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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曆史中扮演的角色，及心理人格研究的重要性
原作：KGB
個人在曆史中能扮演什麽角色？個人的個性是否又能影響曆史？
曆史研究中的一種觀點是認為個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曆史是人類的集體創造，而非一兩個英雄或領導人物的創造；另一方麵，不同的領導在同一曆史事件中的差異是不大的：一個國家的領導不過是消極地對周邊的環境和情勢做出反映，斟酌各種因素，然後進行合理的決定。因此，不少研究曆史的人，往往會忽略個人的因素，而對曆史、政治事件的解釋，嚴肅的史學家也往往從大的社會背景、結構上著手：譬如研究中蘇在毛•赫魯曉夫時代的矛盾，都從大的政治語境和意識形態入手，而忽略毛的個人心理因素，把它從研究的議程(research agenda)中剔除出去，這個選擇一是因為前述說的對個人因素的忽略，另一是因為個人心理分析往往難以證實，帶有嚴重的主觀成分，因此似乎不能登入打扮成嚴肅的、客觀的社科分析的大雅之堂。
直覺和常識告訴我們，不同的領導人之間存在著性格和人格差異，存在對人性和世界的假設的差異（譬如有的人把世界想象得特別陰暗，十分悲觀），有著知識麵和意識形態背景的差異，從政時有不同的取向和追求（譬如有人的追求對自己信仰的正義價值的實現；有的人追求權力；有的人追求在曆史上為自己留名，諸如此類），同時有不同的決策結構：有的人權力大一點，甚至像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樣獨裁；有的人的決策智囊團強一點，幫助他取得更多的信息以供決策。
因此，不同的人，因其知識和意識形態背景的差異，對同樣的客觀形勢會有不同的感知)perception)和理解。我們說，這些觀察往往都是主觀的，受個人的意誌影響。誠然，不同的領導人在經曆同樣的曆史事件時，他們遇到的客觀環境不同，但是他們的感知往往存在差異，而這些感知往往會影響他們的決策，並且帶來後果。此外，由於人格及個人習慣存在差異，不同的人有著同樣的感知時，也恐怕會作出完全不一樣的決策。譬如社會、政治心理學中劃分出一種政治人格對立，叫做調和式的人格和好戰式的人格的對立(conciliatory personality vs belligerent personality)。調和式的人格傾向於在大多場合和情況下對對方妥協，尋求調解；好戰式的人格在同樣情況下則不願與對手妥協、不願放棄、不願讓步，和對手抗爭，甚至會采用過激的行為，在客觀上起到激化矛盾的結果。我們說中國現代政治上的一對人物，毛澤東和周恩來，前者更接近好戰式人格，後者更接近調和式的人格。當然，他們並非絕對的好戰者和調解者，隻是存在一種比較一致的大體傾向：某一種式樣的人格特征能更準確地描述他在許多情況下表現出來的特征。
不同的人格會影響決策，一個好戰式的人格和一個調和式的人格，對待敵人的立場便會不一樣。因此毛有大魚吃小魚，消滅異己，將對方合二為一之說；建國後的毛在哲學更不同意正統馬克思主義中矛盾論，不同意合二為一的說法。所謂合二為一，就是新出現的“一”，應該同時有兩個組成者的特色。毛更主張大魚吃小魚，如同共產黨吃掉國民黨一樣，由一個因素消滅另一個因素。這也反映了他在建國後的鬥爭哲學，並且他在文章和講話中明確地把這種鬥爭策略上升到哲學高度，對正統矛盾論進行了批判。相比之下，若是由周恩來執政，對於敵人他會更能妥協、調解，尋求共同點而非差異，而盡量不激化和擴大矛盾。若賦予他們兩人同樣的權力，那麽麵對同樣的形勢，麵對同樣的“敵人”，他們的決策必然會存在有係統性的差異。
因此，研究人格是十分有意義的。研究人格的目的是更係統地、深入地了解一個人的心理特征，從而分析和預測他的行為。研究人格，也能揭開一些曆史事件的外幕：如過去我們談論中蘇矛盾，是強調兩國在政治、經濟和組織政策理解上的差異，矛盾是有深層次的、不可調和的製度根源的。而實際上耐心的讀者可以通過毛對共產國際、對斯大林以及對自己在解放後一些經濟政策和黨內組織問題上的觀察和感知，了解到他對赫魯曉夫可能存在的心理。這種個人心理矛盾被外化(externalise)到更廣義的政治上，然後以公眾利益或者像意識形態、政經製度這樣的宏大事物的名義下對之合理化(rationalise)。
對文化革命的分析，更不能隻從當時的製度和意識形態著手，而需要分析毛本人的心理：他對劉少奇和其他潛在的“修正主義分子”的心態、心理。這方麵，就我閱讀，華人史家寫曆史時注意得比較好，西方人注意得不夠。
再套用Lasswell的“政治人”公式，我們會發現，毛在中蘇論戰和文化革命中的表現可以被這樣解釋
Lasswell的公式:
P**D*R = Political Man
P = private motive 個人心理動機
D = displacement 移情、轉嫁
R = rationalisation合理化
個人的心理動機（譬如私人恩怨、個人的虛榮和野心，諸如此類的東西）往往不能直白的表述，但可以通過其他辦法在政治中表現出來。行為人將自己的心理動機轉移到公眾政治上，然後進行合理化。
中蘇論戰：毛對修正主義的恐懼，害怕自己會和斯大林有一般的下場，因此對赫魯曉夫有極大不滿；這種動機被外化到公眾政治中，上升成了中蘇矛盾，然後通過中蘇在政治經濟政策製度理解上以及意識形態的差異，得到合理化。
文化革命：毛對劉少奇的不滿，害怕後者1. 權力擴張 2.在毛死後對毛進行批判，如同赫對斯的批判一般。這種不滿又外化到公眾政治之上，再結合毛素來的造反心理上升到毛對整個黨政官僚製度的不滿和恐懼，（心理學上稱為反叛型人格——rebellious personality）， 最後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以共產事業的名義表現出來。
如果說毛和Lasswell公式中說的有何微妙地不同，那麽就是毛對自己的轉移更有意識：如在文化革命中，他有意識地利用民眾完成了他所要達到的效果，所謂是旗高一招。
因此，我們看到研究曆史時必須研究人格，不能忽略傳記心理分析的作用。人物的心理分析絕對不是曆史的全部，但是曆史的全部中絕對不能忽略掉它。倘若不知道毛和劉的恩怨，又如何研究文化大革命呢？難道真如有的學者的簡而概之，使毛的一種不斷革命論的繼續，是一種對官僚和特權製度的反動？這掩蓋了曆史的真相，抹殺了一些最本原的東西。
因此，回到個人在曆史中的角色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因其心理人格和知識和其他環境的不同，將會對曆史的發展做出重大的影響。個人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自然地，個人不總是發揮作用，但在不少曆史事件中，他們能扮演絕大的角色。曆史不僅僅是群眾創造的，也是人物創造的。
另一個忽略人物影響的辦法是將曆史事件擴大化。譬如有的人說，中國封建製度的滅亡是必然的，不以孫中山這樣幾個推翻清王朝的人所決定，他不推翻，遲早有旁的人來推翻，哪怕不徹底廢除清朝王室，也會在製度上廢除舊製度（如君主立憲）。對這個大曆史，個人的影響是維乎其微的。這個態度很多人采用，如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Plekhanov（見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不一樣，他允許個人在曆史上扮演角色。但是他也補充，個人也許可以改變一些曆史事件的程度和特征，但是不能改變曆史進程的“必然”：如果說個人有什麽作用的話，那麽他們隻是在一個特定的曆史場合中促成了本來也會發生的曆史必然。個人就是這麽一個曆史大機器中的齒輪。因而，這種決定論的姿態仍然是不變的。
所以和我的女朋友談到這個問題時，她說，個人的角色大小，要看你所定義的曆史的大小。顯然，她說得很對。如果無限地把曆史放大，那麽個人的角色隻會越來越小。如果我們把整個人類文明看成一個生成和最終毀滅的過程，把千百萬年的曆史都考慮進來，那麽沒有一個個人和曆史事件能在本質上改變這個曆史的“必然”。若如此，曆史分析就沒有必要了。這種哲學探討，對我們實際生活中的曆史研究並沒有意義。因為我們希望去了解那些能夠影響我們生活的曆史事件的形成原因、發展和結果。二次大戰是如何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是如何發生的？改革開放是如何發生的？這些都是我們希望了解的內容。而在這些曆史事件中，個人的角色都是重要的，不能忽略的。
最後，我準備再形象地用一個類比，談一談關於行為的不可缺失性(action indispensability)以及行為人的不可缺失性(actor indispensability)的觀點，有助於幫助我們了解曆史事件、曆史事件中的行為以及曆史事件中的參與人的重要性。
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政治心理學家、曆史學家Fred Greenstein為我們提供了兩個關鍵的概念： action indispensability和actor indispensability。前者指的是影響一個曆史事件中的必要的、不可缺少的行為； 後者指的是一個在某的曆史事件的決定性的行為中不可缺少的人物。我覺得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會接觸過這樣的反事實(counterfactual)的問題：如果哪年不發生什麽什麽事，我們今天會是如何呢？沒有誰誰誰在什麽時候就死掉了，曆史會變得怎麽樣呢？
了解action indispensability和actor indispensability，可以舉比利時小男孩通過小便拯救了整個布魯塞爾城的傳奇故事作為一個類比，說明這兩個概念。
背景：傳說布魯塞爾被敵人力量包圍，他們埋置了炸藥，準備燒毀該城。
不可缺失的行為(indispensable action)。 一個叫Juliaanske的小男孩看到了炸藥，用小便把導火索澆滅，破壞了敵人的陰謀，“拯救了全城”。這個行為在這個曆史事件中是不可缺失的：如果沒有這個行為，後果不堪設想——按照傳說，全城就完蛋了。
不可缺失的行為人(indispensable action)：如果換了另一個小孩，他會不會做和Juliaanske所做的同樣的事情？如果他是一個膽小的人呢？如果他是一個粗心的人呢？如果他是一個缺乏公眾責任感、公眾精神的人？如果她是一個女孩兒呢？如果他年齡太小呢？如果他恰巧沒有小便呢？如果他不能依靠集中生智想到這個辦法呢？這說明我們的Juliaanske在事件具有不可缺失性：他是一個關鍵：他個人的存在影響了事件的發展。所以，對這位小英雄，我們留下他的名字以做紀念。
而個人的行為、選擇要受其心理和其他個人因素和特征的影響，因人而異。這一事實要求我們去了解曆史人物中的個性、特點、心理。
回顧曆史，關鍵的事件數不勝數，舉一個例子，便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the Holocaust)。如果沒有Holocaust，猶太人的人數會大大增加，同時仍然廣泛存在於歐洲社會；如果沒有Holocaust，猶太人也許不會在巴勒斯坦建國，錫安主義不會成功；如果沒有Holocaust，德國民族恐怕不會帶上今天這樣的罪責感；如果沒有Holocaust，更沒有今天國際社會對種族主義、種族清洗的恐懼，沒有人們在倫理學、神學、社會學、政治學和上的反思。這些結果，大家可以列舉很多。因此，對今天的情勢，Holocaust是個不可缺失的事件。
同時，有的人對Holocaust負有最直接的責任，那就是希特勒：德國和歐洲的過去的反猶主義恐怕並非是種族滅絕式的，但在希特勒為首的種族主義宣傳下，變得更有攻擊性。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對猶太人的消滅是唯一的結果。甚至當時在納粹高層，也不是抱有這種滅絕主義的，消滅猶太人的“最後決定”由希特勒發出。狂熱的、以屠殺由太人為終極目標的希特勒的存在，決定了猶太人的毀滅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結果。希特勒的特殊心理特征和瘋狂的非理性哲學，造成了Holocaust，他在這次曆史事件中，是個不可缺失的人物。如果換做他人執政，猶太人大屠殺的發生就很可能不是必然的。
希特勒之下參與執行任務的人，是否不可缺失呢？譬如Himmler作為黨衛軍頭子，策劃、主管了屠殺的進行。但他並非是不可缺失的，因為換另一個人當黨衛軍的頭子，很可能也會聽從希特勒的命令。其他參與屠殺的各級人物，多是可以替換的，不是決定性的。他們因此都不是不可缺失的個人。
同樣的，英國在1940年時，是否和德國議和（或者投降），是不是會對曆史發生重大的影響？答案是肯定的：德國會付諸實施早已準備好的統治英國的計劃，然後將全部資源地投入到東方的對蘇聯的戰事，專心致誌，而無後顧之憂。在蘇德戰爭中一些戰役都具有轉折點的決定性質，蘇聯的勝利並非必然。而若德國能夠消滅英國，全麵轉向蘇聯，戰勝蘇聯的可能型是顯而易見的。因此，英國當時決定頑強地同德國作戰，影響了曆史，是一個不可缺失的曆史事件/行為。
首相邱吉爾則是這個曆史事件中的關鍵：有充分的證據顯示，最有可能替代邱吉爾成為首相的第二號人物哈裏法斯(Halifax)爵士，會對德國進行議和，甚至投降。當時英國政府上下亦都不看好對德抗戰，戰敗主義彌漫。史學家會認為邱吉爾成為首相是一個改變局勢的關鍵：他對抗戰的至死不讓步的態度，改變了整個形勢。他是一個不可缺失的人物。
大家也可以用這個模式分析一下西安事變和張學良。如果說抗戰時遲早的事，那麽至少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這是黨繼續生存的不可缺失的事件；而張恐怕是這個事件中不可缺失的人物。某種程度上說，張的行為改變了後來的中國曆史。
同樣，人們可以問問如果沒有了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會不會發生；如果毛澤東在建國後馬上就逝世，會不會發生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如果當時其他人物，而非鄧小平，成為了黨的領導人，像當時這樣的改革開放會不會進行。有哪些人物是可缺失、可替換的，有哪些是不可缺失，不可替換的？
最後，總結一下。這篇文章指出了，人物是具有不可缺失性的；它說明了人物在一些（而非全部）曆史事件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關鍵性、甚至決定性。必須承認像希特勒、邱吉爾、斯大林、毛澤東這樣的人物大大地改變了曆史。
英雄造出了時勢。這也對我們說明了學習曆史是絕對不能忽略對人物的研究的，不能把他們視為同質的(homogeneous)、可替換的、沒有個性的促成曆史發展的規格一樣的齒輪。對人物的性格、心理、知識背景和其他個人因素的了解是必須的，同時有助於拓展、加深我們對曆史真相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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