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聖人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陳義不低。可我覺得這有待於商榷，因為根據當今的科學知識，父愛除了養育，教育之外，還有更為重要的DNA聯係。 當然，我們也不能苛求兩千年前的孔聖人能知道這個。不過，說師恩似海深就不為過，我就親身領受過，且終生難以忘懷！ 一九七二年五月，我從兵團轉到我父母下放的甘南藏區，在我麵前擺著兩條路：或是進工廠，或是上中學，父親讓我自己選擇。 因為文革停課，我表麵上是初中畢業，實際上隻有小學的文化水平。在兵團的勞動經曆使我認識到了知識的重要性，和大學生的接觸使我有了對大學生的崇拜。為了將來能上大學，我二話沒說，意然決然地選擇了上中學。
當時甘肅的學製是五二二，即七歲上學，小學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上到高二也才十六歲，可我當時已經年過二十。 初中無法收我， 隻好上高中。又因為離暑假還有二個月，所以學校勉強同意讓我跟著高一級走，先上二個月，如果能跟得上，暑假過後就可以上高二，要不然。。。。。
數學宋老師 進了校門後的第一節課是數學，教數學的宋老師正好也是我所在的高一（1）班班主任。他是文革中從西北民族學院下放到甘南的。 長臉，下額有點突前，像電影“巴頓將軍”中那個巴頓的下巴， 沙啞的嗓門，一口陝西話，總愛繃著個臉，一看就是個不搞調和的脾氣。 因為我個頭兒高，塊兒頭大，他就叫我的坐在最後一排。還冷冷地撂了一句不客氣的話“要是跟不上，就到初中去”。 這節課講的是解析幾何的二次曲線，說來也奇怪，我這連平麵幾何都沒沾過的人，居然聽懂了！下課後我趕緊拿本初中數學，補學一元，二元，二元一次方程， 也很順利。可能是年歲大，理解力強吧， 就這麽三弄兩弄，等到階段小測驗，我竟然拿了個96 分，喜出往外。宣布成績後的第二天，宋老師一進教室，二話沒說就宣布給我換座位，還是最後一排，但周圍的三個同學全換了。 我感到有點莫名奇妙，但也沒悟出個道兒道兒來。隻見全班的同學都轉過頭來， 看著我笑。我剛到班上來不久，跟誰也不熟，也隻好“嘿嘿”地一樂，以笑還笑。
以後的數學考試，我次次都是滿分，再沒發生過任何的異常情況。 過了一陣，我才明白，原來宋老師給我換座位，是懷疑我第一次測驗的成績是溜眼得來的，他把三個數學很差的同學換到了我的周圍，看看我還能不能拿好成績。我在社會上混過，能理解老師這個心思，直到畢業也沒問過他。不過，從宋老師看我的眼光和態度，我感到老師對我的看法在變化。放暑假的時候，我自補平麵幾何，三角函數，有問題啃不下去，就找宋老師。他還是很嚴肅，但詮解得清清楚楚，有條有理，讓我很快就掌握了。 放寒假時候，宋老師的家眷都在陝西老家，他要回去探親，我也要回北京，搭火車都要必經省會--蘭州。可我在蘭州沒有落腳之地，那時候可沒現在這麽方便，有那麽多的旅館，還可以網上預定。宋老師得知後，立即找到我，帶我一起住進了他的一位老朋友家，睡在一張床上，還送我上了火車。 1977年高考複習時，我都已離校四年，有問題回校請教，宋老師還是次次熱情接待，耐心回答我所有的數學問題。 語文王老師 記得頭一次上王老師的語文課，講的是魯迅呐喊中的一篇小說“孔乙己” 。我從小學語文就不咋地，作文一路3分，到了六年級才見了寥寥幾個4分，再加上文革中上的一年初中全在瞎鬧，讀懂魯迅的文章不是那麽容易的。下課放學回家時走到校門口，正好看見王老師推著輛自行車也往校門外走， 我就追了上去。王老師是位年輕的女老師，個不高，我從後麵拍拍王老師的肩頭，劈頭就說“王老師我有個問題”，周圍立馬爆出一陣大笑。記得再清楚不過了，隻見王老師轉過來的臉由白變紅，帶著一絲慎怒的眼光從那副淺紫色框架的眼鏡背後直射出來，我一見有點懵懂了。隻聽王老師沉著嗓子問到“啥問題？“後來就不用說了，老師自然是回答我的問題，然後蹬上車走了。 這時同路的幾位男生走了過來，用有些調笑的口氣告訴我”完了，完了，這回你可把王老師得罪了，你怎麽敢拍女老師的肩膀呢？王老師可是校黨支部委員“。 哎呦！我這才明白我”罪在何處“，雖然是在文革中，甘南的中小學從沒斷過課，尊師愛教之風仍沒喪失。不像在北京，中小學停課達兩年半之久。我這種看上去沒大沒小，沒師沒尊的行動，當然使老師在眾同學麵前顏麵盡失。但知道也晚了，箭出難回，覆水難收啊。後麵更大的麻煩也跟著來了。 體育劉老師 問題也是出在第一節課，是跳高。這跳杆該設多高合適呢？ 其他同學都不到十六歲，而我二十掛零了。就是在二十歲的人裏，我也不算矮的，一米八零，但這跳杆當然要設的合適於大多數同學。我們男生排成隊，一個一個過。我是羊群裏的一頭駱駝，雙手插在褲兜裏，腿還不斷地亂哆嗦，現酷。 輪到我跳了，我連跑都不跑，快步溜到杆下，一抬腿，嗖的，過去了。 正在得意呢，隻聽一陣宏亮的平涼話聲“什麽氓流習氣，別把社會上的壞毛病帶到學校來！”，“把手拿出來”。 喔哈！ 我好像當頭挨了一棒，意識到是在說我， 緊忙從褲兜裏抽出兩手，低著頭跑回的隊伍。糗是不自覺做的，羞恥還是知道的。這時本來還亂嗡嗡的運動場突然變得一片寂靜，可能大家都被劉老師這突如其來的喊聲給嚇住了。 俗話說的好“好事不出門，臭事傳千裏”， 一個北京來的“老學生”滿身的壞習氣，在這邊遠藏區的第一名校裏傳得沸沸揚揚，同學們都用異樣的眼光看著這頭駱駝。以 後才知道，學校曾開過一次校務會，有的老師提議，把我退出學校，因為年歲超大，社會壞習氣多，一隻老鼠有可能壞了一鍋湯，長此下去恐怕把其他同學也帶壞了。 不知為何，這個動議沒有執行，可能是要“以觀後來”吧，我在學校繼續學了下去。咱也沒那麽愚，知道老師不喜歡啥，咱就改，轉機也就很快隨之而來。老實說，究竟是怎麽來的，怎麽轉的，老師沒告訴過我，我也不清楚，但猜想是來自下麵這幾件事兒。 文革期間學校都興學農學工。大城市裏的學生學農要到城邊的郊縣去，而甘南合作鎮本身已經是個大農村，學校裏有地，老師同學就一起在學校裏種菜。所得收獲，一部分賣到大街上去，一部分留給學校老師食堂。 學校裏沒有學生食堂，因為住在鎮裏的同學大都是當地的幹部子弟，巴掌大的地方，他們都吃，住在家。住校的同學大部分是農民，牧民，小生意人的子弟，家裏能供上高中，已經是了不得的事兒了，那還有錢去吃老師的食堂。全是自己在宿舍裏煮水，拌糌粑度日，極少有青菜，條件之艱苦是現在的人難以想像的。 甘南地處青藏高原，高寒，無霜期很短，到了五月底，六月初才可以把菜苗載下去。也隻能種萵苣，蒜，大白菜，這些成熟期短又耐點寒的菜。 開始翻地了， 我這在兵團鍛煉過的身板，鍬功可有了用武之地。咱身大力不虧，幹活又從不惜力氣，在兵團年年都是五好戰士；上大學第一年到農場翻稻田，咱也拿了個獎狀，不能“武”，能行嗎。這回那些 “小同學“和老師們都不在了話下，不是吹的，咱一人頂他們三個不止！一仗下來， 王老師，劉老師的臉上對咱都有了點笑容。 還有一件事可能也是個轉化劑。一個風和日暖的上午，我們正在上語文課。王老師背身在黑板上寫東西。坐在我旁邊的和前麵的兩位同學，忽然“啊！”的一聲都跳離了座，王老師回過頭來問“怎麽啦？”，那兩個同學用手指著坐在我斜前方一位同學的後背，喊“虱子，虱子”。我順著手指的方向一看，幾隻虱子正在那位同學的後衣領上爬。我沒離座也沒叫喚，伸手把它們掃到了地上。我之所以這樣做，一是我覺的應該尊重這位同學，他也是住校生，家境很差，一年四季都是那一件外衣，冬來套棉襖，春秋當罩衣。可學習不含糊，文理知識很強。尤其是辨論個啥事兒，他引經據典，條條是道； 二是，虱子這動物咱在兵團屢見不鮮，不足為驚。那位同學的臉當時紅的像關公，不敢抬頭。此刻全班的人都回過頭來，往後邊緊望。王老師發話了“喊什麽喊，人長虱子有什麽大驚小怪的，打死就成了嗎。回座位，上課！”。 下課後，王老師特意從我的課桌旁走過，朝我笑了一笑。 各科學習在通過自己暑期的補習和老師的辛勤教導下不斷進步，到了高二，從第一學期開始一直到畢業，我的數學，物理，有機化學，政治，語文成績都是門門，次次滿分。當年正是 張鐵生交白卷前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回潮”期，我寫的一篇下廠勞動當鑄工體會的作文還被學校推選到當年的省中學生優秀作文選。當然是王老師首推的。作為學校推選的州優秀共青團員，我在州體育館給全州的優秀學生作了如何搞好學習的主題發言。 政治李老師 老師當然是喜歡學習好的學生，你學習越好，他們就越愛幫你，望你成才；他們越幫你，你學習的勁頭就越大，進步也就越大，這是一個常見的良性循環。離開了學校，我在工廠幹了四年， 終於迎 來了決定一生命運的高考1977。 當時隻有三個月的複習時間。要複習，找材料是關鍵的第一步。我風風火火的跑回學校， 當時學校還在放暑假，大部分老師都不在。真乃機緣巧合，進了校門就碰見了留守在校，教政治的李老師。我在校時他和語文王老師一樣，也是校黨支部委員。 見到我，李老師喜笑顏開，明白了 我的來意之後，他從屋裏拿了一把鑰匙，帶著我直奔學校的後院。在我的印像中李老師一向很平穩，無論是在講堂上講課，還是平時說話，辦事兒，甚至連走路都是慢悠悠的，顯得沉著冷靜，有條不紊。今天卻一反常態，行動利索快捷之極。 我們來到一座兩層的舊木樓前，上到二樓，李老師打開了一扇看上去塵封了已經很久的房門。 我邁步進門， 借著從門外照進來的光亮，我看到地上，桌上，書架上全都堆満了落了厚厚灰塵的書。我驚呆了，好像忽然見到了一座金庫！李老師站在房門口，習慣地把兩手交叉地放在身前，一字一字地說“你挑吧，從1966年到現在，整整十一年了，此屋沒有開門見過天日“。我迫不急待地在書堆中翻了起來。“三角函數”，“運動學”，“動力學”，“平麵幾何解析”。。。當我抱著十幾本當年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寶書，走出校門時，宛如剛從一場大夢中醒來。這些資料 在當年百人取一的大學錄取率下是多麽的至關重要，就像在當今的市場竟爭中，你在資金上具有絕對優勢一樣。 別忘了那是在1977年，文革還沒正式結束，一位黨員幹部，教政治的老師，為自己的一位學生打開了那被稱為“封資修”的大毒庫，是承擔了一種多麽沉重的責任。 沒有對學生的愛，沒有對知識的敬重，李老師會這樣做嗎？很難想像還會有什麽其他的動力。 英語安老師 那時一中的英語課是一周隻一節，真有點像聾子的耳朵，擺設。一年多的時間裏沒學了幾句話。我對英語的興趣在同學裏算是大的了，到頭來，除了26個字母和音標，也就記住學了篇“半夜雞叫”，“毛主席萬歲”和另外幾個什麽“萬歲”的口號。可我跟英語老師還是挺熟的。聽說安老師是甘肅定西人，小時候在教會學校上的學，大學學的也是英語。雖然他的英文是童子功，可因為出身地主，哪個外事單位，大學會要他呢？畢業後分到這窮山僻壤，娶了個當地的女工，落戶在一中的老師宿舍裏。 有一次我走過他家門前，聽到從裏麵傳出來一陣相當低沉渾厚的歌聲。我好信兒就敲了安老師的家門。安老師很客氣地把我讓了進去。原來他在聽英語歌唱片，是美國最著明的黑人男低音歌唱家，羅博特唱的黑人歌曲“老人河”。安老師給我講了這歌裏的故事，還告訴我羅博特是世界上啟今為止音色最低的男低音歌唱家。我當時很興奮，必竟是平生第一次聽到英語歌，而且聲音還是那麽的深沉悅耳。 1977年大學考試過去了，批卷工作是在各地市進行，一中的很多老師也參加了閱卷，被集中了兩個星期。一天，我到商店去買東西，忽然聽到後麵有人叫我，回頭一看是安老師騎個自行車從後麵上來。到了我眼前，安老師下了車，低聲問我，高考作文題是“不到長城非好漢”，你是不是寫的張國燾怎麽的，怎麽的？我說“是啊”。“我看字跡是你的，給了作文滿分，60”。說完登上車就走了。 當年的語文考試總分是100，分兩個部分，作文滿分占60分，語文知識占40分。這個消息，無疑是給正在度日如年，焦急等待中的我吃了一顆降火丸。無論如何，語文是過關了！ 當時我並沒有多想，但後來一琢磨，英語安老師竟能在四年之後還記得我的筆跡？我太太說，那是因為你的字太爛，可能，但寫爛字的學生不止我一個吧？數年之中在安老師眼前走過的也一定不是個少數，安老師能記的那麽真確,必是來自他對我的一番留心和嗬護！ 人生如白駒過隙，想起當年這些對自己不計時間，不計精力，諄諄教導，在人生最關鍵的時刻頂力托我跳過龍門，又大恩不言謝的老師們，說他們的恩情深似海，不為過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