我講，人家瞧不起曲藝，尤其瞧不起相聲。一個京劇的三流演員要過生日唱堂會的話，找一幫藝人到他家去演出，你得乖乖地去。曲藝界的大王比如劉保全----—曲藝界唱大鼓的第一把手，他過生日要請一個三流的京劇演員到他家裏去，都不會有人去。曲藝裏麵，尤其瞧不起的就是相聲，相聲很長時間是不允許進入劇場的。

1940年代相聲才開始進入劇場，1940年代以前，相聲在什麽地方呢？撂地攤兒，就是在馬路邊兒上，或者在平民聚集的場所，比如天橋，那是三不管地界兒，窮人聚會的地方，那裏有塊地兒，擱幾條板凳，叫做風來吹，雨來散，刮風減半，下雨全無。看天氣吃飯，風一吹，就沒有人了，大家就餓著，雨來了，大家就散，刮風減半，一刮風的時候，人就很少了。那時候說相聲的零打錢，演一段，拿個缽子討錢，跟人說好話，說自輕自賤的話來羞辱自己，討好觀眾，說相聲的人在社會上地位很低。相聲表演內容也很不堪，經常是胡說八道，生理的、倫理的，爸爸兒子、肚臍以下三寸的地方，就在這兒來回轉悠。就是靠這個嘩眾，吸引人，實際上是下層人民宣泄壓抑的一個場所，

原來在相聲場子演出的時候，沒有女觀眾。有一位老太太去看相聲，他們裏麵有一位相聲演員就把老太太勸走了，上別處去吧，老太太說我想聽相聲，您別聽這個，我們這兒不說人話，老太太說，你們不許說人話嗎？

舊時代戲園子的情景

說黃的，說葷的，說帶性刺激的東西，不光是相聲演員，連四大名旦在演出時也穿得很暴露，胳膊抹上白粉，一個很有名的京劇演員，上台的時候從嘴裏拿出兩個假牙來，用這個找噱頭，演員穿旗袍，燙頭發，露大腿，叫作色藝雙全，不光要有藝術，還要有聲色。那時候開始有女演員、女藝人出現，在這以前還都是男藝人多。所有的藝術樣式都這樣，曲藝也是這樣。藝術競爭很激烈，大家口袋裏拿不出錢，今天掙了活兒，明天不知情況怎麽樣，藝術肯定往下來。相聲演員就不光演相聲了，去演幕表戲了，像現在的小品。什麽叫幕表戲，就是我給你一個提綱，今天你們倆演戲，你們倆是夫妻關係，在台上你一定要把他弄死，什麽詞，什麽情節我不管，這兩個人去商量，商量還有什麽台詞，全靠即興發揮，就像現在的消費文化一樣。那時的相聲是什麽狀態呢？就是低級下流的段子非常多，黃色的段子大概不下100段，規矩人不許聽相聲，誰家孩子去，回家就挨一頓打，聽相聲是學壞的開始。

侯寶林走紅以後穿西裝

侯寶林先生讓相聲從下三濫的狀態，回到一個正常的狀態。

侯寶林是在天津走紅的。在1940年以前可以說是默默無聞，幾乎到了走投無路，1940年以前，侯寶林去過沈陽，到那兒也被冷落，回到北京依然被冷落，然後就跟郭啟儒搭伴兒，1940年兩人就到天津，到天津當天就叫響了。演出到最好程度是，相聲隻能唱到倒二，不能壓軸，不是最後一個，是倒數第二個。他演到了大軸的地位，就是最後截底，從他那兒開始，相聲可以在最後一個。我們現在的欣賞習慣也是，最後一個是最好的。那叫大軸。然後他的包銀就上來了，薪俸、工資就拿到大軸的錢，他認為拿到大軸的包銀，不僅生活提高了，也給相聲露了臉。到了1943、1944年就拿到大軸了。他在天津紅到什麽程度？他白天和晚上要有兩家劇場，晚上還要跑五家電台說相聲。那時候，他已經可以跟那些很有名的藝人同台演出了，唱梅花大鼓的金萬昌、唱京韻大鼓的劉保全，就是他同台的名角。

相聲演員在過去都剃光頭，穿大褂，走在街上穿的都是布衣，侯寶林紅了以後就穿西裝，留分頭，用現在的話就很時尚，同行人看見他就說：喲，侯先生怎麽著。天津人說話，喲，你人了，人了就是你出人頭地的意思。侯寶林先生說，我人了怎麽樣，我難道就不應該做人嗎？

1950年，侯寶林參加了相聲改革小組，這個小組有黨的文藝工作者、有著名的語言學家，也有像老舍這樣的平民作家。老舍也給侯寶林他們寫段子，他們的段子也讓老舍去聽。適逢建國初期，相聲藝人的狀態都很灰暗，對前途沒有信心，他們認為相聲這套玩意，騙得了舊社會，騙不了新社會，趕緊趁著年輕力壯去改行。侯寶林認為共產黨不會取消相聲，是相聲不爭氣，所以一定要改，首先改的就是相聲裏麵汙穢的語言、下流的內容。

侯寶林成為“新相聲”的代表，他的《婚姻與迷信》、《買佛龕》、《衣冠害人道》，以新社會新人的視角回看舊的時代，他以善良和溫暖的幽默諷刺舊時代的荒誕。

馬季用相聲打麻雀

到1950年代末和1960年初，馬季開始跟隨侯寶林先生去中南海給毛主席演出。

馬季1956年正式進入中國廣播說唱團，成為一名專業相聲演員。當時的領導確定侯寶林、劉寶瑞、郭啟儒、郭全寶等當馬季的老師。其中侯寶林為責任老師，幾位名師教一個，侯寶林形容當時的馬季是“千頃地，一棵苗”。到中南海給毛主席演的都是些小段子，讓老人家休息，一高興就完。演過《畫像》、《跳大神》、《黑斑病》，一起給毛主席演。開始大家都還緊張，他的秘書說毛主席不需要你們教育，你們就演個好玩，讓老人家開心。演出的時候毛主席就那麽細細地聽，聽完以後，站起來，跟侯寶林和馬季一一握手。

毛主席說了一句令馬季永生難忘的話：“還是下去好。”

馬季去世，大家認為馬季是新相聲的代表人物，但是歌頌不是他發明的。

馬季原來是新華書店的售貨員，1956年參加全國會演的時候，就被侯寶林和當時的團長白鳳先生看中，然後調過來。馬季他過去很喜歡相聲，泡相場，對相聲很熟悉，雖然他沒有向侯寶林他們老一輩拜過師，他沒有科班的訓練，而且那時候也不可能教你傳統的東西，而他自己又是共產黨員，時代又這麽召喚他，我想馬季寫新相聲，寫歌頌相聲，是曆史的必然，也是他性格的必然，馬季在這個期間寫了一些歌頌相聲，《登山英雄讚》、《登山小八路》、《找舅舅》。至於那些相聲現在還有沒有美學價值，那是見仁見智。

歌頌相聲為什麽會起來，一是大家從感情上說覺得舊的不好，新的好，特別是藝人，他們都感激新社會，他一定要歌頌，按他們的話就是時代的要求。相聲演員和別的藝術領域的藝術家一起，緊跟時代潮流，比如打麻雀。1958年的時候，毛澤東號召除“四害”，麻雀是“四害”之一，那時候我在北大念書，我們每個人都拿一個洗臉盆出來，就在院兒裏敲，麻雀不敢落，好多麻雀心髒破裂掉下來。1958年以後的新相聲和其他所有的文藝樣式一樣，助長了社會的浮誇風。

相聲的傳統功能----—諷刺被消解，諷刺遇到了困難。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大家認為共產主義就要到了，每個人都在檢討自己的保守思想，晚自習的時候，食堂的人把門推開，送冰激淩，白吃，食堂吃飯的時候，花生米隨便吃不要錢，新華書店無人售書，不幾天書就都被偷光了。

歌頌相聲就是這時候出現的，歌頌相聲的第一人是東北一個藝名叫作小立本的演員，他寫了一個叫作《社會主義好》的段子，這個段子幾乎沒有什麽故事和情節，完全運用快板的語言，開始說什麽機什麽機，這個機那個機，這些機都是生產用的，最後為了抖包袱，就是蘇聯花布布拉吉，大家也笑，笑那種快捷的節奏和輕鬆的感情。還有《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相聲已經完全沒有藝術可言了。相聲用來歌頌沒有錯，擴大相聲反映生活的功能，但是問題是怎麽樣歌頌，這個歌頌的背景是什麽，相聲後來的歌頌變成了假大空，變成了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變成了對現實的粉飾。

從1961到1966年，相聲在這段時間的發展還比較正常，但到“文革”就整個斷掉了。江青不喜歡相聲，認為是耍貧嘴，但是這期間也有相聲，比如馬季的《友誼頌》，還是能聽到。

不光是相聲有歌頌，所有的藝術都在歌頌，郭沫若帶頭歌頌，《十三陵暢想曲》那就是歌頌共產主義快到了。老舍先生留下來的《茶館》，是建國10周年的作品，但是老舍先生的《茶館》為什麽流傳至今，因為它真實，不管歌頌還是諷刺，隻要真實，就不會失去藝術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