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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繼續洋插隊的故事之前，先聊幾句網友回貼有關的話題。
小費。我出生在家境中等的知識份子家庭，兒時靠父母的工資，衣食無愁；又是家中的老麽，被嬌慣，無責任感，大手大腳習以為常。當工人後，體會了“新社會，新國家，自己掙錢自己花”的優越性，和小哥們胡造了幾年，周末回城裏，總得找個地方搓一頓。結果，上大學前一個子沒攢下，和我同時當工人的師姐師兄們，存款兩千以上的，不是少數。上大學是帶工資的，比較有錢，經常在吃的方麵周濟同宿舍的小兄弟，是寒假返校敢坐飛機的主兒。從來沒為錢發過愁，自我瀟灑了多年。直到到了美國，才麵臨了錢的危機，才知道錢不隻是用來瀟灑的，更重要的是用來維持生活、維持家庭的，這才從“揪著自己頭發想上天”，回到了地麵。當小費成為收入的主要源泉時，清高是裝不出來的。對不付小費表現出的惱怒，不僅僅是對錢的在意，還是對自己處境和努力不被理解的失望。而每天清點小費時的歡欣，也不僅是對金錢的貪念，更是對自己辛勞的欣賞。沒經過這類磨煉，大概很難體會這時的心情。對我來說，洋插隊的一個重要收獲，就是理解和體驗了自食其力的意義。
剝削。我沒有經曆過“人吃人”的舊社會，從小被教育得對剝削深惡痛絕。洋插隊的四年，親身經曆了被別人剝削，讓老板無償占有自己所創的“剩餘價值”的過程，卻無法產生痛恨剝削的反應。前兩天拜讀網友“圍觀生活”的大作，<打工生活，俺難以忍受的快樂>對他所述的“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感謝這些老板們提供的機會，讓多少個打黑工的老留學生，度過了最艱難的一段生活。”深有同感。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成千上萬的自費留學生，麵臨著生存的挑戰，卻無投資本錢，無北美謀生技能，更重要的，無合法工作的權利。接納這些創業者的，是遍布北美的中國餐館。我後來打工的地方，就有三個從大陸來的學生，兩個上海人和我；以後，我又陸續地介紹了四五個學生加入。很難想象，沒有這些餐館，為數眾多的中國學生今天會是什麽樣子。我自己一直是從正麵理解這些中餐館對自己的幫助的。
至於餐館隻付最低廉的工資，也不難理解。餐飲業的服務人員，曆來就是工資最低的組群，無論中餐，西餐。餐館業是競爭最激烈的行業，家庭經營的中小餐館，多是在賺蠅頭小利，慘淡經營。所以，壓低成本是必需的手段，而人工開銷，則是成本中很大的一部。再看看經營者，以我後來打工的餐館為例：從79年開業，到89年我離開，十年間，除了每年聖誕節放假一天外，老板娘每天從早上10點到晚10點，，全年工作。按我們能拿到的工資加小費共$12/小時計，全年她也該拿到5萬2千多元，這在80年代比剛畢業的MBA隻多不少。她拿不到這麽多是一定的，那麽，誰剝削她了？再考慮到應得的投資回報，或經營不善的破產風險，好像接受點剝削更舒坦些，是吧。所以，我理解剝削的正麵意義在於，由她的資金和做生意的欲望，解決了至少十個人的就業，受益的是經濟和社會發展。正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下麵還有兩句，是笑話，就不說了。
回到正題上來。
我去工作的第一天，是星期五晚上。先去認識將要一起打工的同事:一個是台灣來的，叫David，是位職業Waiter，在中餐館裏混了十來年了，自認是Captain，和他以後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另一個叫 Frank， 上海來的留學生，在State U 讀書，大哥的朋友。一位Busboy，小D，也是上海留學生，在哪讀書，沒人知道；一位Busgirl，老板的妹妹。老板娘冷冷地說了聲，讓David給你講講吧，就沒再搭理我。David告訴我，這裏很忙，尤其是周末，動作一定要快。又說這裏是打共產，就是所有的小費合在一起，最後平分，每個Waiter得四分之一，小D和老板的妹妹分另外的四分之一。(Busboy能得Waiter的一半，是這家餐館的一大特點，David 一直忿忿不平，說小D是老板他爺)。他很直率地說，因為是共產，所以大家都要自覺，別想偷懶，讓別人多幹。這些我早就知道了，因為大哥曾在這兒當過Waiter， 和David共事三年。據他講，David人不錯，幹活麻利快捷。就是小氣些，對幹多幹少很在乎，分小費極認真，最後的一個Quarter 也要用零錢分開。
那天晚上是真忙，和我原來幹過的餐館沒法比。一百多人的位子，坐得滿滿的，而且都轉了兩次。盡管是新手，對菜不熟悉，但我還是盡量多接單子，還幫他倆出菜，幫小D收拾桌子，一路小跑幹一個晚上，力求在老板娘和同事間留下個好印象。辛苦換來好評：David說，聽你大哥介紹過你，不錯，以後一起幹！最高興是分小費，David把我的那份交給我(一定是David分小費)，一數，五十多塊。哇，這麽多！“這兒周末都是這樣，有大Party 定位還會更多”。
以後每周工作兩個晚上，兩個全天，家裏的經濟明顯好了起來。Frank和小D相繼辭工後，我介紹了幾個同學進來做Busboys和waitress，把這個好的掙錢機會分享給洋插隊的隊友們，也打破了以前老板的規定，他是不要女生的。因為和老板老板娘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我又像以前一樣，可以在老板娘不在的時候，掌管錢櫃，兼管雜七雜八的事，這個餐館好像真的成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老板娘對我也越來越好。生老大的時候，她和老板送給兒子一副金項鏈，還在餐館為我們辦了兒子滿月的酒席。她介紹我加入了一個韓國華僑和韓國人私下成立的儲蓄互助會，為我賺了幾千元。要不是有他們餐館擔保，人家不會要我，我也不敢參加的。逐漸地，關係從雇主雇員向朋友發展，一直保持到我離開。這麽多年，我每年回加州幾次，總要找一次機會，去看看老板夫婦，在他們的餐館吃頓飯、敘敘舊。老板和雇員之間，能成為朋友，也是不易。今年七月回加州，全家在他們餐館用餐，老板娘送了個菜，猜猜是啥，“紅燒蝦子海參”，夠意思吧。
更有意思的是David。David的小氣和計較是全店知名的，開始我也是小心翼翼地對待他，不在任何能觸犯他利益方麵做錯事。慢慢地，我發現他對我很欣賞，不像計較別人那樣計較我，還主動和我講他的過去，他的家庭，他的孩子。後來我們成了朋友。有一次和大哥聊天，無意間說我給David分好的小費，大哥大吃一驚，說：他讓你分小費了？我和他共事三年，這可一直是他的專項啊！其實何止是小費，他的老Honda發動機燒了，隻得買了部新車，他知道我喜歡搗鼓車，就讓我把舊車拖走，換個發動機，還是一個很好的車。其實，他完全知道可以用舊車換來百十塊錢的。
每次和David一起打工，就是一次和平競爭的機會。因為是共產，我的想法是，他是老Waiter，經驗多，動作快，和我們共產覺得吃虧。所以，我一定要多做，做好，不能讓他覺得我在占他的便宜。我猜想他也有同樣的心理壓力，畢竟都是很自尊的人。每次我占先時，他總是說，就是打私產，也沒見你這麽玩命幹的，共產黨就是厲害。他占先時，我反唇相譏，國民黨反攻大陸了，正規軍就是比土八路強。時間久了，競爭導出互敬，彼此之間倒有些惺惺相惜了。
要去加拿大之前，他為我們餞行，他太太順便帶來了很多他兒子的舊衣物。他兒子已經十一二歲了，他還保留著他們四五歲時的小衣服，可見對財物的細致。他兒子是雙胞胎，給我們的衣服都是雙份。我兒子小的時候，哥倆差不多大小，每次看到兒子們一樣的穿著，就想起了David，想起了餐館的那段生活。太座最後調侃地說，認識你是我們的福氣，他卻十分認真地說，我接觸了很多的大陸人，但喜歡的就是你老公這種人，真服了你老公的工作態度和處世為人。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為謀生和學習，放下身段，端了四年的盤子，卻得到了來自不同社會的人的認可，也算是洋插隊的另一收獲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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