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環球時報》有的報道，把力主占中的原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或泛民主派等人士說成是“禍港四人幫”。說什麽黎智英給泛民主派送了多少錢，是“金主”；說誰誰去英國拜見了副首相；還有什麽人到台灣與台獨分子施明德見麵取經，雲雲。總而言之，提出占領中環或對政改谘詢中提出不同意見，就是對抗中央、對抗《基本法》，是禍港，頗有上綱上線、炮火隆隆的階級鬥爭味道。
公民的遊行示威經過報批同意，隊伍經過中環未嚐不可。但我不主張占中，也反對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占中。因此，提出占中或組織準備占中，都是亂港或癱瘓香港的餿主意。
至於在前一階段關於2017年香港特首普選的政改谘詢中，泛民主派中有些人提出更寬泛的自由民主的競爭選舉路徑或方式，我認為是可以的。既然是政改谘詢，意見紛紛，有左中右，這才體現了自由、民主，體現了香港人關心政治、參與政改的熱情，是香港民主有希望的表現。
政改谘詢，是要熱乎乎的意見相左的爭論局麵，還是要冷冷清清的意見一邊倒的歡呼萬歲埸景？顯然，有爭論是好事，大家把心裏話講出來是形勢大好。
因此，在香港的第一波政改谘詢中有反對聲音，甚至有人要上街占中，是正常的社會現象，對此大驚小怪、驚惶失措，大可不必。
縱觀香港政改谘詢中的種種意見，嚴格地區分無非是主張自由民主多一點還是少一點的問題，不是要政改還是不要政改的問題，更不是要將香港統一在一國兩製的中國還是要獨立出去的統獨問題。因此，我認為，對香港政改提出不同意見的人或為了表達自己對政改的意見而提出占中的人，是朋友，不是敵人！
香港的政改，尤其是中國的政改，事關國家體製、國家前途和各階層利益，因此有各種各樣的意見，甚至出現左中右的意見傾向，都是正常的，是應該允許的，切不可動輒扣上什麽敵我矛盾或親西方的帽子。對政改中不同意見，不爭論或不允許爭論，都是掩蓋矛盾、回避矛盾的掩耳盜鈴辦法；隻有允許爭論、辯論，才能使政改尖銳對立的意見，趨於接近，達成共識。        （8月11日）

張超群
       泛民主派僅僅是拿錢、拜訪外國政要而已，用不著大驚小怪

最近一段時間，泛民主派人士去英國拜訪副首相，特別是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拿出多少錢給泛民主派的事炒得很厲害。說什麽泛民主派是親西方，黎是泛民主派的“金主”、操弄“占中”，黎似乎成了“禍港四人幫”的幫魁了。
泛民主派要搞活動，特別是要占領中環，當然需要錢，這是不言而喻的。錢從何來？無非是自己捐，去化緣。黎智英願意拿錢，瞌睡找到了枕頭，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如此而已。從爆料來看，且每筆錢有來龍去脈，不是糊塗帳。
當然，我們搞民主政治是搞公開政治，也就是說，捐錢者要公開，要有明細帳目；受捐者錢從何來用向何處，也必須記錄在案，經得起檢查或審計。
因此，對於在民主政治活動中的化緣或捐款，要用平常心去看待，用不著大驚小怪。當然，不排除化緣或捐款的背後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如果說真有這樣的事，則要提高警惕，順藤摸瓜，揭露真相。
至於泛民主派的人士拜訪英國副首相，尋求支持，也是平常的政治活動，不要看成是什麽陰謀詭計。當然，如果英國人利用香港政改企圖幹涉中國內政、破壞一國兩製，我們不禁要提高警惕，而且要堅決抨擊和反對。
記得我們共產黨在上海剛剛成立時，經費開支捉襟風肘，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經常向蘇聯打報告要錢，國民黨諷刺共產黨是“盧布黨”，但那時沒有盧布寸步難行啊！據《陳獨秀風雨人生》披露：“共產黨成立後，從1921年到1922年6月，黨費支出17655元，其中國際援助16655元，募捐1000元，隻占很小的部分”；又“根據陳獨秀的要求，12月，薩法羅夫起草了〈中國共產黨1923年支出預算〉，一年支出12000金盧布，平均一月1000金盧布，其中包括支持〈響導〉周報的210盧布和印刷傳單、宣傳員以及兩名中央委員差旅費開支等”。當時，共產黨不僅向蘇聯要錢，而且還經常匯報工作，大的行動必須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共產黨為了中國革命尋求國際援助，是情有可原，何罪之有？
香港政改是一件大事，但這是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的一個地方政府的事情。也就是說，香港的政改方案，要符合〈基本法〉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至於泛民主派對民主選舉有意見，可以提方案，但必須首先修改〈基本法〉。〈基本法〉不改，香港2017年的普選就隻能依〈基本法〉規定的路徑走。
選舉是政治遊戲，政治遊戲隻能按遊戲規則辦。
我相信，再壞的規矩比沒有規矩強；有規矩的民主比沒有規矩的大民主或隻有領導者個人意見的群眾隨聲附和的大民主強。             （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