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的兩個幹女兒：孫維世、李湄

　　周總理和鄧大姐關注的烈士子女很多，但在這些烈士子女中，能一直和周總理鄧大姐保持著非同尋常聯係的隻有兩人，她們一個是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孫維世，另一個是李少石烈士的女兒李湄。這兩個烈士的女兒都是當年周總理親自認下的幹女兒，她們一直稱呼周總理和鄧大姐為幹爸、幹媽。

　　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周恩來的早年戰友，1927年在大革命中犧牲，當時孫維世才五歲多。後來，孫維世兄妹四個在母親任銳的艱辛撫養下長大。抗日戰爭爆發那年，孫維世跑到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申請要去延安，可誰也不認識她，隻有16歲的孫維世一個人站在門口哭得很傷心。後來周總理回來了，他不但認了孫維世為幹女兒，後來還一直把她帶到延安。1939年，周總理因為手臂受傷要去蘇聯治療，孫維世得到毛主席的批準後也一起去了，她留在蘇聯學了六年多戲劇，新中國成立後就回國了。

　　回國後，孫維世和周總理與鄧大姐的感情非常好，1950年她獨自在西花廳為幹爸幹媽布置慶祝銀婚紀念日，令周總理和鄧大姐大為感動。後來，孫維世要嫁給金山，周總理和鄧大姐雖然不同意，但也沒硬攔，所以在她結婚時周總理特意讓鄧大姐帶去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當作賀禮。所有在場的人都明白，周總理是想給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戴上個緊箍咒。

　　以後的十幾年，孫維世與周總理和鄧大姐的關係一直很緊密，我在西花廳工作後還經常見到她來。那些年，孫維世給周總理和鄧大姐寫過很多信，在信裏，她稱他們為“親愛的爸爸媽媽”。

　　盡管周總理和鄧大姐十分喜愛孫維世，但在“文革”中也沒能保下這個烈士的後代——因為江青拚命要往死裏整她。1967年12月，公安人員闖進了孫維世的家，先是以“特嫌”的罪名逮捕了她的丈夫金山，後來把孫維世也送進了監獄。我們聽說，孫維世在牢房裏一直戴著鐐銬，還經常遭到毒打。

　　孫維世是在1968年10月4日被迫害死的，她死在監獄中，停止呼吸時還戴著鐐銬。當周總理和鄧大姐聽到孫維世去世的消息後十分難過，但在那種非常時期他們無法表現心中的悲痛，隻有默默地在心中悼念。

　　幾年以後，鄧大姐心裏還一直懷念著孫維世，她對我說：“維世就是太耿直了。她是個急性子，要不，她也不會死得那麽慘。”想到幹女兒的無辜慘死，鄧大姐十分痛心：“死得太可惜啦！”她感慨著。

　　失去孫維世這個幹女兒以後，周總理和鄧大姐對烈士子女暗中關心得更多了，這其中他們也給了李湄更多的愛。

　　周總理是在1942年8月認下李湄這個幹女兒的。那年，周總理調廖夢醒協助宋慶齡恢複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廖夢醒帶著李湄和葉挺的夫人李秀文及其女兒楊眉一同從澳門到了重慶。在廖夢醒和李秀文抵達重慶後，周總理當即在曾家岩50號宴請她們，當時兩位母親帶著兩個女兒一起去了。見到周總理後，李湄和楊眉親熱地叫了一聲周伯伯，周總理則一手一個拉著她們，高興地說：“叫幹爹吧！”就這樣，李湄和楊眉就成了周總理的幹女兒，雖然當時鄧大姐不在重慶，但她也順理成章地成為這兩個女孩兒的幹媽。

　　1945年10月8日，曾經擔任過周恩來秘書的李少石同誌在重慶遇害，周總理聞訊後立刻把烈士的妻子廖夢醒和

　　女兒李湄接到紅岩村的八路軍辦事處住了一段時間，他和鄧大姐把這個失去父親的烈士女兒當成自己的孩子，無論在生活上和政治上都給予了極大關心。為了鼓勵失去父親的李湄在學習和生活上有更大的進步，那年11月，周總理給她題過一幅這樣的字：

　　自力更生，前程遠大！

　　給李湄幹女

　　周恩來

　　十一·十八

　　李湄和媽媽在紅岩村住了一段時間，不久她們去了香港與何香凝老人會合。1949年4月，何香凝在女兒廖夢醒的陪同下，帶著外孫女李湄和孫子廖蒹、廖暉（廖承誌的兩個孩子）從香港來到解放後的北平。當時，廖承誌本想送李湄到蘇聯去學習，但李湄一心想參加革命，後來就去了華北大學的一個政治訓練班。夏季她從這個班畢業時，正趕上南方一些城市陸續解放，因此學員們都積極要求南下。當時，李湄也想到南方去，可她媽媽正陪著鄧大姐在上海準備接宋慶齡來北京參加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她一時無法征求媽媽的意見，著急的李湄想到了幹爹周恩來，就給他寫了一封信。周總理見信後，當天就給李湄回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意見。信中說：

　　李湄：

　　七月二十三日來信收到。你是否應該立即工作還是繼續學習應由學校負責機關及你所屬的團組織來決定，我們不應從旁幹涉的。你要問我個人意見，我不反對你工作，但工作地區不宜離開你媽媽太遠。

　　到群眾中去，北方有群眾啊！

　　你好。

　　周恩來

　　七月二十三日

　　在給李湄的這封信中，體現出了周總理對廖仲愷女兒廖夢醒的關心，因為她實在不想讓那位已經失去丈夫的烈士妻子再遠離惟一的愛女。李湄聽從了幹爹的意見，她後來留在北京工作，一直很努力。

　　“文革”中，雖然鄧大姐給自己製定了“三不政策”，但對於幹女兒李湄卻是例外。有一次，李湄來向鄧大姐反映劉少奇同誌的兒子劉源在外地受到排擠，生活也很困苦。鄧大姐聽完後馬上同周總理講了，後來，在他們的關懷下，劉源的工作和生活情況都慢慢有了好轉。（原刊《西花廳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