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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及其變體的命運
吳思
內容提要
本文試圖在曆史敘述中回答當代中國人的基本問題：我們從哪裏來？我們在什麽地方？我們往哪裏去？全文章節如下：
一、農民和帝國
1、帝國是暴力競爭的產物
2、帝國的均衡與失衡
3、官營工商業與民營工商業
二、新思想與士階層
1、意識形態性的執政集團
2、解釋變局的努力
3、被選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三、毛澤東思想
1、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
2、新民主主義
3、社會主義
4、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四、改革開放
1、壓力下的讓步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3、民主的利益與專製的風險
五、黨國之後
孫中山借鑒蘇俄建立了黨國製度，中國共產黨繼承了這種製度並維持至今。黨國製度可以視為帝國製度的一個過渡性變體，這種新製度一直在環境和自身的演變中努力適應並尋找穩定狀態。討論這個變體的由來、使命、地位和命運，不能不從源遠流長的帝國製度說起。
農民與帝國
1、帝國是暴力競爭的產物
迄今為止所有文明社會的曆史，都是擁有不同資源和能力的利害主體，在利害計算中合作和爭奪的曆史。
當掠奪性活動的利益高於生產性活動、並可以長期保持穩定之時，人類社會就出現了以暴力掠奪為專業的群體，出現了這種分工的社會表現形態——“暴力-財政實體” 。暴力-財政實體內部有暴力賦斂集團和福利生產集團 。暴力-財政實體內部的各種正式關係，總是由最強傷害能力的擁有者規定或認可的。而生產能力擁有者，隻能通過對暴力主體的影響和控製，間接地決定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人類社會中的各種權利安排，從政權到產權到種種人身權利，包括對這種權利體係的美化和神化，都是暴力保護下的某種安排的名字。
暴力賦斂集團是比生產關係中的階級劃分根源更深的社會集團。這個集團控製著暴力資源，擁有強大的傷害能力。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可以占有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人身，也可以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賦斂方式代替這種占有。
有文獻可證的中國文明史早期，井田製中的庶人在公田裏偷懶。公田裏草荒嚴重 。《呂氏春秋》說，眾人共同耕種一塊土地，集體耕作速度就慢，因為有辦法隱藏偷懶。分地後幹活就快了，因為無法偷懶了 。社會主要物質生產者難以監督和懲罰的大規模偷懶行為，造成了貴族和庶人雙方的損失，削弱了封建貴族的財政基礎，因而削弱了國家的整體實力，使之在暴力-財政實體林立的諸侯競爭中處於不安全的地位。這種困境逼出了中國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買賣，公田上的勞役也轉變為“初稅畝”中的實物。農民得到了較多的權利，公家得到了較多的糧食，雙方找到了新的合作形式。這是一場深刻的變革。
隨著井田製的逐步瓦解，私田交易的增加，自耕農出現了，地主、佃農和雇農也隨之分化形成了。作為暴力-財政實體擁有者的各級貴族，逐漸被作為暴力-財政實體代理人的官僚所取代，郡縣製開始替換分封製 ，中國進入了一個禮崩樂壞、暴力-財政實體分化兼並的時代。在庶人、自耕農、地主和佃農雇農的基礎上，依靠著他們提供的剩餘產品，也依靠著這種人力資源，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展開了對小國的吞並和對霸主地位的競爭，這是對安全、利益和聲譽的嚴酷競爭。
由秦國發揮到極致的國君集權製度，下層有一個能“盡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農製度，中層有一個由號令賞罰驅動的官僚代理製度，上層有一個控製一切資源的獨裁者。憑借這個體製和獎勵耕戰的政策，秦國將作為主要物質生產者的農民的生產潛力激發出來，將各種人力資源的體力智力和勇氣激發出來，並將激發出來的強大力量聚集在專製國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優勢。依靠這種優勢，秦國在暴力競爭中淘汰列強，創建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立法權與合法暴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裏。
帝國製度是分封製度進化的產物。作為暴力-財政實體，分封製度呈現為巨石金字塔結構，構成每一塊巨石的諸侯大夫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暴力-財政實體。“王”則是居於頂端的最大實體，控製著權利逐層遞減的下層較小實體。帝國製度則不然。它是複雜形式的單一暴力-財政實體，各種資源集中在頂端，中層則由官僚代理人構成的支架代替了貴族實體的巨石，基層是一盤散沙般的小農。這種結構可以比喻為金屬管材建構的井架，動力在頂端，資源在基層，兩端之間的鋼管架構就是負責上傳下達的各級官僚代理人。由於破除了世襲的等級製貴族政體，對各級行政官員的選擇範圍從貴族擴展到平民，選擇標準也從血統轉向稱職。
對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社會來說，秦帝國的建立結束了長達數百年的戰亂和半無政府狀態，為社會確立了秩序，展現了結束無休止的征戰的希望，因而深受歡迎 。但是，帝國製度在解決老問題的時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團瞞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問題。同時，帝國無可匹敵的強大導致了統治集團不受製約的自我膨脹，導致了對被統治者的過度侵害，自耕農製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勞役和刑罰製度所取代，帝國的根基破壞了，秦帝國二世而亡。導致第一帝國滅亡的社會基本關係的失衡，即暴力賦斂集團對福利生產集團的過度侵害，也是此後多數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
帝國製度是在多種暴力-財政實體並存、優勝劣汰的環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組織形式。這套製度調動資源的能力、戰爭能力和穩定程度接近了當時的生產和技術條件所允許的最大化。這是一套經過上百個國家二十多代人斷斷續續的積累和摸索，將不同領域和不同層次的製度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體係。這套體係高度適應草原地帶遊牧民族不斷入侵的地理環境 ，高度順應眾多暴力-財政實體爭霸中原的曆史演化路徑，同時又密切對應著作為自身基礎的小農經濟。這套高效率的綜合性適應體係 ，依仗著最適者生存的強大生命力，成為稱雄天下兩千餘年的具有獨立生命的曆史活動主體，占據了曆史舞台的中心，譜寫了人類文明史上的輝煌篇章。
2、帝國的均衡與失衡
西漢總結秦帝國的教訓，確立了帝國內部暴力賦斂集團與福利生產集團的均衡關係 ，並且調整了統治策略和控製形式。
儒家學說比較完美地描述和論證了這種均衡關係。在儒家的理想設計中，千家萬戶依靠人力和畜力、使用鐵製農具耕種收割的自耕農，每年向帝國交納百分之十的賦稅；國君通過多層次的官僚代理網和基層的裏甲組織征收賦稅，征集兵員，保護帝國及其臣民的安全，維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維護國君恩賜給各層臣民的相對權利，並向社會提供福利。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學說將這套秩序描繪為天道的體現，被皇帝確立為獨尊的官方意識形態，並且成為中國社會普遍接受的對公平和正義的基本看法。
儒家描繪的均衡關係，是統治集團與被統治集團長期互動的經驗教訓的總結。
由皇室、貴族及其官僚代理人構成的統治集團，擁有強大的暴力威懾和意識形態勸說能力，因而在雙方關係中占據了主導地位。但是，他們的選擇並不是不受限製的。農業生產者通過怠工、避稅、逃亡以及走投無路時揭竿造反等對策，決定著統治集團在選擇不同的土地製度、人身權利、賦稅形式和賦稅比例時的風險和利益，決定著不同統治方式的成本和收益。麵對小農的行為特征，管仲在“牧民”篇中表述統治原則說：“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複。 ”在統治集團眼裏，他們與物質生產者之間的關係，類似牧人與羊群的關係，而羊群對生長條件的要求、羊群的好惡和承受能力對牧人的行為是有重大影響的。為了長期利益的最大化，牧人必須約束自己，必須付出努力，提供並維護羊群的生長條件。這種政府功能，儒家稱之為天恩或德政，西方現代政治經濟理論稱之為“公共產品”，由公民以付稅的形式購買。無論叫什麽名字，在帝國製度中，它終究是一個暴力-財政實體穩定存在所必須提供的。
因此，將儒家學說確立為官方意識形態，並不意味著改變了統治集團的暴力-賦斂性質。增強統治策略中勸導說服和人心控製的成分，減少赤裸裸的暴力威懾的成分，同時對自身的行為有所約束，對物質生產者的意願有所尊重，這是統治集團降低統治風險的需要，也暴力統治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兵家權威孫子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法家集大成者韓非說：“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重視意識形態和人心控製，不過是暴力賦斂集團在和平時期選擇的一種低成本的統治手段。在王道式的手段好用也夠用時，自然可以用王道；感到王道妨礙了自身利益的時候，不妨公開或私下行霸道。選擇權畢竟在統治集團手裏。更何況，官方意識形態的獨尊地位也是以暴力維護的，因為這種意識形態所維護的利益關係合乎暴力賦斂集團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
在實際生活中，在統治集團與被統治集團的基本關係方麵，現實關係總是頑強地偏離儒家的理想和規定，偏離所謂的王道和天道，呈現出日漸墮落的總體趨勢，並形成人們意料之中又擺脫不掉的王朝循環。這種偏離均衡點的趨勢，發源於官僚代理集團對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統治者無力約束這種龐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農階級又無力抵抗各級權勢集團整體或個體的巧取豪奪，於是就有了潛規則體係對儒家宣揚的均衡體係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亂循環。王朝更替是帝國製度對過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機製。
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希望維持各集團關係的穩定和均衡，保證帝國的長治久安。但這種願望受到了自身利益和客觀能力的雙重限製。
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承擔著維護人間秩序的主要責任，同時也在這個秩序體係中占據了很大的利益份額。然而帝王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與帝國利益的最大化並不完全一致。皇帝是終身在位的，他可以追求千奇百怪的個人偏好，可以荒淫暴虐，可以不理朝政，同時又不必為這一切付出代價。他可以把胡作非為的代價和風險轉嫁給整個帝國，轉嫁給整個統治集團，轉嫁給自己的子孫後代。反之，精心維護帝國秩序所帶來的利益，卻有相當大的比例屬於帝國秩序各方麵的受益者，屬於未必見過麵的子孫，而辛勞卻完全屬於自己。這種利益關係也體現了一種委托代理關係——正像皇帝自稱的那樣，他本人也是受“天”委托的代理人，而天對皇帝的約束程度完全取決於皇帝自己願意接受的程度，根本不存在立杆見影的懲罰或獎勵，既無法撤換也無處提拔。在這種成本-收益不對稱的利害機製的激勵下，曆史上的暴君昏君和庸君比比皆是，合乎儒家理想的聖君卻寥若晨星。
皇帝作為天道的大股東兼最高代理人，要通過各部門各地區的各級官僚代理人管理帝國，維護帝國的秩序，而這些部門和地方衙門都有不同於甚至對立於帝國整體利益的特殊利益。官僚代理人的個人利益與帝國和部門的利益也遠非一致。他們擴張自身特殊利益的形式，體現為稅外加稅、費外加費、層層加碼的一套潛規則體係 ，一套通過自身的膨脹而架空了統治集團對被統治集團正式承諾的體係，一套並不明說的、由各種利害主體在實際生活的衝突中擠壓出來的、勾勒出真實的人際關係和集團關係邊界的規則體係。
潛規則體係對正規道德法令體係的偏離，源於從皇帝到官吏的真實行為對正式角色規定的偏離。各級代理人追逐代理人的私利，損害受托維護的公共秩序，這種傾向構成了貫穿帝國兩千多年曆史的醒目的公私矛盾。隻有在官僚代理人的行為與公共利益的要求完全一致的苛刻條件下，帝國的正式規則才是真實的。官吏的私心對仁義道德的取代程度，決定了潛規則體係對正式規則體係的取代程度。
相對皇帝及數目有限的廉潔的監察官員來說，那些以權謀私的衙門和官吏擁有難以對付的信息優勢。他們以欺瞞手段謀取私利的效益很高，到手的利益又有助於他們在官場競爭中編織關係網和保護網，獵取更高的職位。於是，帝國官僚體係中的每個活動主體都處於徇私賣法的誘惑和激勵格局之中。抑製這種對帝國整體利益有害的激勵，從技術上說是困難的，是帝國財政難以承擔的；從利害關係上說則是難以指望的，因為徇私賣法的受益者正是各級監督者，受害的平民百姓不僅無權監督，還被阻擋在官方的信息通道之外。
帝國不得不承擔上述官僚代理製度的弊病。當官僚代理製度以郡縣製的麵目大規模登上曆史舞台的時候，中國正在分封製培育出來的諸侯大夫的戰爭中流血。官吏代理人對他治下的各種資源的支配和控製能力要比分封的諸侯大夫弱得多，短暫得多，與中央對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對國君來說，這是一個比較容易控製的高效而穩定的製度。但是新的問題也隨之產生了：官吏與其治下民眾的利害關係更加短暫脆弱，就好像牧人受雇放牧別人的羊群一樣，官吏代理集團比分封的貴族集團更不關心百姓的死活。
帝國製度下的農戶是以一盤散沙的狀態存在的。豪門大族和各種民間組織都受到帝國警覺的限製。農民生活在裏甲製度的嚴格控製之下，他們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壓榨的收益很微薄，卻麵臨著殺雞嚇猴的巨大風險。在這種個體反抗風險遠大於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隻要能湊合活下去，退縮忍讓通常是農戶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水平高，與外界交易的次數少、數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緊。因此小農對公正穩定的社會秩序的要求並不苛刻，也不願意為此付出較高的代價。
小農經濟對貪官汙吏的耐受性很強，對帝國官僚製度的適應能力很高，直接結果便是支持了帝國的統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飼的家畜品種支持了粗放的牧養方式一樣，小農經濟也支持帝國粗放遲鈍的管理，並且間接抑製對帝國統治方式的耐受性較弱的工商集團的發育。另外，小農經濟對貪官汙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導致帝國崩潰的隱患。由於貪官汙吏的敲詐勒索比較容易得逞，這個集團的收入水平較高，這就激勵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貪官汙吏的行列，激勵壓榨程度逐步升級，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機出現，引發大規模的暴烈反抗。
小農經濟的分散自給特性決定了農民階級以兩種形態交替存在：和平生產時期的一盤散沙狀態與造反時期的集團狀態。這兩種狀態對統治集團的利害影響在能力和方向上大不相同，因而在相同的幾大社會集團的構成格局中，產生了兩種大不相同的社會秩序。對造反集團狀態的敬畏決定了統治集團對儒家規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對一盤散沙狀態的輕視又導致了魚肉百姓的潛規則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農民造反集團的餘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實現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潛規則在軟弱可欺的零散小農的土壤上成長發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漸破壞。
顯然，上述失衡過程是一個勢所必然的趨勢，帝國的曆史越長，這個趨勢就表現得越分明 。在這個過程的末端，則是循環出現的帝國崩潰和隨之而來的無政府狀態，以及逐鹿中原的軍閥混戰。而在爭奪天下的混戰中，最終獲得競爭優勢的體係，又勢必屬於駕輕就熟，無須冒險試驗的帝國製度。這是戰爭效率最高，社會認同最廣的製度。於是，帝國製度再一次出現在新一輪王朝循環的開端。
在兩千多年的曆史上，帝國製度對自身弱點的修補一直沒有停止。漢朝有削藩，有獨尊儒術；隋唐發明了選拔人才的科舉製度；宋朝完善了抑製軍閥藩鎮的代理軍官製度；明朝發明了代替相權的內閣製度和提高皇帝個人監控能力廠衛製度；清朝的皇位傳賢原則又建立了激勵皇子進行素質競爭的新機製。此外還有不斷努力但成效不佳的宦官控製製度、後戚控製製度等等。盡管帝國製度在各方麵都有完善和發展，但在最根本的關係上，在農業生產者與暴力賦斂集團的關係方麵，一直不能出現有效的權力製衡。因為最有製衡欲望的受害者，始終是毫無權力的平民百姓。
作為帝國製度基礎的農耕技術和小農經濟，是比采集和狩獵更能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的生產方式。在兩千多年的曆史上，帝國農業的生產方式也經曆了許多進步，出現了新的作物品種、新的栽培技術、新的生產工具、新的地租形式、更精密的土地產權製度等等。不過，這種生產方式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終究有自己的極限。
在帝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時，農業依賴的土地資源便日漸緊張，帝國各階層對土地資源的爭奪也日趨激烈。資源競爭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一方麵是在競爭中獲勝的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獲得大量土地，另一方麵，在競爭中失敗的大量人口淪為佃戶、雇農、奴仆、流民、乞丐、疍民 、土匪或盜賊，他們造反的機會成本很低，帝國崩潰的風險也因此加大了。
對生產資料的激烈競爭，一方麵破壞了帝國賴以生存的小農經濟製度，另一方麵，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的官吏集團，加劇了帝國官吏集團膨脹和腐敗的原有趨勢。這又像火上澆油一樣製造出更多的流民和造反者，迫使帝國通過更過分的搜刮聚集力量進行鎮壓，因而更大幅度地偏離儒家對基本秩序的規定，直到每次搜刮所激起的反叛暴力超過新聚集的帝國鎮壓能力。於是秩序崩潰，天下大亂，生產性活動大麵積停止，人民在戰亂和饑荒中大批死亡，土地荒蕪，人口銳減，自然資源相對寬裕。此時劫掠的利益低於維護秩序並從事生產的利益，各暴力集團小範圍的割據局麵形成，各暴力集團相互攻殺吞並，最後建立新的帝國。
帝國無法吸納自身創造的過剩人口，便用這種方式解決人口過剩問題。帝國在安排皇族迅速膨脹的人口時都顯得束手無策。這是儒家視野之外的問題，是儒家認知框架無力分析也未曾認真看待的更深層次的危機。帝國秩序的破壞與人口壓力增加的同步交織確實容易攪亂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但是，帝國對儒家秩序的周期性偏離與複位，畢竟有別於農業文明基礎上的人口與土地均衡關係的破壞與重建，盡管這兩種失衡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亂循環為常規的自我校正機製。
帝國製度輪回十餘次而基本結構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衝出農業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決人口與資源關係的長期性問題，也不能形成構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會力量，從而解決統治集團墮落的周期性問題。小農經濟的基礎不變，誘導或脅迫帝國製度發生根本變遷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環就不會終止。
3、官營工商業與民營工商業
歐洲形成了衝出農業文明的力量。那裏的工商業吸納了大量人口，工業的發展又為農業提供了化肥農藥等新投入的生產要素，從而提高了農業產出水平；發達的商業也保證了外來的食品供應，支撐著工商業分工的深化和繁榮。如此分工與專業化交互促進又相互支持，逐步改變了經濟結構和勞動力結構。這種新的文明體係及其市場色彩濃厚的激勵機製，改造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願，最後達到了人口增長率和生產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
上述過程未能在帝國兩千多年的輪回中展開。
在中國曆史上，工商業的形成和發展與官府的關係極其密切。在早期階段，較大規模的工商業分工本身就產生於暴力賦斂集團及其支配的行政權力的需求和指令，這就是周朝的“工商食官” 。官營工商業以暴力強製為基礎，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資源，從事工業生產和內外交易活動，滿足統治集團對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國的官營工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製造出了精美的祭祀用品、戰車、兵器、航船、宏偉的建築、精巧的手工藝品，以及相應的複雜的分工協作體係。帝國的代理官員是這套生產體係的直接管理者。但是，無論官營工商業如何發達，它終究是帝國的附庸，是小農經濟的剩餘產品所支撐的政治軍事組織的附庸。它沒有自身的生命和發展動力。
官營工業生產體係還麵臨著一道難以突破的邊界：在自身的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中，分工越細，體係越複雜，代理鏈越長，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帶來的利益也就越低。當管理成本高過分工所帶來的收益的時候，分工發展的進程就會終止。
與官營工業不同，民營工業在市場體係中的分工和發展，是一種利益主體不斷生成的過程。官營工商業隻有一個行政頭腦，分工好比是肢體的分化和延長，存在著信息不通、指揮失靈和尾大不掉的風險。而民營工業在肢體過長時就會自然斷裂，生成新的利益主體。隻要分工帶來的收益大於交易成本 ，分工和發展的進程就會無止境地持續下去，永遠不存在管理效率和行政需要的限製邊界。於是，專業化分工導致的專業知識積累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也是沒有止境的，這個自發演化過程持續下去，便有可能創造出一個資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強大的新文明。
帝國製度下的民營工商業也在緩慢發展，統治集團對民間工商業集團的看法和態度也漸趨緩和。但是民間工商業的生存和發展總要受到許多外部限製。帝國的權力太大了，有利可圖的領域一定會被它霸占和壟斷，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層遞減特性又注定了它經營不善。經營不善的惡果又要以成本攤派和無償征調的方式轉嫁給民營工商業集團，轉嫁給大大小小的工匠、商人和企業主。於是，通過壟斷和攤派這兩種方式，官營工商業既侵占了民營工商業的發展空間，又削弱了他們的發展能力。
為了發展和自衛，民營工商業集團一直在收買和巴結帝國官員甚至皇帝本人，他們被迫在政治領域投入巨大的資金和精力，以行賄送禮、捐錢買官和培養子弟參加科舉的方式，為本人和後代爭取社會地位和政治保護。帝國前期曾以死刑遏製工商業者進入官場的企圖，後期在財政壓力下雖然放寬了政策，但帝國對民營工商業的正式保護並未超出牧人對羊群——地位低於農民的二等羊群——的保護，目的仍是獲得盡可能多的羊肉羊皮。至於民營工商業者對帝國個別官員的成功拉攏，就好像平民地主對官員的拉攏一樣，作用和影響都是暫時和局部的，不足以動搖暴力賦斂集團的統治地位和整體決策。
在這種環境中生存的民營工商業，並不能發展為賦稅的主要承擔者，他們的盛衰對帝國便不那麽重要。不僅如此。民間工商業者的牟利動機，他們收買官員的行為，在官方意識形態看來還是對仁義道德和帝國秩序的破壞性力量。在和平環境中，他們要求的發展和擴張條件很難得到帝國官員的支持配合；在帝國的危機時期，民間工商業的少數幸存者，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勸捐勸賑甚至無償剝奪的對象，被當作緩解帝國財政危機的稻草而拉入泥潭。
作為獨大的暴力-財政實體，大一統帝國可以自己說了算，根據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調整與其他社會集團的關係，並由此決定這些社會集團的生存發展條件。歐洲眾多的統治者也希望自己說了算，但是缺乏這麽做的實力。在危機時期，中國的大一統帝國隻管加稅，並不用出讓自己的任何權力，而歐洲那些互相征戰的國君卻要拿出壟斷權甚至征稅權與納稅人做交易，把自己的權力讓給納稅人選舉出來的議會，以此換取他們對加稅的支持。
歐洲存在著類似戰國時期的暴力-財政實體林立的競爭環境，這雖然導致了市場的割裂和戰爭的損耗，導致了相對中華文明及其帝國盛世的落後，但也降低了暴力賦斂集團為所欲為的能力，同時還為資本抽逃提供了去處。歐洲統治者的額外索取不能超過資本抽逃的費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權力交換，否則就要破壞自身的財政基礎和政治穩定。退一步說，即使資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難，資本的增量部分也會望而卻步，這就意味著自身財政基礎逐漸被競爭對手超過，長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並的危險。相比之下，中國的大一統帝國卻不怕資本飛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間資本根本沒有討價還價不成時退出的空間，隻能被帝國按住腦袋萎縮在角落裏。長此以往，當中國的農業型財政基礎被遠方的工商型財政基礎超過之後，生產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麵落後的大一統帝國，早晚要被版圖小得多、暴力和生產力水平卻高得多的新型競爭者打敗。
在歐洲的封建割據環境裏，民間工商業集團可以向相對弱小的暴力賦斂集團購買城市自治權 ，還可以憑借自身的財力組織武裝或聘請雇傭軍維護自治權 。在英格蘭或以荷蘭省著稱的尼德蘭北部等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局部強大的資本力量甚至有機會獲取“主義”的地位。而國王和封建領主卻不得不在衝突中瞻前顧後，擔心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在如此複雜的格局中，資本有機會宣揚自己的意識形態，也有機會取得局部突破，建立一套資本控製暴力的體製，從而為資本的運行和積累提供更適宜的政治條件：穩定公正的司法，適度的稅收，對貿易和財產的保護，比較清廉的政府。總之，盡可能低的交易費用。這種製度又促進更專業更高效的分工體係的演進，形成強大的工業文明，在世界範圍內為自己開辟發展空間。
所謂資本主義製度，就是這樣一個資本控製了暴力和勸說力的製度。這種製度有可能在歐洲產生，卻很難在中國產生。比起中國來，農業文明時期的歐洲缺乏充分發育的暴力組織和官僚代理製度，那些小型暴力-財政實體在封建製度中星羅棋布，整個歐洲四分五裂，戰爭頻繁。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難以像中國那樣動輒調集百萬大軍捍衛帝國的秩序。同時，歐洲的暴力財政-實體又缺乏與意識形態組織的成功整合，獨立的教會削弱了國王的權威 ，國王的權威又削弱了教會的勢力。最後，歐洲還缺乏相對隔絕的單一文明和單一民族的地理區域，難以像中國那樣建立並維持一個綜合適應性極佳的大一統帝國製度。然而，正是由於這些缺陷，由於暴力和勸說控製體係中薄弱環節的存在，歐洲的亂世之失才給它帶來了意外之得。
中國的資本並不缺乏控製政府製訂法令的願望，但是缺乏實現願望的實力。在大一統的帝國製度下，盡管有蘇州和景德鎮那樣的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城市，資本的利益仍是帝國治下的一個局部的集團利益，其興衰不過是帝國財政中一筆不難替代的數字。這樣一個對帝國財政貢獻有限的、在以農為本的社會裏專營“末技”的、無力影響天下興亡卻要受天下興亡拖累的局部集團的利益，距離“主義”的地位實在太遙遠了。至於蘇州城市“民變”那樣的局部暴亂，地方性武力便足以鎮壓，毫無動搖帝國秩序的可能。由此看來，發育完善、控製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強大的帝國製度，又給中國帶來了意外之失。
所謂意外得失，指的是在這樣一個被儒家和天主教輕視的“末技”牟利集團背後，竟然隱藏著一種全新的足以改變世界麵貌的強大力量，一種自發地在競爭中分工發育的文明體係。十九世紀中葉，在歐洲千百個主權國的競爭環境中脫穎而出的勝利者，在比春秋戰國更豐富多彩的環境中經過數十代人的試錯淘汰脫穎而出的資本主義製度，在開辟自身發展空間的征途中闖入了清帝國的家門，為了合法銷售毒品而對稱雄兩千餘年的帝國製度大打出手。清帝國此時正處於傳統王朝循環的尾聲，人口膨脹，流民遍地，財政危機，官場臃腫，軍隊腐敗，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觸即潰，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
帝國的戰敗標誌著一個曆史性的轉折：暴力賦斂集團直接控製下的暴力，敵不過福利生產集團控製下的暴力。暴力賦斂集團支配一切的社會形態，在生存競爭中喪失了最拿手的優勢。
新思想與士階層
1、意識形態性的執政集團
在帝國的士階層的外圍，產生了最初的革命思想。這些新思想將引導帝國中的各種社會集團理解和應對千古未見的變局。
分封製之外的士階層形成於春秋，昌盛於戰國，定型於漢唐。就好像經理階層依附資產階級一樣，士階層依附國君。他們進則為官僚，退則為教師或縉紳地主。
帝國製度一統天下之後，士階層麵對著皇家壟斷的人才需求，他們討價還價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諸多競爭性的學說體係中，漢儒董仲舒說服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儒家描繪的秩序為立國藍本，儒家則把這種秩序中最神聖尊貴的地位授予皇權，獻上臣民的忠誠和儒生的效力。這是儒家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交易。不過，在實行中，最高統治者一直堅持“王霸道雜”、陽儒陰法的統治策略，經常不顧儒家規定地橫行霸道以逞私欲。儒生出身的官僚集團也一直在仁義道德的旗號下追求代理人的私利。儒家描繪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隻表達了一種理想和願望。
儒家集團是一個意識形態性的執政黨團，根據對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這個集團被不同級別的選拔和考試劃分為不同的等級，並授予相應的官職教職和特權地位。作為意識形態性的執政團體，儒家集團具有兩重性：既是儒家道統的傳承者，又是皇家法統的雇員。作為法統的雇員，儒生出身的官員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統，更可能把它當作升官發財的手段。作為道統的傳承者，儒家集團努力控製皇權，爭取帝王的師友地位，甚至暗藏著對堯舜傳賢禪讓製度的幻想。不過在控製皇權的現實競爭中，儒生集團並不比宦官集團、軍人集團或後戚集團成功。儒家集團缺乏歐洲天主教會那樣的嚴密組織，其政治對手也不像歐洲那樣四分五裂，因此它始終不能擺脫對皇權的依附。
儒家體係自身是一個鬆散的多派別的混合體。在儒家執政集團中，從來都不缺少圍繞政見和利益之爭而形成的黨派。東漢黨錮所涉及的黨人和鬧學潮的太學生們，北宋的元祐黨人，明末的東林黨人，都是以政見結黨中的著名者。黨人們慷慨悲歌，以天下為己任，道德水準冠絕一時。以特殊利益結黨更加常見，譬如曆代都難免的同鄉同門同年等幫派。帝國一向推行黨禁政策，抑製黨爭和派別之爭，維護當政者的思想壟斷地位。
2、解釋變局的努力
在兩千多年的曆史上，帝國基本處於與其他強勢文明隔絕的狀態，在自身封閉的循環發展中並未遭遇儒家意識形態無法解釋的局麵。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打破了帝國的隔絕狀態，憑借工業技術成就縮短了地理距離，帝國被拉進了一個廣闊而陌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競爭環境。這相當於一次災難性的環境突變，帝國製度對新環境的適應發生危機。帝國文治武功的比較優勢忽然消失，中華文明的自負也連連遭受打擊。麵對這種新局麵，儒家意識形態必須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和對策。
儒家集團的最初解說仍建立在華夷之辨的傳統觀念基礎上。盡管對手顯示了全方位的優勢，依然被士大夫們劃入夷狄的範疇，認為西方不過在奇技淫巧方麵擁有局部優勢。魏源第一個係統介紹了西方的情況，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對策，帝國延續官營工業的傳統，在三四十年間建立了數十家以軍火工業為中心的企業 ，修鐵路、開煤礦、設立電報局、建立海軍，追求國防和工業的“現代化”。在此過程中，對西學的掌握也提上了日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占據了主流地位，一批了解西學的儒生和官員出現在士階層的邊緣。隨後的新政運動也漸漸培育出一個具有現代知識的新型知識分子集團 。但帝國的本體結構拒絕任何改變。
甲午戰爭的失敗凸顯了上述解釋和對策的不足。帝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本體遭到置疑。康有為依據儒家經典，用儒家的概念體係對帝國的曆史和處境作出了隱藏著西學影響的全新解釋。在他的解說中，世界曆史呈現為進化的三個階段，即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與這三個階段相對應，政治製度分別為君主專製、君民共治和民主製度。中國一直在追求小康的升平世，歐美則進入了升平世。中國理想的發展道路，是通過君主立憲（君民共治）的根本性變法趕超歐美，奔向太平世的大同世界。康有為利用儒家語言對曆史和現實做出的革命性解釋如同一場大地震，儒家天命輔德、治亂循環的世界觀動搖了，為帝國製度辯護了兩千年的儒家體係分裂了。
戊戌變法的失敗又顯示了上述解釋的缺陷：康有為對國內各大利益集團的看法過於簡單疏闊。此後，中國的思想領域群雄競起，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強學會之外，各地的士階層中又誕生了數以百計的學會，苦苦地在失去了傳統指導的陌生環境中尋找行路指南。進化論、三民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主義等源於西方的學說紛紛登場，給出各自對曆史和現實的解釋，開出各自的藥方，爭取各自的信徒。三民主義開出了“驅逐韃虜、建立民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藥方，將漢民族各階層的不滿集中於滿清帝國的上層統治集團，將所有罪惡歸結到腐敗的統治集團頭上，瓦解了其所剩無幾的威懾力和凝聚力，造就“王綱解紐”之勢，帝國的文武官員紛紛叛變。
滿清帝國很快就倒台解體了，民國的旗號很容易就掛上了，然而帝國專製製度的小農基礎和官僚代理體製、帝國的新舊問題和對問題的混亂解釋，幾乎每樣東西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民國的旗號之下。帝國的根基和靈魂並未隨著滿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國進入了專製帝國崩潰後軍閥混戰逐鹿中原的傳統局麵，同時又有外國列強等新勢力介入。孫中山說：“夫去一滿洲之專製，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製，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在這種形勢下，三民主義的解釋力和可行性出現了危機。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業社會，小農的自給自足程度很高，對遠離自身生活的國家級民主製度缺乏支付意願，即便實行投票選舉，大範圍的棄權現象也在所難免 。而中國的資產階級仍是一個弱小的邊緣性集團，影響社會的能力甚小。在一個民眾無從也無意選舉並更換自己的代表的社會，議會變成了多餘的新衙門，議員變成了不難收買的新官員。更何況，要解決傳統的打天下問題，就難免采用決策效率高的軍事獨裁製度，也難免以民族權利交換外國的援助，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因而有迂闊之嫌。在解決傳統的人口與土地的緊張關係問題的時候，民生主義的核心內容——工業化進程中的地價增殖部分歸公——更顯得遙遠空洞，甚至不知所雲。
中國需要一個比三民主義更深入的理論，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自身和周圍的世界，需要一個對曆史和現狀的透徹解釋。這時候，俄國十月革命送來了體係龐大、邏輯嚴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3、被選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部分，是以《資本論》為代表的對歐洲資本主義來龍去脈的曆史與邏輯的分析性呈現。那是市場經濟的邏輯展開，是剩餘價值的產生發展及其導致的危機與革命的圖景。
中國的弱小資本被軍閥、官僚、地主和農民擠在社會的邊緣地帶，與馬克思重筆描繪的核心圖景相去甚遠。中國社會的基本關係，即根據禮法等級進行剩餘產品的征集和分配，刑罰和暴力威懾下的橫征暴斂，帝國官吏對農民、工匠和平民地主的敲詐勒索，這套正式規則和潛規則體係，與作為《資本論》論述起點的市場交換關係也截然不同。
在馬克思重點關注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生產的組織者為自己選擇和雇傭守夜人，各生產要素的擁有者特別是資本擁有者控製了合法暴力，使之服服帖帖地為自己選擇的秩序服務。通過這種途徑，福利生產集團確實可以決定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但在帝國秩序中，暴力賦斂集團的最高代表宣稱自己擁有天下，本身就成為各種生產要素名義上的終極所有者。那些權利殘缺的各生產要素的擁有者，雖然對暴力賦斂集團的決策有間接性的影響，但最終決定秩序的畢竟是暴力賦斂集團，是暴力賦斂集團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斷，而不是福利生產集團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斷。
總之，在帝國製度下，集團暴力支配了生產要素，確立了最有利於自身的經濟關係和政治體製，篩選並改造了為這套體係辯護的意識形態。正統馬克思主義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的強調，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論斷，甚至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概念劃分，在解釋帝國兩千餘年的停滯和治亂循環時頗為勉強。
不過，中國迫切需要的不是某種經過嚴格證明的學說，而是替代儒家學說描繪自身和環境並拿出應對之策的信仰和意識形態。盡管中國和歐洲存在曆史和現實的巨大差異，馬克思主義宏大銳利的眼光，特別是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仍然幫助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看到了一幅遠比進化論和三民主義嚴謹精確的世界曆史圖景，找到了一套關於自身使命的邏輯嚴密的說法。中國與世界發生了性命攸關的關係，不能不尋求視野開闊的世界觀。中國有悠久的文明史，不能不尋求視野深遠的曆史觀。中國社會矛盾重重，戰亂不斷，強調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一定比和平寬容的自由主義更富於解釋力。更重要的是，在馬列主義描繪的世界曆史圖景中，蘊涵了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而這種利益分配，特別能滿足中國社會的各種期待。
中國一直是天朝上邦，是所知文明環境的中心和頂峰。這種自信自負和自我定位，被西方文明比下去了。無論多麽難以接受，多麽不願意正視，仍然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意識到本國落後的現實。按照中國共產黨人套用馬列主義理論給出的自我定位，在人類曆史演進的五個階段上，中國屬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這種曆史地位的急劇失落，落後挨打的恥辱和不甘，造成了民族心理的巨大張力——抗拒墜落、恢複傳統地位和民族榮耀的強大牽引力。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裏，這種張力已經表現為民生主義的“畢其功於一役”、避開資本主義貧富懸殊弊病、一舉進入理想社會的幻想。
按照列寧主義理論，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係之中，在統治階級力量薄弱的環節，一個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首先奪取政權，再利用政權的力量迅速發展生產力，從而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領先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理論隱藏著一種重排民族座次的分配關係：隻要有馬列主義政黨的領導，落後民族就有機會在人類曆史進步的舞台上扮演特別重要的領路角色。在這個理論裏，落後可以轉化為獲得民族榮耀的巨大優勢，中國可以獲得極其重要的世界曆史地位。這正是民族心理張力所期待的地位。
按照馬列主義理論，無產階級將在自己的先鋒隊組織——共產黨的領導下，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種革命理論隱藏著更富於誘惑力的利益分配方案：首先，一個特殊的意識形態集團，在關於自身的理論中扣留了最崇高的中心位置，發起人和參加者可以分配到最大的權力和最好的命運，他們將掌握國家權力，支配一切，最後還要名垂青史。其次，在人數上占據多數的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階級將擺脫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在這場革命中，他們失去的隻是鎖鏈，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最後，所有人類成員，最終都會在共產黨人艱苦奮鬥中受益，人類將進入無剝削無壓迫的大同世界，那裏物質極大地豐富，每個人都能自由發展。
上述利益分配方案，被裹藏曆史發展規律的客觀而科學的外衣之中，被描繪為自然而然的曆史進程。中國的讀書人很熟悉這種路數。儒家的天道中就裹藏著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皇帝至高無上，代天理民；儒生是官僚集團的主體，代天子牧民；勞力者交皇糧服勞役，供養君子，保衛天道秩序，享受皇帝恩賜的太平盛世。與自命為科學真理的曆史規律一樣，天道也必須通過長期的書本學習才能掌握，兩者都是承載了真理和正義的可以評分考試的知識體係，兩種意識形態的掌握者也都肩負著管理國家的重任。馬列主義在重新解釋世界和曆史的同時也要重新進行利益分配，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便取決於利益的分配是否妥當。
然而，無論如何，馬列主義對政權力量的重視，確實符合“晚發外生型”農業國實現工業化的要求。利用農業社會的經濟資源和政治組織推進工業化，必然要求一個追求工業化目標的強政府，要求這個政府廉潔高效、稅收適度，同時製訂並實施強有力的工業化政策，使資源配置向工業化的方向傾斜，並且提供適宜的法律，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秩序的安定。無論打出什麽色彩的意識形態旗號，要把一個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強政府都是必要條件之一。馬列主義強調的武裝鬥爭和暴力革命，則是創造這個條件的傳統手段和難以替代的方式。
毛澤東思想
1、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
馬列主義對城市無產階級的曆史作用的強調，使共產黨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最初幾步走得跌跌撞撞。
毛澤東1926年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說：“中國因經濟落後，故現代工業無產階級人數不多。二百萬左右的產業工人中，主要為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產業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個數量是在外資產業的奴役下。”
如果更仔細地區分，還應該補充說：其中更大一個數量是在官營產業的奴役下。中國無產階級人數不多，資產階級更小得不相稱。大量工人在傳統的官營企業裏從事雇傭勞動，中國的官僚代替了歐洲的資本家 。中國共產黨在工人運動早期階段，發動礦山和鐵路工人罷工，爭取提高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待遇，爭取合法的結社權，其矛頭所向，主要是官府委任的管理當局，而不是私人資本。中國工人向專製政府爭取權利的鬥爭，先後遭到專製暴力的鎮壓甚至屠殺，工人運動失敗了。
北伐成功後，蔣介石羽翼豐滿，開始大批屠殺對自身統治和社會秩序構成威脅的共產黨人。共產黨人倉促組織和發動的武裝暴動，最初也像俄國那樣以占領中心城市為目標，結果又遭到了慘重失敗。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農民占全國總勞動力的79%（2.05億人） ，是產業工人數量的一百倍。工人和城市不過是大海中的幾座島嶼。中國又處於獨裁統治與軍閥割據並存的亂世，武力的強弱決定著政治權力的大小。這是一片見識過數十個帝國生老病死的帝國廢墟，要在這片土地上打天下坐江山，可供共產黨選擇的合理策略好比“自古華山一條路”。無論馬列主義怎麽說，幾個主要社會集團的現實力量格局，注定共產黨必須繼承兩千年來反複驗證的成功策略：組織一個暴力集團，打出替天行道的旗號，吃大戶，發動農民戰爭，或者武裝割據，或者流動作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耗盡對手的力量，最後包圍城市奪取政權。
中國曆代專製政權都宣稱自己是真理和正義的惟一代表，麵對民間反對力量的挑戰，無論是非曲直一概鎮壓下去再說，毫無建立談判妥協的共同決策機製的餘地。在這種情勢之下的反對者，隻剩下“成者王侯敗者賊”這兩種選擇，雙方迅速進入暴力衝突狀態，最後是勝者全勝、敗者全敗，獨裁專製體製卻始終完整無損。在這樣的對手和傳統之中，武裝鬥爭自然就成了惟一可行的道路。馬列主義對暴力革命的主張與中國打天下的傳統方式一拍即合，差別在於：究竟依靠什麽力量打天下。
中國的改朝換代主要倚重農民造反，而馬列主義對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評價甚低。馬克思認為，農民總想恢複舊的所有製關係和舊的社會，與工業文明遭遇之際，農民則企圖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舊的所有製關係的框子裏去。中國農民所夢想的，確實是一個桃花源般的自耕農世界，耕者有其田，輕徭薄賦，平均太平。但在實際生活中，由於他們無力代表自己，一定要依靠一個高高在上的皇帝作為政治代表，小農的政治影響就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一切。而這個支配一切的行政權力又必定在小農養虎遺患、以弱肉供強食的退讓策略下惡變為癌，毀掉寄主和自身。這樣一個沒有前途的階級顯然不是革命的力量。但是，依靠無產階級在城市搞武裝暴動的馬列主義正統策略，已經被中國專製政府的屠刀淘汰出局了。
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念過六年私塾，熟悉中國傳統和現實力量的格局，又上過六年新式學校，學到了許多西學知識。他的經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並不深入的鑽研，都賦予了他修改馬列主義的優勢。毛澤東用馬列主義的詞匯和邏輯，重新解釋了傳統的農民造反的意義，闡明了共產主義信奉者在中國奪取政權的道路、他們的力量基礎、他們的敵人和盟友、鬥爭各階段的目標和策略。這套體係的核心內容，就是共產黨領導農民搞土改。
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眼光，幫助中國共產黨看透了一種現實，即地主與農民的利益衝突屬於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又不分青紅皂白地被中國共產黨賦予了推動曆史前進的偉大意義。毛澤東認為，國民黨的專製統治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聯合專政，貧下中農反抗地主剝削的階級鬥爭必定導致與這種上層建築的武裝衝突，衝突的結果，必定是中國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在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中國，然後過渡到社會主義。
毛澤東勾畫的曆史和社會圖景在凸顯某些事實的同時也遺漏和淡化了某些事實。毛澤東凸顯甚至神化了中國弱小的無產階級 ，淡化了這個階級主要雇主的國營或黨營的性質。毛澤東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淡化了這個組織由愛國知識分子創建又由農民戰士充實的事實。毛澤東強調了曆史上農民與地主的衝突，把這種衝突描繪為中國曆代的主要矛盾，淡化了多數農民起義是“官逼民反”的結果，淡化了農民與官府的矛盾。毛澤東強調了地主階級和官府的共同利益，淡化了他們之間的爭奪和矛盾，把強大的自身利益鮮明的暴力賦斂集團降格為地主階級的代理人。毛澤東強調農民戰爭是推動曆史前進的根本動力，而中國曆史上的農民戰爭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現為改朝換代的工具，呈現為帝國製度重建儒家秩序的自我調節方式。毛澤東為農民的利益和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大聲疾呼，掩蓋了共產黨在掌權之後表現出來的對這種理想趕盡殺絕的輕蔑和仇視，回避了強行剝奪農民以建立新型官營工業體係的計劃。
這些凸顯和遺漏，並不意味著毛澤東和他的同誌們缺乏真誠，也許恰好是因為他們的信仰太堅定了，他們太急於抓住一種可以解釋現實並且為中華民族指明出路的理論體係了。知識和經驗的積累需要時間，需要討論辯駁和實踐檢驗，但是中國陷入的全麵危機卻容不得這份從容。此外，共產黨一旦成立，黨派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和利益，意識形態的建構和發展自然要受到自身利益的指引和影響。毛澤東建構意識形態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團結全黨奪取政權以實現其偉大的社會改造理想，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他預設了一個神聖正義的目標，圍繞著這個目標挑選事實並展開論證，輝煌的目標吸引了他的視線，也造成了他的盲區。神化了無產階級，就可以合乎邏輯地神化其先鋒隊組織。不肯或不能指出行政權力支配一切並導致社會崩潰的曆史和現實，是因為共產黨也沉溺於暴力，也要依靠專政的力量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強調地主與農民的衝突，不僅關係到公平的社會理想和實現工業化的良好條件，更直接關係到共產黨軍隊的兵源、士氣和後勤供給。
以暴力方式剝奪地主的土地和財產，這是反政府的武裝集團獨享的擴張策略。曆代的造反武裝都可以吃大戶，可以殺富濟貧。地主的財富集中，自衛能力卻微不足道，采取這種後勤和人員補給策略的暴力集團可以高速擴張，直到較富有的社會成員被榨幹吃盡，不能繼續以弱肉供強食為止。而且，這個策略是任何合法政府都難以模仿的。政府的稅收政策無論多麽嚴酷，通常也隻能以財產的增量部分為征稅對象，不能輕易殺雞取蛋。但是造反者可以奪取社會上的存量財富，既取蛋又殺雞——在壯大自身的同時還可以破壞合法政府的財政基礎。采用這種後勤補給策略還有一項意義重大的好處，就是動員分得地主土地的農民加入共產黨軍隊，為保衛自己的土地而戰，為獲得合法擁有權而戰，為不遭報複而戰。
帝國或黨國與地主階級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理想的帝國基礎是一盤散沙般的自耕農，而地主階級卻不斷與帝國爭奪人力資源和剩餘產品，不斷通過土地兼並削弱小農交納賦稅的能力。同時，特別強大的地主勢力還可以構成對帝國的威脅。但是地主階級又與帝國的官僚代理集團糾纏在一起，發展出耕讀傳家的生存策略，帝國很難對地主階級痛下殺手。國民黨軍政獨裁政權與地主階級的關係依然如此。地主的重租和大麵積占有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影響了社會安定，降低了農村的整體購買力，這對國民黨的專製統治和工業化計劃都是不利的。國民黨也有土改計劃 ，並且在福建和重慶郊區進行過以和平贖買方式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改試驗，但是沒有條件在全國範圍內成功推行。國民黨政府在江浙一帶為土改做準備的土地整理（調查測量登記）工作，因地主階級的抵製以及官僚集團與地主階級的千絲萬縷的聯係，從1929年到1937年屢屢擱淺，連一個頭也沒有開好。到台灣後，國民黨領導的和平土改成功，地主階級的大量資金和經營人才轉到工業領域，推進了台灣工業化的進行。
以階級鬥爭理論將暴力方式的土改描繪為曆史的必然，並將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地主階級的利益描繪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策略。但是這種論述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共產黨動員農民奪取政權的利益要求，而不是反映事物本身的真實關係。
綜合而言，毛澤東主張的方針政策，很嚴格地滿足了傳統的打天下策略的要求，同時又用馬列主義的語言和邏輯，為這套政策描繪了一個視野開闊的背景，為自身的活動指派了崇高的性質和偉大的曆史意義：這是1840年開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延續，是無產階級政黨代替軟弱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
毛澤東和他的同誌們挑挑揀揀地將部分馬列主義概念與中國的部分曆史和部分現實結合起來，建構出最有助於共產黨發展壯大的理論，指出了共產黨打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農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會走向平等富裕純潔的大同世界的道路，指出了中華民族複興的偉大道路。毛澤東思想如同儒家體係和宗教體係那樣，不僅分配物質利益，規定道德和正義的標準，還分配偉大、不朽和人生的意義，分配那些超越時間和空間限製的神聖之物。毛澤東描繪的前景吸引了窮苦的勞動人民，也吸引了無數對現實不滿的仁人誌士。在這幅近乎宗教信仰的圖景的激勵下，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崇高的獻身精神和驚人的堅韌勇敢，其規模和強度在中國曆史上堪稱前無古人。
2、新民主主義
貼標簽並不能真正改變事物的性質。毛澤東用馬列主義語言解釋了中國革命的性質，貼好了標簽，說服或強迫人們認可了這套標簽，但並沒有改變自身的性質。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依然卷縮在帝國廢墟的角落裏，所謂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真實內容，不過是一個用“曆史規律”代替了“天道”的知識分子團體，用新說法和老辦法糾集農民打天下的新版老故事。
在西方資本主義製度的衝擊下，帝國製度在一次自身壽命循環的末期崩潰了。在帝國的廢墟上，在工業化列強環伺和群雄逐鹿的環境中，一個曾經偉大的民族試圖重新站立起來。它企圖找到新的自立框架，而這種製度框架早已被廢墟上的現實力量及其屢試不爽的生存和發展策略注定了。
廢墟上暴力集團林立的競爭環境，注定這個框架的支柱必定是一個強大政治軍事組織。廢墟中小農經濟基礎的土壤，又決定了這個製度的基本結構。按照馬克思對小農的政治影響的論述，那將是行政權力支配一切的結構 。君臨天下的行政權力企圖把西方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生產和交換手段用行政手段硬搬過來，以公有製的名義塞到官營工商業的框子裏去。國家至上和行政權力支配一切的格局不但原封不動地得到保存，還要得到擴張和強化。
上述特征充分體現在毛澤東設計的新民主主義秩序之中。在政治方麵，新民主主義秩序就是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在經濟方麵，則是將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收歸國有，允許民族資本主義在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限度內發展。換句話說，就是不允許它獲得“主義”的地位。在農村，則無償沒收地主的土地，將土地平均分配為農民的私產，同時允許富農經濟的存在 。對比帝國製度，在新民主主義製度中，“黨天下”取代了“家天下”，儒家官僚改稱共產黨“幹部”，官營企業改稱“全民所有製企業”，土地兼並被限製在富農水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則取代了儒家學說，其他因素並無實質性變化。
“黨天下”與“家天下”的一個重大不同，就是將曆代分離的“道統”與“法統”合並為一。中國的主要王朝都是暴力集團首領建立的，他們多為大老粗，號稱得“天命”，立法統，然後雇傭儒生，由儒家意識形態執政集團當“真命天子”的代理人，按照儒家描繪的秩序“行天道”。“法統”靠血緣關係傳遞，“道統”則以知識考核的方式確認傳遞成功。
“黨天下”本身就是由一個意識形態集團創建的，黨的領袖既是意識形態的創立者或權威詮釋人，同時又是槍杆子的最高指揮者。雙重身份的統一，造成了一種類似政教合一的極權程度更高的體製。這種體製迫使每一代接班人將自己打扮為聖人和理論大師，同時又要求他建立一支效忠個人的軍隊。這雙重任務的極高難度注定了最高領袖的終身製或垂簾聽政式的變相終身製。
滿清的“家天下”垮台後，法統不再靠血緣關係傳遞了，合法性的來源被公認為人民授權。中國社會接受了這種來自西方的觀念，袁世凱時期就有議會，蔣介石時期也有國民代表大會。盡管清朝之後所有的中國政權仍是暴力集團的囊中物，卻不得不在形式上冒充是人民授予的。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公開反對民主的智慧和勇氣，它所效法的蘇聯極權製度，在名義上也將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也不敢公然反對民主製度。為了爭取人心，中國共產黨甚至特別賣力地揮舞民主的旗幟，指責國民黨假民主真獨裁。奪取政權之後，共產黨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也在憲法上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不過又用一句“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和一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把共產黨的地位偷偷摸摸地排在了人民之上 。
中國共產黨政治權力的真實傳承方式，在受歐洲影響比較大的早期，采取了類似天主教會的紅衣主教投票選舉教皇的方式，在後期則采取了本土佛家宗派指定接班人繼承衣缽的方式。這是東西方兩種道統的傳承方式。如何將這種不容平民插手的道統傳承，裝扮成一個由人民授權的法統傳承過程，一直是共產黨國家政治製度設計中的難題。這個難題解決得如何，關係到人心控製的深度和統治成本的高低。
所謂“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使從字麵上理解，也是由單一社會集團的意誌而不是由多數決定的民主規則所支配的製度。這裏的工人階級已經像獲得“天命”一樣被預定為領導階級，“人民民主”則被預先限製在領導階級認可的範圍之內。在製度的實際運行中，共產黨更進一步，對代表其它階級階層的民主黨派達到了人事、財政、組織規模和活動範圍全方位的控製。在實際政治生活中，譬如在涉及四億農民身家性命的土地歸公問題上，農民也確實沒有掌握自身命運或表達自己意願的合法權利，盡管農民手中的選票比工人階級多得多。
再進一步說，所謂工人階級的領導，又是通過先鋒隊共產黨進行的。正如毛澤東把以皇帝為首的暴力賦斂集團降格為地主階級的代表一樣，共產黨統治集團也不承認自己是一個建立在比階級劃分的依據更深刻的根基之上的利益集團，非要把自己降格為工人階級的代表和先鋒隊。其實，這個工人階級隻是共產黨創建並管理的官營工業中受支配的勞動力。勞動力的表現算先進還算落後，標準完全由黨的領導幹部確定。因此，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資格，以及先鋒隊中的代表資格，都是共產黨領導集團規定並賜予的，並不是工人階級作為自身利益的代表選舉的。事實上，無論是人民代表大會，還是黨的代表大會，代表資格都大量賜予了占據各級領導位置的黨政軍官僚，此外就是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在各個領域起到了模範帶頭作用的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也因此具有了濃厚的統一思想布置任務的動員大會性質。代表們的榮辱升降在很大程度上處於上級領導的控製之下。通過這種程序產生的代表，所代表的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統治集團的意誌。即便是以這種代表為主體召集的大會，代表權力也受到嚴格的限製。大會議程和大會發言是由大會主席團安排的，而主席團的成員與最高領導集團又是一致的。
在名義上，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大會采用民主程序確定黨的任務，選舉行使權力的中央委員會。但是，自從毛澤東將道統與法統合於一身，歐洲式的教皇選舉製度作廢之後，代表的名義權利便在技術上作廢了。從中共七大到八大，中間間隔將近十年。從八大到九大，間隔又超過十年。十年或五年一開的代表大會顯然無法履行名義上擁有的最高權力，一年一開的龐大的中央委員會在休會期間也隻能將自己的權力賦予政治局代理。於是，一切名義上屬於無產階級的權力，便通過上述多處斷裂的邏輯鏈合法地集中在政治局的幾個常委手裏，特別集中在中共中央主席手裏。考慮到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承認領袖人物掌握了最先進的思想，熟悉曆史發展規律，這種極度的個人獨裁在馬列主義的邏輯中確實也可以講通。
經過這樣一番從上到下的篩選控製，黨的最高領袖就在民主的名義下獲得了難以製約的絕對權力，道統也披上了人民授權的偽裝。
如同曆代帝國一樣，共產黨尊崇的漂亮的仁義道德或為人民服務的原則，與技術性的實施細節之間，呈現出眾多的南轅北轍的對立。在每一道程序和技術細節之中，都難以找到平民的權利，隻能看到上層對下層的嚴密的利害控製，看到龐大的權力機器對分散的個人的壓製。在共產黨內部，在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嚴格紀律約束下，領導核心的任何指令在向下貫徹的途中都很少遭遇公開抵抗，哪怕是與帝王選妃相似的指令。而對上的監督和製約卻重重險阻，反黨反革命的罪名隨時可以置人於死地，指控者和判決者最終竟可以是同一個人。在共產黨之外，公民的個人權利在龐大而陌生的國家機器前，在壓倒一切的國家至上的意識形態麵前，更顯得渺小無力。這樣的力量對比，已經注定了民主的空洞和專製的強大。真實的力量對比造就了無所不在的“潛規則”，這種陰暗的傳統曾經導致一個又一個王朝崩潰。
最後，也是政治秩序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共產黨最高領袖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堅決拒絕軍隊國家化，不容許人大及其任命的政府控製合法暴力。這是共產黨保持“王霸道雜”的選擇權的必需，也是共產黨統治集團與曆代暴力賦斂集團本質相同的證明。
新民主主義秩序是一個和帝國一樣頭重腳輕、上下失衡的秩序，穩定性卻不如帝國。帝國經濟秩序的相對穩定，得力於小農經濟的穩定，以及統治集團對小農經濟最佳生存條件的準確把握，這是長期積累起來的知識。共產黨對迅速工業化的追求容不得這段時間。更重要的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給了他們一種自負，似乎他們可以準確地判斷什麽對社會發展有利，什麽是正確路線，什麽是適當速度。他們可以根據自己對曆史發展條件的理解安排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曆史階段，也可以根據對曆史發展利弊的計算宣布這個階段結束。權力在他們手裏。
當毛澤東發現農村中出現了新富農的時候，他對新民主主義秩序向社會主義集體農業過渡的成本和風險估計加大了。再加上糧食緊張，國家需要控製糧食，實行統購統銷政策，而合作化能為統購統銷提供方便，早日完成合作化的收益也增加了。於是，新民主主義秩序中個體農民的壽命就結束了。當農村合作化進展順利的時候，毛澤東深受鼓舞，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難度的估計便降低了，同時經濟已經恢複，失業問題已經減輕，工商資本家的作用也不那麽要緊了。於是，新民主主義秩序中允許民族資產階級發展的承諾就提前作廢了。
新民主主義秩序注定不能穩定存在，是因為它多變的上層統治集團與多變的下層福利生產集團不能構成均勢。在上層統治集團強大而自信的時候，稍微左一點，就是社會主義、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稍微右一點，就是曆代帝國腐敗墮落的老路。在下層民間的經濟力量逐漸增強的時候，又會造成國民黨在台灣遇到的顛覆性局麵：民主的要求風起雲湧，鎮壓的成本越來越高，獨裁統治越來越難以維持——直到有一天，在獨裁者的感覺中，維持獨裁統治已經得不償失，獨裁的代價超過了接受民主的代價為止。
在新民主主義秩序被毛澤東“跨越”將近三十年後，這種允許資產階級和富農經濟在黨國的籠子裏發展的製度設計，又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麵目登上了曆史舞台。折騰了將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滿身創傷地完成了初步工業化的任務，同時也鬧不下去了。統治集團帶領中國摔了許多大跟頭，積累了許多經驗，它要悔過重來，換一塊牌子重建三十年前的製度。然而，三十年前領導中國奔向社會主義的真誠和自信卻難以重建，被黨國專製的官僚體製腐蝕了的廉潔高效也難以重建 ，人民對共產黨及其理論的信任已經被來自現實生活的經驗破壞了。與上層統治集團喪失了靈魂和自信相反，民間的力量卻像毛澤東當年擔心的那樣發生了曆史性變動。一些越來越強大也越來越自信的社會集團企圖衝破牢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當今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秩序，或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失去了對高級階段的信仰的初級階段。共產黨成為一個失去“道”的道統繼承人，淪落為既得利益的保衛者。共產黨的道統是在世界範圍內衰落的，因為共產黨的試驗在世界範圍內碰壁了：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它能夠領導一個“晚發外生型社會”完成模仿階段的工業化任務，卻不能建立充滿活力並自發演進的真正的現代化社會。無論是帝國還是黨國的官營經濟和官僚體製，都不能提供這種活力 。
3、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既沒有消滅帝國的專製製度，更沒有改變被它推翻的國民黨的黨國專製製度。它隻是用新的名義、新的目標和新的形式代替了舊的。由於力量強大，理論完整，它甚至擴張了帝國和黨國的控製領域，控製了前任深入不足的農村。
但是共產黨又有與以往不同之處：它企圖利用帝國傳統的行政優勢，集中全社會的資源，完成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這個意識形態性的利益集團要根據自己的馬列主義信仰，有計劃按比例地搭建出一個沒有階級和剝削的工業化社會，最終消滅私有製，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領先跨入人間天堂。
在上述意義上，中國的社會主義試驗，是傳統的極權製度在更加極權的方向上竭盡全力的一躍；是挾立國之威，對西方工業化列強的衝擊的激昂回應；是中華民族在新環境中努力適應並爭取優勢的百年探索的持續。同時，這也是共產主義信仰激發的對理想社會的狂熱追求。在五十年代中期，毛澤東和共產黨擁有至高無上的威望，掌握了帝國曆史上空前強大的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態勸說力量，領導著一個紀律嚴明的高效率的官僚行政體係。一切條件似乎都處於最佳狀態。
憑借強大的專政威懾和宣傳勸說能力，共產黨誘導並迫使農民把自己的土地交給集體，誘導並迫使資本家把自己的產權和控製權交給政府。對於擁有全麵優勢的共產黨來說，這並不是難事。所有製之類的經濟製度本來就是暴力保護下的某種利益安排，現在合法暴力決心改變這種安排，又擁有嚴密的動員和行政體係，在毛澤東及其助手的巧妙領導下，所謂農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隻用了幾年的工夫就順利完成了。城市建立了全民所有製的工商企業，農村建立了集體所有製的人民公社。按照馬列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定義，中國已經建立了傲視全球的最先進最合理的社會製度，下一個目標，就是利用這種優勢，把生產力提高到歐美國家的水平。
全民所有製企業是馬列主義設計的企業形式，農村人民公社則是富於中國特色的創造。人民公社是黨、政、經合一的組織，各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集體經濟在國家任命的公社幹部的行政指揮下運行。毛澤東認為人民公社有巨大的優越性，“工農商學兵相結合，便於管理，”“便於過渡。”與曆代暴力-賦斂集團的思路一樣，毛澤東也是從統治集團的管理成本最低，統治集團政治目標實現的阻力最小的角度選擇經濟製度的。
從控製生產要素的角度看問題，中國並不存在全民所有製企業，隻有源遠流長的官營企業。中國的集體所有製，也不過是被層層行政權力及其任命的基層黨支部書記瓜分了決策權的集體風險承擔製，人民公社社員隻有服從上級指示的義務，而上級政府對自己的錯誤指示所造成的惡果並不承擔經濟責任，損失由公社社員分擔。共產黨以行政權力推行的工業化，就是把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生產手段硬塞到這樣的生產關係之中，並依靠它們超越資本主義。
在毛澤東時代，全社會的資源配置主要靠國家計劃委員會下達的行政指令進行。政府建立了農產品統購統銷的壟斷體製，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內，以低於市價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價格征收農產品。同時，官營企業按照政府規定的壟斷價格，把工業品賣給農民。以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形式，中國農民為建立官營工業體係承擔了沉重的賦稅，做出了份額最大的貢獻 。
在官營工商業內部，職工工資長期凍結在低水平上，政府以這種方式提高積累率，將職工個人的住房和養老積累轉變為建立官營工業體係的資金。
無論是工人還是農民，都無權對上述積累方式和積累比率發表不同意見。他們甚至不清楚發生了什麽。共產黨強大的宣傳機器編織了一幅公平美好的圖景：全國人民都在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忘我勞動著，隻要聽黨的話，隻要努力勞動，共產主義理想就會在不遠的將來成為現實。這種美好圖景反過來又激勵了許多人的忘我勞動。
中國的工業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2年中國工業已恢複到戰前的最高水平，此時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過19.52%，1978年，這個比重上升為49.40% ，一個門類比較齊全的官營工商業體係粗具輪廓。這是持續了兩千年多年的帝國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帝國的小農經濟基礎，被黨國利用小農的經濟力量及其支持的強大行政手段徹底破壞並迅速提升了。在二十多年血流成河的戰爭中鍛造出來的高效廉能的共產黨，為這破天荒的一躍提供了關鍵性的組織和精神力量。
但是，由於中國的工業化與市場化脫節，與農村城市化的進程脫節，計劃經濟及其選擇的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造就了一個嚴重畸形的官營工業體係。大量投資被官營投資體係浪費掉，建成的工業企業又有濃厚的軍工色彩，且效率極其低下 。同時，農民——工業品的最大消費群體——又被吸納勞動力能力較低的重工業優先戰略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被人民公社製度強製束縛在土地上，以傳統的農業生產工具和極低的勞動效率完成行政權力指派的農產品生產任務。
官營工商業體係繼承了帝國時代的管理弊病。隨著管理鏈條的延長，代理行為中體現的國家利益的濃度下降，代理人私利的濃度增加。在平等和強調精神激勵的革命理想氛圍中，國營企業的工資形式甚至比帝國時代更加僵硬，計件工資形式被看作刺激私欲的手段，而私有觀念又是“公有製”的大敵。由於職工收入以固定的計時工資形式發放，工人和企業管理官員對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就表現為在不受到行政懲罰的算計下對閑暇最大化的追求。對行政懲罰的躲避則主要表現為壓低計劃指標的討價還價和謊報計劃完成情況。由於工資固定，閑暇變為免費福利，閑暇的成本則轉嫁給全社會。
可以把怠工的後果轉嫁給全社會，自己的工資收入幾乎不受影響，這種利益格局決定了官營企業的工人和管理官員的基本立場。他們對這種企業製度基本認可，但是又稍有不滿。這種製度提供的閑暇太多了，提供的工資獎金卻相對太少。工人們對獎金之類的物質刺激的反應更加積極，這種積極的反應也鼓勵管理官員采用更加重視物質報酬的管理手段。不過就總體而言，工人階級對國營企業的基本製度並無反抗，反抗出現在社會將怠工後果交還他們自身承擔之時，出現在國有企業改革之時。
農村人民公社的所有製結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是基本核算單位。社員偷懶的後果隻能由本隊的其他成員承擔，搭便車的程度比國有企業稍輕，但仍是一個嚴重問題。於是，井田製時期的草荒又出現在人民公社的大田裏。
農民無法向生產隊之外轉嫁低效率的平等體製造成的產出損失，又不甘心泡在一起挨餓受窮，便開始了前赴後繼的反抗。最初的反抗是擁有強勞力的農戶拉牛退社，被共產黨以武力鎮壓後轉變形式，隱蔽為小包工之類的責任製，再變為包產到戶，更進一步就是包幹到戶。當這一切改頭換麵的反抗都被共產黨的專政鐵拳粉碎之後，剩下的便是集體土地上的怠工和對自留地的熱情，以及平等的貧窮和農產品嚴重短缺。
社會主義工農業生產全麵的低效率，迫使共產黨強化非經濟的激勵-威懾體製。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這一後期毛澤東思想的解釋體係裏，農民的桃花源理想屬於小生產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多吃多占和蠻橫霸道的農村黨支部書記和國營企業的管理官員屬於官僚主義者階級，後來進一步定義為黨內資產階級；偷懶怠工屬於私有製時代剝削階級思想的殘餘；解決上述問題的主要辦法是堅持思想政治領域中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鬥私批修，興無滅資，強化共產黨在各個領域的全麵專政。
這套全方位的激勵和威懾機製，對人的安全、自由、自尊、對社會地位的追求、對人生意義的追求等多重因素發揮作用，並且采用帝國株連九族的傳統策略深化利害影響。為了維持這套體係的運行，社會耗費了巨量的人力物力資源。
上述激勵機製和資源配置體製在工業化初期的模仿階段中成效可觀，但在較長時段的國際比較之中，則既不如市場機製那樣有效，又不如市場機製那樣充滿活力和創造性 。
4、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建立的黨國製度，承受著多方麵的內部壓力。一是農民對包含了巨大利益的自耕農製度的追求壓力；二是工人和管理官僚對利潤掛帥和物質刺激的興趣；三是黨國的官僚集團逐步向舊帝國的統治策略複歸的墮落壓力，這種複歸是追求較低的管理成本和較高的代理人收益的自然過程，其中也包含了對農業自耕農製度和工業企業利潤掛帥與物質刺激原則的讓步和推崇。毛澤東認為，官僚集團的當權派性質決定了他們是毛式社會主義的最大危險，因為他們有選擇製度改變道路的權力。作為對上述圖景及其內在關係的把握，毛澤東創造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
毛式社會主義也麵臨著巨大的外部壓力，一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壓力，二是蘇聯式社會主義的競爭壓力。毛澤東堅信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製度，他更看重來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競爭壓力。這是關係到民族和領袖本人的世界地位和曆史地位的更加直接的競爭。由於蘇聯的官僚集團具有更顯著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特征，毛澤東又有代替蘇聯為人類指明前進道路的宏偉抱負，國內反對“走資派”的鬥爭就成了“反帝”、“反修”的世界總圖景的一部分，成了解放全人類的曆史總圖景的一部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解決上述問題的一攬子方案。毛澤東參照帝國治亂循環的被動調節方式，試圖建立一種黨國主動的自我調節機製，在最高當局的控製之下製造小型的治亂循環，每隔七八年來一次，利用民間“革命群眾”的力量，監督官僚集團沿著毛澤東設計的道路前進。毛澤東堅信他設計的道路合乎人民群眾的利益，文革就是憑借革命群眾力量建立毛式社會主義的根本製衡機製的努力。
文革並沒有顛覆帝國和黨國的基本結構。槍杆子仍然牢牢地掌握在最高當局手裏，人民群眾在任何情況下都未曾真正控製合法暴力集團。相反，一旦某地偏離了毛澤東規定的路線，無論是溫州式的“資本主義複辟”還是傳統的小型暴力集團彼此武鬥，毛澤東總要動用專政力量堅決鎮壓，甚至大規模調動軍隊接管地方事務，清除所有異己力量。
文化大革命再次揭示了帝國-黨國體製與民主體製的固有矛盾：究竟是服從自稱為天道或曆史規律承擔者的暴力-賦斂集團的意誌，還是服從福利生產集團的意誌？毛澤東把勞動人民擺在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這個人民又要由他根據曆史規律予以定義。誰反對毛澤東指引的合乎曆史規律的路線，誰就是人民的敵人。對敵人不能實行民主，隻能全麵專政。經過這樣的限製，隻有在人民與最高領導者毫無衝突的苛刻條件下，文化大革命所宣稱的大民主才有實現的可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定也必須與最高領袖心目中的曆史規律一致，正是這一點自信或妄念，成了最激烈的民主與最極端的獨裁的匯合點——如果一致了，動刀動槍也可以；如果不一致，說錯一句話就要進監獄，甚至被槍斃。文化大革命的民主理論就建立在這個微細的重合點上。
毛澤東還建立了一套處理人民與自己掌握的曆史規律不一致的完整辦法，即像馬列主義要求的那樣，用各種辦法教育人民，啟發人民的覺悟，天天讀，活學活用，向人民灌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讓毛澤東思想溶化在人民的血液中。
在毛澤東時代，黨國製度內部的確出現了許多偏離設計的失衡，但最嚴重的失衡並不像曆代帝國中晚期那樣主要由官僚代理集團的自利行為匯集而成，而是由強大自信的最高權力引發的。這是各帝國戰功卓著的早期統治者經常造成的問題 。毛澤東以“馬克思加秦始皇”自命 ，黨國前期二十餘年間的失衡也與秦帝國那種由皇帝直接引發的失衡類似。秦始皇留下了以長城為代表的防禦體係，毛澤東則留下了同樣具有軍事色彩的官營工業體係。
大躍進是由最高領袖發動，由農民承擔主要代價的最嚴重的失衡。
剛剛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製度，將農民根據自身利益和小集體利益安排生產的權利剝奪了，把他們與未收獲的莊稼的利益聯係切斷了，人力物力被高度集中的行政權力控製著，調配到原始的大煉鋼鐵試驗中，調配到設計粗劣的興修水利工程中，造成了荒唐而巨大的浪費。吃飯不要錢的共產主義試驗增加了集體糧食儲備的消耗。一大二公的產權關係創造了農民看著自己土地上的莊稼成熟爛掉而毫不在乎的奇跡。這一切都獲得了共產主義思想體係的動人解釋，都意味著人間天堂的臨近。
在這場號稱奔向天堂，實際奔向地獄的賽跑中，支配一切的行政官員自覺或被迫偽造具有轟動效應的成績單。毛澤東建立了懲罰反對者、獎勵追隨者的有效機製，建立了排斥所有不利信息和不同意見的信息篩選機製，反饋回來的都是自我支持的信息，提拔上來的都是追隨領導最緊的“同誌”。在這種高效率的自激震蕩機製下，毛澤東和共產黨統治集團的自負迅速得到自我強化並走向瘋狂，終於導致了席卷中國的大饑荒。
大躍進過度剝奪農民權利所造成的後果，是大約三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是國內生產總值的急劇下降。盡管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機器相當成功地把責任推給了天災，推給了蘇聯，毛澤東還是在上千萬具屍體和暴力-財政實力嚴重削弱的現實壓力下作出了自我調整，被迫放棄了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高指標，降低了農業領域的集權程度，所有製單位由人民公社退到了生產隊，一度還默許了包產到戶的存在。
黨國製度對後果如此慘痛的錯誤的懲戒方式，完全是毛澤東以自我懲罰的方式實現的。他暫時交出了經濟決策權，並且自願戒肉數月。這裏再次表現了作出決策與承擔風險的驚人失衡：一個人不吃肉的自我懲罰與三千萬人被迫餓死的失衡。而且，毛澤東即使不交權、不戒肉，他的權力也不會遭遇真正的挑戰。槍杆子和筆杆子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他個人手裏，除了最高統治者改變看法或良心不安之外，黨國製度內部不存在任何製約權力的力量。這種格局繼續孕育著新的嚴重失衡。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失衡，一方麵是毛澤東的巨大權力直接侵犯了官僚集團和平民百姓的合法權利，一方麵是毛澤東製造的半無政府狀態引發了對各種社會集團的合法權利的全麵侵犯。這兩方麵的侵犯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卻沒有建立文革發動者試圖創建的治亂循環式的防修反修的製衡機製。恰恰相反，各個社會集團對毛式社會主義的反感陡然增加。農民更加向往自留地，工人更加向往獎金，被打倒的官僚渴望加倍補償失去地位的損失。就連文革初期的主要造反力量，被毛澤東對文革意義的輝煌解釋所感召的候補士階層——學生集團，也在對現實生活的深入了解中日漸喪失宗教般的熱情。他們本來期望像毛澤東承諾的那樣，通過參加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最後鬥爭而將個體生命融入不朽、融入無限，同時也獲得領導群眾的社會政治地位，但毛澤東描繪的觀念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巨大差距，毛澤東的承諾與貧苦的現實的強烈衝突，削弱了他們對毛式意識形態的信仰。他們中的多數人或者放棄了對任何偉大事物的追求，或者改變了追求的方向。
毛澤東的死亡削弱了對上述異己力量的清剿、壓製和勸說能力，在恢複舊的權利邊界的過程中，該體製及其擁護者以自身崩潰的方式讓出了空間。
改革開放
1、壓力下的讓步
毛澤東身後的中國，與曆代帝國和前朝黨國一樣，孕育著決定命運的三大趨勢。在與國外列強的關係方麵，黨國的實力越來越弱 ；在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麵，人口過剩的壓力越來越大；在黨國內部關係方麵，統治集團的權力依然不受製約，於是為人民服務之類的正式規定迅速向具體的利害關係所決定的潛規則體係滑落，各個社會集團的權利邊界受到嚴重壓縮，反彈的力量越積越強。
當毛澤東緊閉國門，為人類試驗一個理想的社會製度之時，人類社會正在各種群體的生存競爭中自發地開辟自己的演進道路。資本主義將人類社會拉入了一個新型的競爭環境，農業文明時代的帝國和封建諸侯以戰爭為基本手段，以土地人口等財政基礎為爭奪對象，而資本主義卻在市場上爭勝負，戰爭的目的也是爭取市場上的利益。
市場競爭所爭的是如何以更低的成本更充分地滿足人們的需要。這是對人的理解和尊重的競爭，是想象力和創造力的競爭，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的競爭。競爭使得分工越來越細，專業知識越來越多，生產力水平越來越高，政府越來越便宜高效。於是，人的各種權利也越來越有保障，人民的生活和福利越來越好，國家的軍事實力也越來越強大。競爭中的優勝者，在世界上擁有遠大於其人口規模和領土麵積的影響力，而競爭的失敗者，則日益淪為無足輕重的邊緣國家，甚至成為全人類的包袱。
中國在近三十年的時間內處於國際競爭和文明演進的主流之外，距世界水平越來越遠，人口卻越來越多，解決溫飽和就業問題的難度越來越大。這是一個長期性的根本危機。危機一旦爆發，中國不僅自身陷入王朝崩潰的苦難，還將以億萬難民把人類文明卷入災難 。中華民族為人類作出較大貢獻的夢想將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實現。不過，中國人民仍然被形勢一片大好的宣傳所蒙騙，隻有統治集團中的少數人了解這種真實的情況，鄧小平就是其中之一。
鄧小平統領的權力體係遭到文革的嚴重破壞，他的控製能力不如毛澤東，意識形態信念也弱於毛澤東。於是，鄧小平順應國內外各方麵的壓力，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泄洪閘。
相對人民公社製度，帝國傳統的自耕農製度中蘊藏了巨大的利益。統治集團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名義向農民追求這種利益的壓力作出了讓步，在扣留土地所有權的條件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仍然大幅度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不增反降，困擾統治集團多年的農產品短缺問題迅速解決 ，同時農村勞動力由表麵短缺變為嚴重過剩，農民的勞動時間也大大縮短了。人民公社時期推廣的農業技術在找到了使用受益者之後終於發揮了重要作用。八億農民對這塊巨大利益的模糊預期和不懈追求、部分黨國官員對這種潛在利益的認識、以及對“普及大寨縣運動”的高昂管理成本的畏懼和支付困難，共同促成了人民公社製度的崩潰。
相對計劃經濟和官營工商業製度，帝國傳統的民間市場和私營工商業製度也蘊藏了巨大的利益。最高統治集團無力在官營工商業體係內安排城市剩餘勞動力就業，無力吸納農村的剩餘勞動力，無力解決渠道不暢和供應短缺問題，因而積累了越來越大的社會不滿。黨國不得不容忍民間商販和城鄉貿易市場，不得不容忍個體戶、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存在和發展。結果，在政府獲得巨額稅收的好處的同時，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在官營工商業體係之外獲得了就業機會，一個在規模、產值和利潤方麵全麵超越官營的民營工商業體係與市場一起迅速壯大，各類商品由普遍短缺轉為全麵過剩。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建立起來的官營工商業體係，則以自身的技術和人才積累為非官營體係提供了幫助，以自身創造的需求為非官營體係提供了支持，以自身的遲鈍和無能為非官營體係讓出了發展空間，以自身的疏漏和腐敗向非官營體係轉移了大量的機會和財富。
相對封閉而言，向世界開放同樣蘊藏了巨大的利益。中國短缺的資金、技術、設備、知識和市場，都可以在開放中獲得至關重要的補充。在這些直接利益的吸引下，最高統治集團實行了開放政策。這項政策一方麵將國外產品和企業引進了中國，一方麵將中國的企業推向了世界市場。中國經濟在優勝劣汰的競爭環境中，踏上了分工和進化的良性軌道。
相對毛澤東在文革中建立的高度中央極權和群眾監督製度而言，傳統的官僚等級製度和地方分權製度，以及建國初期稍受尊重的黨政分工製度和人大政協製度，也包含了吸引各級各類官僚集團的巨大利益。官僚集團從民間奪回了毛澤東有條件賦予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憲法權利，推動了黨政分開，恢複了人大和政協的活動，地方政府則從中央政府手中爭到了財政包幹製度。
不僅如此。各級官僚在恢複舊有權利的同時，懷著補償文革損失的熱情，加速攫取自身的利益。他們和帝國時代的官吏集團一樣，開始建立一套架空正式規定的潛規則體係。這套體係建立在處置國有資產和使用公共權力的寬闊選擇空間之中，建立在給被管製者設置障礙造成傷害的合法權力之上。各級官吏利用權力從各個方麵擠榨油水，並在油水的吸引和滋養下擴張自身的規模，迅速踏上了曆代官僚集團膨脹腐敗的老路。
無論鄧小平讓步的領域多麽廣泛，這些讓步都出現在帝國的次級特征方麵。盡管鄧小平不那麽在乎“主義”之類的標簽，隻要能把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搞上去，實行什麽主義都可以，但是在決策權力由誰掌握，槍杆子和筆杆子由誰控製這個涉及帝國製度核心特征的問題上，鄧小平寸步不讓。他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其中的核心，可以決定堅持或放棄什麽的關鍵，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實際上也就是堅持一個人說了算的極權體製。他不僅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說了算，還要為中國指派一個能自己說了算的接班人。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仍然是有“主義”的——他守住了“黨國主義”的底線。因此，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也可以理解為帝國製度通過自己的變體與世界接軌、調整自我以適應內外環境的又一次努力。這是繼光緒皇帝、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的失敗努力之後的新努力，是以延續黨國壽命為目的的重大策略調整。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四項基本原則約束下的改革開放，在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個新格局，一個帝國從未見過的、與歐洲的憲政誕生即資本控製暴力初期近似的政治經濟格局。
這個格局的基本特征，就是作為曆代帝國財政基礎的小農經濟退居三線，作為黨國財政基礎的官營工商業正在退居二線，而民營工商業和非國有資本控製之下的市場經濟企業正在成為國民經濟和稅收財政的主要支柱 。如果考慮到金融、能源、鐵路、航空、通信等壟斷性行業對官營工商業的利潤貢獻，官營工商業在市場競爭領域的實際地位已經退居二線。
官營企業及其黨國老板對這種趨勢進行了頑強抵抗，但是屢戰屢敗。盡管國有企業的改革措施不斷推出，官營工商業仍與曆代前輩一樣，在本質上還是一個衙門，其官僚代理人對來自上級官員的行政獎懲作出敏銳反應，對市場和企業盈利狀況的反應則取決於上級官員的重視程度。而上級官員作為代理人的一級，在投資和經營方麵同樣缺乏承擔失誤和享受成功的切身利害關係，相反，在所有者缺位，上級官僚代理人監督不力的條件下，官僚代理人出賣委托人利益通常會獲得更高的收益。這種扭曲的激勵機製導致官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全線潰敗。官營企業在競爭中潰敗的另外一重原因，是它承擔了過多行政和社會福利職能，它要承擔官營工商業體係創立時期以低工資形式欠下的職工福利和養老的債務。沒有這種包袱的官營新企業尚且競爭不力，債務累累的老企業更感雪上加霜。
在潰敗麵前，與官營企業利益相關的官僚集團一方麵利用行政權力建立壟斷壁壘，保護自己不受市場競爭的威脅，另一方麵則利用財政和金融手段向全民轉嫁自身的破產危機。官營企業吃完了財政吃銀行，吃完了銀行吃股民，已經將數以萬億計的銀行存款變成了呆帳壞賬 ，正在將數以百億計的股民資金變成垃圾股。黨國壟斷的銀行和證券部門為官營企業大開綠燈，為吞噬中國人民的血汗積累提供了方便條件，並且以這種方式限製和擠占了民營企業的發展機會，同時也剝奪了工人和農民在更有前途的民營企業就業的機會 。用盡種種手段仍然無法解救官營企業之後，黨國統治集團被迫收縮防線，抓大放小，將管不過來的小企業賣給民間。
與上述趨勢相反，民營資本正在中國社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在吸納過剩人口、交納各種稅費、增強國力等方麵越來越舉足輕重，推進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 。而且，資產階級與帝國依存了兩千多年的小農大不相同，他們交易頻繁，競爭激烈，交易費用的任何微小變化都會引起他們的敏銳反應，影響他們的競爭能力。小農經濟可以忍受的苛捐雜稅、行政低效和司法腐敗，對資產階級而言就是抑製發展甚至導致破產的昂貴成本和巨大風險。
資產階級對生存和發展條件的要求更加苛刻，同時又見多識廣，善於比較。他們知道合乎自己利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係統是什麽樣子，他們甚至能夠計算出西方式的憲政製度的貨幣價值。他們有願望也有能力進行權錢交易，像他們的西方前輩那樣為自己購買一個將暴政永遠控製住的可以信任的憲政製度，購買一種優質高效的政治製度，購買一種寬容安全的意識形態。早在“六四”前後，人們便看到他們出錢出力的慷慨讚助，經過十餘年的高速發展，他們的財產總額大幅度增加了，他們對生存發展的政治保障的需求也更強烈更有力了。
如果不能在公開交易中合法地買到上述優質產品，如果黨國統治集團不肯正視上述事實，不肯建立合法交易的規範，資本家個人就會在私下交易中購買隱蔽的特殊利益。事實上，他們已經進行了大量局部性的私下交易，營造出貪官汙吏與資本家聯手對外的局部氣候，甚至在政府腐敗無能的空間中培育出黑社會組織——地下活動的暴力賦斂小集團，並且依靠這種黑色力量建立有利於自己的秩序。這種官商勾結、黑白道同行的潛規則體係，既破壞了公共秩序，又扼殺了給社會帶來好處的市場競爭，把政府變成了收費更高、效率更低的分贓集團。
這種製度的前途，正如曆代帝國官府與各地土豪聯手建立的潛規則秩序表明的那樣，官吏有了幫凶，土豪有了靠山，暴力賦斂集團與福利生產集團的基本均衡將遭到更加迅速而深入的破壞，最終顛覆整個社會。如果結合市場經濟進一步分析，正如馬克思在分析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時指出的那樣，由於無產階級的購買力不足，生產過剩的危機將周期性出現。顯然，官府壟斷和官商勾結可以加劇生產過剩的危機：行政權力的介入可以造成壟斷性的高價，從供給方麵抑製需求，使得更多的老百姓買不起；行政權力又可以用各種名目的稅費抽走消費者的收入，或者幫助資產階級從政治上抑製無產階級的工資要求，從而降低他們的購買能力，讓更多的消費者沒錢買。長此以往，在一個危機四伏容量狹小的市場麵前，資本也堵住了自身的發展道路。
假如公開和私下的交易都不成功，資產階級可以退出交易，這意味著資本抽逃，其結果便是稅收減少，失業增加，社會動蕩。即使存量資本抽逃困難，增量資本對中國的投資環境望而卻步也是致命的威脅。中國人口規模的增長要求每年維持相當高的經濟增長率 ，不然就難以保持社會穩定。在這個意義上，勞動市場上的所有新來者，急需就業機會的工人，渴望進城就業的農民，已經成為資產階級的同盟軍 。資產階級與黨國交易的失敗，也意味著工人和農民利益受損，意味著人口壓力緩解無望，意味著流民遍地。
統治集團對資產階級和工人農民的最好讓步，就是建立一個便宜的政府，一個民主的、受到福利生產集團控製的政府，一個在權力製衡機製下被迫實施正式規則而不是由巧取豪奪的潛規則支配的政府，從而在體製上降低與政府有關的交易成本和投資風險，提高民族工業的競爭力。這也是介入國際市場競爭之後必然出現的政治要求。
事實上，當代中國與資本主義誕生時期的歐洲一樣，麵臨著一個無法有效阻止資本流動而自己不受傷害的競爭性環境。改革開放破壞了帝國和黨國關起門來稱王稱霸的傳統局麵。國外資本的流動阻止不住，港台資本的流動也阻止不住，國內買通了政府官員的資本依然阻止不住。資本已經獲得了退出的空間。任何一個有自身財政利益和穩定要求的地區，都被迫與國外、港台和國內其他地區進行投資環境的競爭。不肯或不能創造一個交易成本較低的政治法律環境，就要創造一個勞動力或其他生產要素更加便宜的環境。這就意味著降低土地價格，禁止組建工會，降低對工人利益的保護，降低對環境的保護。總之，以工人農民和全社會甚至子孫後代的利益補償惡劣的政治環境，以此維持本地環境對資本的吸引力，維持經濟增長和政權穩定。可是，這樣的增長和穩定注定是短命的。
3、民主的利益與專製的風險
資產階級、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包括官僚集團自身，都能感覺到民主製度潛藏著巨大的利益。就好像大包幹製度可以每年增產上千萬噸糧食、增收上百億元人民幣一樣 ，這種利益在實現之後也是可以計算的——資產階級可以算出交易費用的節省，工人可以算出更多的就業機會，農民可以算出亂收費的減少和城鎮吸納能力的增加，知識分子可以算出意識形態領域解禁帶來的大量機會、財富和難以估價的自由創造空間，官僚集團也可以算出自身的安全穩定——當然還要扣除專製權力受到監督的損失。
作為一個整體，中國還可以通過建立民主憲政製度降低國際輿論的擔心和敵意，降低國際交往的成本，提高自身的地位，獲得巨大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
上述各種利益，在不同的集團和不同的人眼中是不一樣的。利益的大小不同，清晰程度不同，爭取的代價不同。控製新聞和言論可以影響人們對利益和代價的評估，甚至可以掩蓋利益或風險的存在。禁止成立政治組織則可以降低追求民主的力量，提高追求者的個人風險。因此，黨禁和報禁都是阻止民主憲政製度誕生的重要手段。
不過，阻攔民主憲政的總體風險正在增大。曆史和現實的經驗表明：一個自身權力不受製約，可以憑借合法暴力敲詐勒索、索賄受賄，可以出賣法律和公正，又可以向全社會和子孫後代轉嫁風險的統治集團，是一個吸引力巨大的社會集團。這個集團吸納寄生人口的膨脹趨勢是曆代帝國都無力禁止的 。
這個持續膨脹的暴力-賦斂集團榨取了國有資產，低價掠奪了農民的大量耕地，隨時憑借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勒索民間的貢奉。與漂亮的自我標榜相反，這個集團與民間的真實關係，也像曆代帝國那樣體現為一套潛規則體係，一套憑借合法傷害權分配資源的體係。
潛規則體係的擴張和官僚集團的惡性膨脹，是帝國製度內部關係失衡的標準程序。這種失衡曾經以牧人數量過多、屠宰量超過羊群的繁殖生長能力，導致了許多王朝的衰落。內部衰落再加上境外勢力乘虛而入，構成了帝國崩潰的標準模式。對當代中國社會來說，這個過程同樣意味著福利生產集團過度失血，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在世界市場上競爭能力的削弱。
全世界都知道，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前也明白，民主和憲政可以製約官僚集團的權力。這意味著民主和憲政製度可以製約社會共同認可的正式規則向憑借合法傷害權分配資源的潛規則體係的滑落，意味著降低官僚集團的吸引力和膨脹能力，意味著阻斷帝國崩潰的曆史性循環，意味著排除一顆多次將中國炸毀的定時炸彈。
中國各個社會集團，包括官僚集團內部的真誠高明之士，對民主和憲政的追求已經在“六四”運動中表現出來。受西方思想影響比較深、組織成本比較低、具有追求“道統”的悠久傳統的學生集團首先開始請願，他們的民主理想與大眾對遏製腐敗的政治訴求一拍即合，中國社會頓時風起雲湧。
在這場爭取民主的運動中，中國民間的各種社會集團處於嚴重的無組織狀態。共產黨的黨禁和報禁政策造就了民間的一盤散沙，各種利益集團的訴求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集中起來，更難以統一成理性的可以協商妥協的政治主張。於是，共產黨統治集團麵對的就是一片情緒化的人海，這片人海中翻卷著學生領袖、各類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的學生、個體戶、工人、失業青年、進城農民、基層官吏等階級階層的理想、熱情和利益計算。在這種缺乏組織的狀態中，每個人都可以不承擔義務，也無法有效地承擔義務，但每個人都可以也必然提出自己的最高訴求，表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這是一種權利與義務失衡的危險狀態。
統治集團內部對民間的民主要求缺乏準備。共產黨一直不能正視自身的性質，不能正視其作為曆代統治集團繼承人的獨特利益和傳統弱點。他們自欺欺人的意識形態也影響了自己對事物真實麵目的探討和認識。他們一直堅稱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肯正視還政於民的問題，根本禁止討論這種涉及壟斷性權力的敏感問題，更談不上準備好實質性的應對方案，建立一個各種利益的表達、協商、妥協的有效體製。突然之間，麵對噴薄而出的民主要求，在政治局、國務院、人大、政協、北京市委市政府之間，在這些機構內部，同樣翻卷起不同的利益和風險計算。在同樣缺乏意見表達和利益協商妥協機製的統治集團內部，在信息通道被官僚機構扭曲的體製內部，這些複雜計算同樣難以在短期內取得共識，這就孕育了統治集團內部分裂的更大危險。政治局內部的分裂，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分裂，這些巨大權力之間的分裂甚至有可能發展為暴力對抗，槍杆子解決問題畢竟是中國政治的歸宿。
更進一步說，統治集團據以評估利害的意識形態體係本身就決定了這種混亂。黨國統治集團仍以曆史規律的唯一代表者和承擔者自命，這種與帝國的天命-天道體係一脈相承的意識形態在根本上排斥異己，勇於鎮壓和專政，難於協商和妥協，理直氣壯地堅持對權力的絕對壟斷。但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又承認曆史規律體現了人民的利益，統治的合法性最終來自人民的授權。這種道統與法統的矛盾隱藏著中共中央與比較靠近民間的人大和政協的分裂，隱藏著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最後，鄧小平決定以快刀斬亂麻。他動用槍杆子將自己視野中的挑戰和難以承受的風險鎮壓下去，再動用筆杆子將這種挑戰妖魔化，然後下令禁止一切爭論。
十餘年過去，民主仍然是一個禁止公開討論的問題。但是民主和憲政製度包含的利益增加了，抵製民主憲政的風險也增加了，全社會對上述利害關係的認識也更加清楚了。這是一個更多的人需要民主製度、並且願意為民主製度支付費用，因而使得民主製度能夠在建立之後長期存在和順利運行的新時代。可是共產黨卻堅持以強權方式抑製各個社會集團對上述利益的追求和宣傳，繼續禁止各階層自發集會結社追求自身的利益，禁止民主憲政所必須的各派政治組織的誕生，強製保持對帝國統治最有利的一盤散沙狀態。共產黨自稱是先進階級先進文化和人民利益的代表，繼續以這種壟斷一切代表資格的方式抵製民主和憲政，毫無還政於民之意。然而，共產黨的腐敗日甚一日，官僚集團的膨脹日甚一日，官商勾結的私下交易與日俱增，黨紀國法越來越徹底地被帝國傳統的“陋規”即潛規則體係所取代，帝國傳統的人口過剩和內部失衡的危機正在積累。
人口的增長吞噬經濟增長速度，統治集團的膨脹和腐敗也在吞噬經濟增長速度。在人口過剩危機不斷加深的背景下，中國正在經曆著一場稅基擴大速度與統治集團榨取深化速度的競賽。在東部和沿海地區，盡管民營經濟的發展潛力受到政治方麵的諸多拖累，經濟的高速增長仍然做大了蛋糕，中國經濟也顯出比曆代王朝更大的潛力，似乎可以繼續支撐統治集團的膨脹。但是在以傳統產業為主的中西部地區，統治集團正在難以做大的“老蛋糕”上占有越來越大的份額，正在越來越遠地偏離社會認可的公平，正在將稅基壓垮 。
共產黨正在培育暴亂。它不能解決黨國的內部失衡問題，卻以暴力禁止其他解決問題的方式出現。它無力約束自己，卻以暴力禁止其他社會集團建立約束機製的企圖。它拒絕還政於民，又拿不出扣押人民民主權利的像樣理由。所謂“三個代表”的理論，盡管發展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即變相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抹去了共產黨意識形態中對資產階級的直接威脅，但是在統治集團自身腐敗到人人切齒的形勢下，這套理論連自欺欺人都欺騙不了幾個，徒然叫人懷疑這個黨有沒有正視曆史和現實、引導中國走出帝國體製、平穩完成社會全麵轉型的能力和真誠。
就像遏製大包幹和市場經濟製度一樣，中國共產黨正在以遏製民主和憲政的方式製造將自身摧毀的力量。當全社會都感覺到大堤外邊存在巨大利益時候，遏製人們對利益的追求是吃力而危險的。嚴防死守下去，無非是自身的千瘡百孔和豆腐渣化，待危機積累到無法控製的程度後，一旦失守，就可能導致整個中國在人口壓力和充滿仇恨的暴力集團的混戰中崩潰，這將是曆代帝國的命運的重演。在共產黨強行製造的一盤散沙之中，很難指望共產黨的替代力量及時生成，更難指望替代力量生成後有時間有能力為流民提供生路。這意味著中國的帝國製度和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和憲政製度的轉型的又一次失敗，也意味著共產黨將親手摧毀自己在工業化和改革開放的數十年中建立的曆史功績。
退一步說，即使共產黨暫時成功地鎮壓了國內的民主憲政要求，國際環境仍然充斥著市場競爭。這種競爭仍然擁有強大的力量，緩慢卻堅定地衝刷、淘汰著昂貴而低效的政府。淘汰的途徑，就是將這個被政府拖累的缺乏競爭力的國家擠到世界的邊緣，就是在競爭失敗導致的貧窮失業中積累起造反的力量，就是造就一個與滿清政府倒台前類似的內外交困和眾叛親離的革命情境。從較長的曆史時段看來，一個腐敗低效的政府和容忍這種政府的民族是無法在競爭環境中生存的，要麽改變，要麽衰亡。
共產黨有機會疏導社會壓力，有機會引導中國和平地完成社會轉型。中國也存在著和平轉型的條件。無論如何，人大、憲法、最高法院、政協、這些民主和憲政的架構及相應觀念，已經以各種形式在中國存在了將近一個世紀，並且在各個層次上造就了一些利益集團。在名義上，共產黨也必須假借人民的名義才能實施合法統治，僅僅依靠“天命”式的曆史發展規律已經不夠了。在名義上，人民也獲得了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許多民主權利，盡管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都缺乏使用這種權利的勇氣和傳統，盡管許多南轅北轍的實施規定又偷偷摸摸地奪走了這些權利。不過，這些缺陷和不足是人們所不滿的，是需要掩飾的，而不是獲得廣泛支持的。中國人民在增進對世界了解的同時，越來越清楚一個合理的政府應該如何產生和如何運作，越來越明白他們應該從政府那裏得到什麽，又被剝奪了什麽。這種觀念的變化反過來又增強了人們對人大和憲法的期望。麵對這種期望，即使在官僚統治集團內部，也越來越強烈地感到心虛，拿不出公開反對的理由，隻剩下鼠竊狗偷一路的言論封鎖策略。
隨著這種趨勢的發展，人大和政協完全可能在護憲的名義下合法地行動起來。特別是人大常委會，清除一切違憲的法規條令正是它的法定職責。帝國的曆史上從來也沒有在體製內合法挑戰專製權力的製度基礎，而這種十七和十八世紀英國和法國的民主革命曾經依賴的條件，如今已經存在於中國社會之中。隻要有一批人民代表敢於挺身而出，堅持憲法規定的合法權利，要求清除共產黨設置的一切違憲的法令法規，共產黨以法統裝飾道統的全部偽裝就不得不麵對強大的體製內的挑戰。如果共產黨沒有把握獲得足夠的支持鎮壓這種合法挑戰，如果共產黨內部有足夠多的誌士仁人不肯鎮壓他們在名義上也擁護的理想，中國的和平民主進程便有了成功的希望。這種體製內的挑戰一直沒有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幕後操作者的遏製。共產黨精心編織了一張利害關係網，並依靠這張內部的威脅利誘之網操縱一切，用潛規則架空了憲法。然而百密難免一疏，王綱解紐的危險始終存在。畢竟中國曆代都有一些為民請命和舍身求法的英雄，畢竟民間的重大利益訴求需要自己的代言人，在危機顯現之際尤其如此。
一旦人民授權的法統與自稱掌握了曆史規律的道統發生衝突，中國就可能出現一次類似“真理標準討論”那樣的政治性的哲學爭論。這場爭論的實質，就是服從人大還是服從中共中央。毫無疑問，人類社會的演變是有規律可循的，問題在於，這個規律的政治載體是什麽：是人大的投票箱，還是聖旨或最高指示。人大或議會是對各種社會利益匯總，曆史規律就在這個模擬的社會中自我展現，而道統與法統就在這個自我展現的程序中合為一體，成為社會各界認可的正式法規。
顯然，上述政治和社會轉型是一個充滿了風險和利益衝突的複雜過程，無論是共產黨主動發動還是被動應對，都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操作技巧。然而，隻要有轉型的願望，總有許多過渡方案可供選擇。譬如擴大高層差額選舉，進行政治特區試驗，允許民間政治和輿論組織的合法誕生，開放黨禁和報禁，容忍一個與經濟結構和利益結構日趨分化相應的社會生態體係的發育，並且在此基礎上建立健全真正的人民代表製度等等。中國知識分子還提出過與城鄉二元結構和東西部不同發展水平相對應的二元政治體製的試驗方案，提出過由下至上擴大民選範圍的試驗方案，提出過擴大人大和政協權力的試驗方案，以及允許民主黨派獨立發展的方案等等。
最大的危機在於：共產黨統治集團表現出了相反方向的持續努力，人們看到的是搜根尋源的扼殺，是網眼越來越密的捕撈，是全麵的封堵，是日益無效同時又日益強化的欺騙性宣傳。共產黨在扼殺建設性力量的過程中日益削弱著自身的控製能力與民眾的認同，日益積累起對自身和社會的破壞性力量。
扼殺異己或抑製社會組織的發育並不能為黨國的獨裁統治開辟前途。帝國安身立命的小農經濟基礎已經被黨國的工業化成就破壞了，帝國生存的閉塞環境已經被西方文明帶來的競爭破壞了，帝國體製解決自身問題的希望已經被數十次徒勞的王朝循環破壞了。麵對無法挽回的破壞，帝國組織即使純粹出於自身利益，合乎邏輯的最佳選擇也是放棄權力壟斷，這樣才能為福利生產集團創造一個低成本的高效可靠的政治法律環境，清除潛規則產生的土壤，挽救自身的社會母體於危難之中。不過，這個選擇恰恰意味著帝國壽命的自我終結。在這個意義上，黨國是帝國的最高階段。黨國既是帝國的掘墓人，又是腐朽的帝國，垂死的帝國，斷子絕孫的帝國。
恐怕很難指望中國共產黨認同上麵描繪的曆史和現實的圖景，盡管這幅圖景可以近似地理解為馬克思描繪的資本主義誕生前的富於東方色彩的曆史圖象。這是一幅暴力集團與生產力集團互動的圖象，各個集團在互動中尋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並且隨著自身實力和影響力的變化調整策略，造成各集團關係真實邊界的移動。這是一幅比歐洲資本主義時代產生的唯物史觀更加尊重中國史實的圖象。困難在於，認同這種圖景意味著對共產黨的業績和地位的評價大大低於它的自詡，意味著共產黨在未來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喪失特權壟斷地位，而共產黨統治的主要獲利者和曆代統治集團一樣，在這種壟斷地位給特權集團帶來的利益消耗殆盡之前，很難主動放棄既得利益，接納對自己不利的觀點。能夠跳出這種局限的共產黨領導人，一個不受既得利益和自身意識形態束縛，放棄自己壟斷了真理和正義的神話，將暴力交還國家，將國家交還人民的曆史巨人，是中國翹首以待的民族英雄和人民英雄。為了完成社會轉型，曆史給共產黨的領袖保留了成為最後一個大英雄的機會。
黨國之後
未來的、擺脫了一黨專製的社會，並不是一個必然美好的社會。資本控製一切的社會，另有其不公和醜陋之處，另有其危機和苦難。同時，各級人大也未必幹淨，代表可能被收買，選民也可能被收買。眾多的公民未必對投票感興趣，政府的產生也未必沒有私下交易。幾千年的專製培育出適應生存環境的奴性，逃避義務的奴性又反過來培育出強大的專製。搭便車的傳統根深蒂固地紮在人們的心底，並將以這種推委和近視培育出新的獨裁夢想。確立難以躲避責任的嚴密機製和主動擔當公民責任的社會意識將是一個漫長的互動過程。
盡管如此，公開的政治權力競爭，民眾對政黨和政策的自由選擇，公眾輿論的自由表達，比起黨國在黑箱中的壟斷和特權來，至少獲得了大體的公平和程序的公正，獲得了進步的基礎。中國將因此超越暴力強權統治的曆史階段，與悠久的帝國的曆史告別。同時，西方文明為克服資本主義自身危機而進行的百年探索，西方已經建成的對資本力量的尊重與製約相結合的機製，也為中國提供了大量經驗。
因此，替代黨國的並不必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作為最關心企業興衰的群體，他們的利益和要求一定會得到更多的保護和尊重，大筆行賄和收買政治保護傘的費用將節省下來。同時，在缺乏保護的條件下掙紮於民營企業中的無產者也將獲得他們的代表和組織，顯示出他們對政治的影響。官營企業中的工人集團也會憑借自身票數對未來政治發揮真實的影響。農民將爭取到取消戶籍歧視和抵抗苛捐雜稅的權利，將在他們願意花費時間和精力作出區別和選擇的空間之內選擇自己的公共事務管理者。知識分子集團的創造能力將在解除了禁錮的社會中噴發出來，為社會和自身創造更多出的福利。所有這些群體的權利將在法律上獲得真實的保障，所有這一切還將獲得輿論和傳媒的監督。當然，這將是一個長期的磨合、發育、探索和逐步成熟的過程，也是一個難免混亂和痛苦的過程。
所有這些權利，都是從號稱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共產黨手中獲得的。人民中的每一種重要的利益訴求，都將在議會中得到討論和計算，確定受益者和支付者，並在彼此的讓步和妥協中達成協議，成為受到各方尊重並且有人力財力支持的法令。共產黨習慣製造的裝飾門麵的法令，表達美好或欺騙願望的數以百計並不實施的法令，將被體現出真實的社會關係並確定了支付來源的法令所取代。除了那些依靠潛規則牟利的統治集團成員，沒有人會額外失去東西。而失去了壟斷地位因此也縮小了暗中牟利空間的共產黨統治集團，也將得到尊重和不受挑戰的合法性，得到安寧，甚至在工人階級信任的基礎上複活。
未來的中國充滿了偉大的機會。這個國家人口如此眾多，資源如此緊張，追隨工業文明的道路必定是困難重重的。各種資源的價格將隨著這個龐然大物的需求的增長而昂貴到必須尋求替代的程度。中國所提供的這種壓力，它處在第一線所感到的迫切需要，再加上無法將這種壓力轉嫁於他人的合理製度，將迫使和誘導中國用最多的人力和聰明，以最高的熱情尋求替代性的文明。
自由市場經濟的確是有問題的。最大的問題，恐怕就是無休止的競爭造就了人類的強大力量，打破了人類這個物種與自然界其他物種甚至其他物質運動形態的均衡。這種獨大導致的失衡必定要遭到報應，這就是造化中的弱勢因子對人類過度侵犯作出的惡性反應，以自身滅亡或惡化的方式破壞人類這個物種依存了千百萬年的環境本身。造化要在人類狹窄的現實利益格局中獲得自己的代表，如同工人以工會為代表抵禦資本家的過度侵犯一樣，抵禦人類的強勁推進所造成的過度侵犯。否則，人類與造化中其他成員的危機關係就不能得到有體製保障的解決。這是全人類的問題，而中國特別脆弱的資源基礎可能迫使中國率先走出抑製人類過度侵犯自然的一步，發展出某種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新文化。
這一切隻能發生在徹底埋葬帝國製度之後。那個統治集團根據自身狹隘利益裁剪一切的製度，無法容納更無法激勵億萬人民的發明創造。
在一個極權體製的社會裏，平民個人的反抗不僅是微不足道的，也經常是得不償失的。然而，對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的社會的向往，對這樣一個社會的越來越清晰的描繪，對這個社會到來的願望的一次又一次的表達，對阻擋性努力的唾棄與不合作，對促進性努力的讚揚和幫助……每個公民的日常言行，都蘊藏著足以導致“王綱解紐”的力量。這種力量的作用是長久而深遠的，是足以影響曆史走向的。同時，這些言行又是符合公民自身利益的。這是掌握自身命運的願望，是對王朝崩潰風險的規避，也是在世界市場競爭中爭勝的必要。我們的就業、收入、安全、自尊、榮譽，我們民族的前途，還有我們子孫後代的命運，都通過這些日常具體的事務分配到我們每個人的肩頭。
帝國的曆史已經告訴我們：一個處處逃避自身責任的民族，不配有更好的命運；一個容許自己的成員逃避責任的民族，將在整體上遭到報應，淪為人們逃避的對象。
2000年
注釋
這項條件可以如此表達：
掠奪(防禦)收益-掠奪（防禦）成本﹥生產收益-生產成本。顯然，初次掠奪需要鎮壓反抗，需要建立掠奪體製，一次性成本會比較高。此後隻要支付維持威懾力和掠奪體製的成本就可以了。暴力與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在社會性昆蟲那裏已經出現，譬如兵蟻。在蜜源緊張（蜂蜜生產成本上升）的時候，蜜蜂的“盜性”也會隨之上升。盜蜜行為可以導致蜂群之間的戰爭，導致蜜蜂的大批死亡和逃亡。
在帝國時期，暴力賦斂集團主要由皇室、貴族、軍官和官吏集團構成，他們憑借超經濟的權力分配並占有資源。而福利生產集團，主要由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土地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擁有者構成。生產要素的擁有者與暴力賦斂集團在成員上有部分重合。此外，在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產品方麵，暴力賦斂集團也有生產性的作用。
《詩經•國風•齊•甫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呂氏春秋•審分》：“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
準確的用語應該是“封建”製。兩千多年來，“封建”二字在漢語中一直指稱西周創建的那種製度，即柳宗元在《封建論》中描述的那種製度。這種製度與八世紀首先出現於法蘭克王國，隨後在歐洲流行數百年的那種製度頗為近似。不過，封建二字近5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創造的話語體係中獲得了額外的涵義，指稱了另外的東西。為了避免混亂，我在這裏暫且用分封二字代替。
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比較大一統帝國製度與戰國時期諸侯製度的利害得失說：“秦並海內，兼諸侯，南麵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麵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
遊牧民族的侵掠行為是應付災害的生存策略之一。《史記•匈奴列傳》雲：“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因此，來自草原地帶的暴力掠奪威脅，構成了帝國外部環境的一個固定存在。
建立帝國製度是對中國社會一次重組，重組後的社會隻需要同樣甚至更少的生命和財產的投入，就可以獲得優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安全和秩序。這既是司馬遷筆下士庶的共同信念，也是後代帝國臣民的普遍感覺，故有“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之說。在這個意義上，帝國製度是費用更加節省的製度，因此本文反複強調其高效率的特征。找到並且建立這樣一種費用更加節省的製度，成功地實現這樣的社會重組，不能不稱之為偉大的文明成就。
均衡是指博弈論（或作為其特殊形態的微觀經濟學的均衡理論）所描繪的一種狀態：在相互作用的關係中，每一方都同時達到了約束條件下可能實現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因而這種狀態可以長期持續存在。
見《管子•牧民第一》。管仲隨後解釋說，不為不可成，指量民力而行；不求不可得，指不強民以其所惡；不處不可久，指反對短期行為；不行不可複，指反對欺詐行為。
《韓非•說疑》
潛規則指的是一套未必明說，但實際上支配著社會運行的規矩。參見拙著《潛規則：中國曆史中的真實遊戲》，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在理論上，官吏集團對代理人利益的追求將在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的那一點止步。如果邊際成本由上級監督和民眾反抗共同構成，那麽，在官吏平均分攤到的監督力度逐步下降的現實趨勢中，真正能夠阻止官吏集團侵犯腳步的，隻有民眾的反抗。由於個別性反抗的勝算極低，迫使侵犯止步的那一點隻能是大規模造反，而這一點恰恰是社會秩序的崩潰點。這是民眾權利不敵官吏權力的專製製度的衰亡常規。
疍民：以船為家，生活在水上的居民。通常被視為賤民，被看作陸地生存競爭的失敗者。海盜和水匪中多有疍民出身者。
《國語•晉語》：“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
交易成本，大體可以看作人與人打交道的成本。這個概念將在本文中多次出現，需要多解釋幾句。
張五常教授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約翰•伊特韋爾等編，1992，經濟科學出版社）“經濟組織與交易成本”條目中寫道：
“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於沒有產權、沒有交易、沒有任何一種經濟組織的魯賓遜•克魯索（Robinson Crusoe）經濟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義這麽寬廣很有必要，因為各種類型的成本經常無法區分。這樣定義，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係列製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談判成本、擬定和實施契約的成本、界定和控製產權的成本、監督管理的成本和製度結構變化的成本。簡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發生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的成本。顯然，這些成本的確很重要，把它們稱為“交易成本”，可能引起誤解，因為它們甚至在像共產主義國家那樣的經濟裏，也會赫然聳現。
從定義上看，一個組織總要求有人去組織它。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所有不是由市場看不見的手指導的生產和交換活動，都是有組織的活動。這樣，任何需要經理、主任、監督者、管理者、實施者、律師、法官、代理人，或甚至中間人的活動安排，都意味著組織的存在。這些職業在魯濱遜經濟中，是不存在的，給他們的工作支付的工資，就是交易成本。
當把交易成本定義為一切在克魯索經濟中沒有的成本，組織被同樣廣義地定義為任何要求有看得見的手服務的活動安排時，就出現一個推論：所有的組織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這就是為什麽過去20年間，經濟學家總是竭力用變化的交易成本來解釋各種組織結構形式的原因。”
十二世紀初，法國東北部的琅城以重金從主教高德理手裏買下自治權。主教花完了錢後背約，要收回自治權。於是市民向國王路易六世行賄400裏佛爾尋求支持。主教則用700裏佛爾行賄，於是國王支持主教，取消了自治特許證。1112年市民發動起義，殺了主教。國王聯合封建領主出兵鎮壓，市民則堅持鬥爭。十六年後，琅城市民再度獲得自治特許。此後，路易七世為了獲得支持，主動發放了25個自治特許證。其子腓力二世發放了41個舊城，43個新城的特許證。
歐洲城市的力量與國王的力量比較接近。1302年布魯日市民起義反抗重稅，殺了3000法國人，腓力四世出兵鎮壓。在7月11日的庫爾特累戰役中，國王方麵有6000騎士和200大貴族陣亡，戰場上留下4000雙金馬刺，號稱“金馬刺之役”。遭此挫折，腓力四世被迫放棄對包括布魯日在內的佛蘭德爾地區的吞並。對比中國，皇帝鎮壓叛亂時動輒調遣百萬大軍，不到全國力竭絕不輕言放棄。死傷萬八千人根本不值一提。
17世紀30年代，僅德國就有軍事承包人300餘，可以提供相當高水平的雇傭軍服務。此外，歐洲的堡壘戰術非常普及，這種戰法對財力的要求大於對兵力的要求。這些因素都有利於拉近暴力統治者與平民的距離。平民可以找到許多用財力對抗暴力的途徑。
以大憲章誕生前夕的英國為例：1205年，英國國王約翰與教皇英諾森三世因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選之爭發生衝突。1208年，英諾森給英格蘭和威爾士下了一道禁令，停止那裏的一切宗教儀式，而且六年不予恢複。1209年約翰本人被革出教門。約翰本人和一般世俗社會對這一事態似乎都不放在心上，由於約翰對這一禁令的反應是沒收教會的財產，這事倒的確有助於緩解他的財政困難。但是1212年一次諸侯密謀和菲利普橫渡海峽的計劃卻使約翰認識到，被革出教門的國王特別容易招致叛亂和入侵。因而他決定與教會和解以便騰出手來對付更為危險的敵人。1213年5月他同意以英格蘭為教皇的采邑，因而完全贏得英諾森的諒解並確保在未來的戰鬥中支持他。（參見肯尼思•O.•摩根主編《牛津英國通史》P143，商務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1861年至1894年，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後建立軍工廠24個，耗資約5000萬兩白銀。（參見王培《晚清企業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 版，第15—18頁） 另外，到1895年，洋務派創辦采礦、冶煉、紡織、航運、鐵路、通訊等民用工交企業27家，雇工近3萬人，資本額約3000萬元。（參見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2、第3、第4、第5 冊，神州國光社，1952年） 以資本數量計算，從1845年英商柯拜在廣州投資建立第一家工廠起，到1894年，外資在華企業的投資總額約2000萬銀圓。而且大部分是為進出口服務的船舶修造業和農產品加工業，投資額和基礎性地位均不如官營。（參見吳承明：《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第28—39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清朝赴日本留學者，到1909年已經超過3萬人（任達：《新政革命與日本》，第56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 版）。赴歐美留學者也達到1.2萬人。從1904年到1909年，全國新式學堂及其在校生數目，由4222所和9.2萬人增加到52343所、156萬餘人。（《中國近代學製史料》第1輯，下冊，第312—326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命運的許多國民黨和共產黨領袖的人物，就是在這批新型知識分子中產生的。
孫中山：《建國方略之一》
法國大革命給“消極公民”爭取到了普選權，但是他們對投票選舉並不感興趣。他們不熱心投票，不願意把工作丟下，去做他們並不熟悉，也不知道有什麽意義的事情。於是，法國的普選實際上還是資產階級控製的選舉。民主選舉是需要“積極公民”支持的，而積極公民是需要經濟利益或民主信念驅動的——既有實際利益的必要又能認清這種必要。
國營資本在工業中所占的比重在各個時期有很大不同。1946年上半年，國民黨政府接收敵偽產業之後，國營資本在工礦業中所占的比重超過80%（沈春雷：《中國戰時經濟誌》，第16頁，台灣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劉大中、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國民收入和經濟發展》，第140頁。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65年版。
中國共產黨人在工人運動中看到的無產階級的真實麵目，用工運領袖劉少奇的話說是這樣的：“我們在（安源）幾萬工人中，有絕對無限的信譽，工人是工作、生活大改善，社會地位大提高，人皆稱工人為‘萬歲’。工會有最高的權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揮當地警察及監獄等。即使這樣，工人還是不滿足，還要更前進：（一）要求增加工資，但實際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動將每日工作減至四小時，很多工人自由曠工，這就使生產減一半；（三）工人不聽管理人、工頭指揮，許多地方要危害產業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擴大工會權力，審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範圍的瑣事。......為了忠實工人的長期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釋不清，無法，隻得在會議通過後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結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糾察隊衝突。李立三親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離開礦山。我批評工人不要過分，工人要打我，說我被資本家收買，氣得我很難受。”王光美說，這個問題一直困擾劉少奇到五六十年代。（見王光美：《與君同舟 風雨無悔》，《炎黃春秋》1998年第10期）
工人希望幹最少的活，掙最高的工資，他們要追求福利的最大化，這種欲望本來像資本家希望壓低工資，提高售價，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欲望一樣強烈而自然。隻要不受懲罰，他們也懶得講理，寧願用暴力實現這種願望。但是無產階級在毛澤東思想中卻被描繪為大公無私等美德的天然載體，貧下中農則獲得了僅次於無產階級的道德地位。這種經濟地位決定道德水準的理論與現實經驗差距極大，因而造成了許多中國革命者的痛苦和困惑。
1928年，蔣介石設計了一個“特辟和平途徑以漸進於耕者有其田”的計劃，並努力付諸實施。（《蔣總統集》第1冊，第528頁，台灣正中書局，1966年版）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馬克思寫道：“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隻存在有地域的關係，由於他們的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係，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係，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麵的權威，是不受限製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的侵犯，並從上麵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通過），序言部分及總綱第一條、第二條。
黨國專製的官僚體製腐蝕革命黨的曆史也在國民黨身上發生過。1948年蔣介石《在戡亂建國幹部訓練班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說：“自抗戰勝利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已經一落千丈……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我們今天這樣頹唐和腐敗，也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的。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被淘汰了。”（《先總統蔣公全集》第2 卷，第1899頁，台北正中書局1978年版）但是，國民黨堅持一黨獨裁，大打內戰，喪失了在大陸上重建和自我革新機會。
帝國體製下官營企業的弊端和局限，在清朝洋務運動的失敗中已經表現得相當充分，並為當時的最高統治集團所認識。1895年夏，順天府尹胡燏棻上奏揭露軍工廠的種種弊端，並提出：“中國欲藉官廠製器，雖百年亦終無起色，必須準各省廣開各廠，令民間自為講求，如國家欲購槍、炮、船、械、機器，均托民廠包辦包用。”給事中禇成博上奏，也主張將軍工廠“改歸商辦，弊少利多。”不久，光緒皇帝上諭稱：“製造船械，實為自強要圖。中國原有局廠，經營累歲，所費不貲，辦理並無大效，亟應從速變計，招商承辦，方不致有名無實。”（清德宗實錄卷371）
據計算，在近30年的時間內，通過上述方式從農民身上獲取的積累達6500億至8000億人民幣，大約相當於同期中國投資總額的72%（參見嚴瑞珍等：《中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現狀、發展趨勢及對策》，《經濟研究》1990年第2期，第64—70頁）。
參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92）》，中國統計出版社，第35頁。
以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的國際比較為例：1980年，每生產1美元的產值，中國耗煤2.90千克，印度為1.77，韓國為1.12，巴西為0.88，日本為0.51，法國為0.45，美國為1.05，英國為0.57，德國為0.49。（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China: Economic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轉引自林毅夫等：《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76頁）
按照台灣學者鄭竹園的估算，中國大陸的體製所導致的損失和浪費，從1949年到1978年30年間，總數高達12000億美元。如果能夠避免這種損失，中國的國民收入實際水平可以提高3倍，在1978年以前便跨入小康。（《台灣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第110—126頁。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5年版）
在體製比較中，大陸與台灣、東德與西德、南韓與北韓，以至整個東方陣營和西方陣營，都顯出相同的結論。
譬如秦始皇、漢武帝、隋朝的兩個皇帝，還有唐太宗發動的侵略朝鮮戰爭，明成祖發動的侵略越南戰爭等等，都給全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額外負擔。
見闕民《鳳凰涅槃——“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澤東於郭沫若》，《知情者說》第四冊第63頁。類似的意思，可參見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第368~369頁。
Ashton等，1984年。轉引自林毅夫：《集體化與中國1959—1961年的農業危機》，《製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第17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糧食產量，1960年和1961年的糧食產量隻及1958年水平的70%。（同上）
以日本為例：196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與日本相近，1980年卻隻及日本的四分之一。參見謝百三：《當代中國的若幹經濟政策及其理論》（1991年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3頁
王力雄先生在政治幻想小說《黃禍》中，逼真地展示了中國在人口壓力和社會失控的情況下全麵崩潰的可能圖景。
1985年，大包幹確立之後，中國農村總產值比大包幹前的1978年增長了將近3倍。農民人均收入，1978年為191.33元，1985年為397元，增長了2.07倍。（參見《中國統計年鑒》，1981年，1986年）
糧食總產量，1984年為40731萬噸，比1978年增長了33.6%。棉花總產量，1984年為625.8萬噸，比1978年增長了1.89倍。油料總產量，1984年為1191萬噸，比1978年增長了1.28倍。（參見《當代中國的農業》，第375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
據2000年10月25日《中國經濟時報》報道：國際金融公司首次發表的關於中國私營部門的調查報告認為，整個非國有部門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可達約62％。國際金融公司日前發表其首份有關中國私營企業的主要國際性調查報告，根據這個報告，中國的私營部門在過去20年中呈指數增長，其目前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率與國有部門幾乎持平。
目前，私營企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3%，如果包括私人擁有的農業企業，這一比例就會達到51%，再加上集體所有製企業的貢獻，整個非國有部門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可達約62%。由澳大利亞政府國際發展署資助國際金融公司開展的這項研究發現，中國的私營部門在發展中克服了許多困難，自1980年以來，其產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長，非公部門的就業率平均每年增長41%。
這份名為《中國新興的私營企業：新世紀的前景》的研究報告發現，私營部門的出現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最重要的結果，並且，私營部門在創造產值和提供新的就業機會方麵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吃完了財政吃銀行，吃完了銀行吃股民”，這是一句在中國股市流行的順口溜。至於具體數字，“據有關材料估計，目前銀行貸款中有20%難以回收本與息，有30%左右隻能收息而很難收本。這兩項加起來，已達到貸款總額的50%左右。”（引自遲福林主編《世紀之交：中國經濟改革》，第30頁，外文出版社，1999年第1版） 另據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編著的《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報告（1999）》：“據包括權威雜誌《經濟研究》在內的國內媒體透露，截止到1997年，國有商業銀行不良債權在貸款中所占的比率為20%左右。”（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1997年國內金融機構各項貸款總額是74914億元，私營企業及個體使用貸款隻有386.7億元。1999年各項貸款總額為93734億元，私營企業及個體使用貸款隻有579億元。（參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摘要 2000》，第73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據經濟學家樊鋼介紹：“我們國家的非國有經濟創造著74%的工業增加值、62%的GDP、幾乎100%的新增就業。……而隻創造了不到30%產值的國有經濟仍然在利用著70%的金融資源（金融資源的背後就是實際的資源）。”（引自千龍新聞網/千龍視野：《著名經濟學家樊鋼分析：中國資本流向不平衡》，張鵬/文，2000年6月20日）
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角度看，1998年，國有經濟為6021.1億元，集體經濟為4829.9億元，聯營經濟為164.3億元，個體經濟為10802.2億元，其他經濟（指私營、股份製、外商投資、農民對非農業居民零售和港澳台投資經濟）為7334.8億元。（引自國家統計局編《’99中國發展報告》P333，表6-2）
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角度看，1998年，國有經濟投資為15662億元，集體經濟投資為3717.3億元，個體經濟投資為3637.8億元，其他經濟投資為5440億元。（同上書，P318，表4-1）
從工業生產總值的角度看，199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為34109.6億元，集體工業為45842.6億元，城鄉個體工業為22655.5億元，其他經濟類型工業為23836.6億元。（同上書，P310，表3-1）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大量私營經濟以集體經濟的名義出現，即所謂“戴紅帽子”，統計數字是高估集體經濟而低估私營經濟的。
常見的說法是4%。
據國家統計局編寫的《 ’99中國發展報告》介紹：“與國有和城鎮集體單位從業人員大量減少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城鎮私營個體經濟和混合所有製經濟從業人員明顯增加。1998年末，我國城鎮私營個體從業人員已達3232萬人，比上年增加563萬人。……聯營、合營、股份製等混合所有製經濟從業人員已達1675萬人，按可比口徑計算，比上年增加624萬人，增幅達59%。”而作為吸納城鎮勞動力就業重要渠道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現在不僅不再吸納勞動力，相反每年還要向外釋放大量的富餘人員。1998年，“國有單位從業人員9058萬人，比上年減少1057萬人；城鎮集體單位從業人員1963萬人，比上年減少473萬人。”（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8 月第1 版，第216-217頁）
1999年，中國城鎮21014萬從業人員分布如下：國有單位8572萬，集體單位1712萬，股份合作單位144萬，聯營單位46萬，有限責任公司603萬，股份有限公司420萬，私營企業1053萬，港澳台商投資單位306萬，外資投資單位306萬，個體2414萬。在中國農村，鄉鎮企業有從業人員12704萬，私營企業有969萬人，個體有3827萬人。（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摘要 2000》第37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5月第1 版）
據林毅夫計算，以生產隊體製向家庭農作製度改變為代表的農村製度改革，對1978年—1984年農作物產值增長的貢獻約為46.89%。（參見《製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第95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
關於曆史情況，據葛劍雄先生考證，宋初40年間，中央政府的官吏增長5倍多，三班院吏最初僅300人，100年後增加到一萬多人。真宗時裁減各地冗吏就將近20萬，未裁的當數倍於此。地方官甚至有在十年內增加6倍的記錄。盡管如此，官吏名額還是滿足不了宗室和官僚子孫的需要。於是專門設置了一些不發俸祿的“名片”官吏，允許他們自己解決收入問題。雖然政府的直接開支沒有增加，但這些人憑著官吏的名義和這一特殊政策，公然貪汙受賄。由於不影響政府開支，這類編外官吏的名額往往更多更濫。據葛劍雄先生說，現在，中國的官民比例，已從建國初的1比600增加到了現在的1比34，增長了17倍。而同時人口增長不足3倍。（《南方周末》，1998年7月10日）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溫鐵軍如此評述鄉級財政供養的人口的變化：“基層組織膨脹的問題比較普遍。80年代改革之初，一個鄉的財政供養人口不過是‘八大員’，到了80年代中期搞‘撤社建鄉’，財政開支的編製大約是30人左右；到現在鄉級一般300人，發達地區鎮級單位甚至達到800—1000人。不僅財政開支增加，而且隨著農村經濟環境惡化，鄉鎮企業倒閉破產增加，鄉村兩級高負債也大量發生。1997年農業部對10個省份的調查就顯示：鄉級平均負債400萬，村級平均負債約20萬。如今最嚴重的個別鄉負債4000萬。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來60%的縣財政虧損，這方方麵麵的負債和虧損不僅最後都會有相當部分轉嫁到農民頭上，而且還會引發高利貸橫行。”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給國務院領導的信中談到對這種趨勢的無可奈何：“90年棋盤鄉吃稅費的幹部不過120人，現在超過340人，並且這種增長的勢頭無法得到控製。新上任的領導無法頂住內外壓力，不得不濫用權力安排一幫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幹部增長何時休？……農民怎麽受得了！”（參見《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頭版頭條。第2版，《“三農”問題的病症和處方》）
據一位學者在河南經過四個月的調查得到的印象，農民的實際負擔遠遠高於中央規定的5%的標準，一般要占到人均純收入的25%左右。若加上各種名義的罰款與集資，並考慮到農用物品和醫療費用與教育費用的上漲因素，農民負擔就更為沉重了。
（參見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P46，214，253，289，348，359，364，387，404，529，643，652，658，707等。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第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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