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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美國教書匠
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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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份工作。我是一個教書匠。我住在美國。我是美國教書匠。
我早晨六點半起床的時候，又想起了美國人常說的一句話：今天我起床時搞錯了方向，從另一邊下了床。他們想說的是，今天我一開頭就什麽都不對勁兒。今天早晨，我可是等到自己徹底清醒了，摸準了方向，才下了床。我不想一開頭就什麽都不對勁兒。結果，事實證明，美國人的話不靈驗。即使你下床時不搞錯方向，也可能什麽都不對勁兒。
我總是走路去我工作的地方。這地方離我的住所隻有差不多一箭之遙。說到這，我敢擔保，你們都很羨慕我，因為，不開車上班在美國是一種奢侈。對不對？可是再說下去，你們就會憐憫我了。我連一輛車也沒有，幾乎所有的人都擁有的東西，我沒有。這很值得憐憫，對不對？
我工作的地方有一個特點。這地方大部份是女人。這是個學校，一所中學。我的學生全都是女的，我的同事也大都是女的，隻有一個數學老師和一個二年級的班主任是男的。聽說，誰也沒見過有比那個二年級的班主任更喜歡孩子的人了。可我有時候懷疑人們說錯了。或許應該說，誰也沒見過有比那個二年級的班主任更喜歡女孩子的男人了。但我不說出來，我縱容人們犯錯誤，因為我覺得自己的想法很肮髒，很見不得人。我相信，許多人都有很肮髒、很見不得人的想法。
我教美國曆史，也教世界地理。這門課在美國叫做“社會研究”。我有二十五個學生，分兩班上課。美國私立學校的規矩，學生和老師的比率越小，學校的招生率就越高。所以，我同樣的課總要教兩遍。有時候，覺得自己在說車軲轆話，就莫明其妙地可憐學生。其實，我是自作多情：我講得再乏味，學生也隻是聽了一遍的，她們總是聽得津津有味。這偶爾地使我覺得教書還是個頗有點神聖的職業。可是今天，我講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哥倫布首次抵達中美洲群島時，一上岸就頤指氣使，自命不凡。後來給他的伊莎白拉女王寫了信，說為您找到了黃金。後來，又把當地的土著，叫塔伊諾人的，給統統地抓起來，叫他們去找黃金。找不到的，就不是跺了手、就是殺了生。我是受了教師專題學習班的洗禮，才把對哥倫布的認識提高到這一步的。我的學生似乎並不需要多少時間的專題學習，我幾句話一說，幾份材料讓她們一讀，她們就全都把對哥倫布的認識上升到我的水平上。其實，最有效的還是那血淋淋的跺手和殺生的場景。一讀到這兒，她們就說，我們不要慶祝哥倫布節了。這時，我才有點慌張起來，我把美國的孩子教得連國家的節日也要廢棄了，這不是誤人子弟嗎？又轉念一想，何必慌張呢，不是美國人教我這樣教美國人的嗎？美國這樣吃裏扒外的多了，這國家還正是由於這樣才越來越興旺了呢。雖然這樣自我安慰了一番，不過，誤人子弟的自責總還是不肯敗下陣去，就覺得這一天的頭開得不好。
中午吃飯時間在我的學校總是似有似無。教師會議總是安排在這個時候。很想念在中國上班時每天中午將近兩小時的午休。我們研究所裏竟撥款為每個室買了行軍床，平時立靠在各室的門背後，睡時才拿出來放倒、睡。曾動過向學校校長提撥款買床的建議的念頭，但很快就打消了，覺得還是依中國的老話“入鄉隨俗”辦事比較明智。
今天教師會議的主要議事日程是談“插了紅旗”的學生。你不要一聽到“插了紅旗”，就覺得是好學生。美國人不像我們中國人，覺得紅色是喜興、紅旗是革命。紅旗在美國，在我的學校，是出了問題的標誌。我班上有個學生上課總是手不停、嘴不停、有時連腳也不停，不是拍拍這個人的肩膀，就是找那個人說話，或踢踢另一個人的椅子。你叫她遵守紀律，她就說，我媽媽說，我的學習方式與人不同，老師要努力了解。聽到這兒，你一定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了吧？我是內行，我得來給你解釋解釋。在美國，學習方式不同是我們中國的“落後生”（也有人用“笨蛋”這個詞）的代名詞。老師的責任就是努力了解所有“落後生”的特有的學習方式，把他們或她們培育成新人。我對這個學生是用盡了渾身解數，可還是未能摸準她的特殊學習方式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我通常覺得這種會議是學校教師的自我安慰，好像他們在步步緊跟這個國家教育界層出不窮的新教育理論。我一言不發，悶頭吃我的蛋炒飯。一口咬到一塊挺大的雞蛋，才意識到不該帶蛋炒飯來。年紀中中的，就膽固醇偏高，得應該小心一點才是。會議決定，下星期二請這個學生的心理醫生來給教師講講她學習方式特殊的地方。我大口地吃起蛋炒飯來，想不如下星期二就膽固醇過高，心髒病暴發住院算了。
學生吃了午飯也像我一樣昏昏欲睡。我通常在下午讓她們做些活動手腳的事情。一個亞馬遜熱帶雨林的班級板報已經持續了兩個多星期了，今天應該把它完成。我讓學生每人選一種熱帶雨林的動物，去查看百科全書，把資料記錄下來，再畫到我貼在牆上的一張綠色的大紙上，並要包括關於這個動物的文字材料，如多大、多高、吃什麽、住在樹上、還是住在樹下、是不是瀕臨絕種、需不需要向環境保護組織求助等。其實，這樣的工程很費時間，一個學生隻能了解一種動物，對研究亞馬遜河，並不一定有多少價值，我也並沒有把這個項目當做這門課的重要項目。可是學校的所有其他老師都說我的這個想法好極了。她們看到我的未完成的板報，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嘴張得象一條條幼稚無知的魚，好像見到了天才的創造。其實，我起先隻是想打發打發午後這種難熬的時光罷了，現在卻不得不和她們一樣，也表現出對自己的天才創造的驚喜。我覺得自己口是心非、陽奉陰違。我有點恨自己。
下午三點多，就放學了。學校的汽車接送地點已排起了長長的汽車列隊。有的家長還沒有排到前麵，就三三兩兩地紮堆兒、聊天兒。我們教師叫他們Volvo Caucus，因為這些私立學校的家長都很有錢，他們大多都開著Volvo把他們的千斤送到我們這裏來養我們。我們拿人家的手軟、吃人家的嘴軟，他們就很有權力，一個個象caucus裏的政治決策人物。比如，今天請插紅旗的落後生的心理醫生來校的決定就是在他們的權力的無形威懾下做出的。我為一個個學生拉開一個個車門，對一輛輛Volvo笑臉相送。我私下裏擔心會有人看出我的虛偽。我把最後一個學生送上了車，就趕緊收拾了自己的提包，往家走。
快到家門口時，看到我的老房東，孤寡老人蘭恩太太的大門“吱呀”一聲開了。走出來兩個女人。一個很大，換句話說，就是很胖。我習慣於見了很胖的人不說很胖，而說很大，就象所有我的同事見了殘廢人不說殘廢人，而說“有不同能力的人”一樣（"differently abled" 而不是"disabled"），以免傷了他們的自尊心。另一個有點蓬頭垢麵，很不象進出於蘭恩太太家的人。我想，我應該說另一個看上去有不同梳洗習慣。這兩個人出了蘭恩太太的家，就繞過街角，急急地朝前，朝跟我同一個方向走。我聽到蘭恩太太追出來，叨咕著些什麽。我就朝那兩個女人喊道，對不起，請停一停。蘭恩太太有話要對你們說。其中的一個回過頭來，可另一個卻好像催著她趕快走。我就問蘭恩太太，您要不要她們回來？蘭恩太太說，不要，隻是要她們帶上院門。
晚上，正吃著晚飯──又是蛋炒飯，這東西又快又簡單，我總是抵製不了它的誘惑──蘭恩太太的保姆培姬來了。她問我，你今天有沒有去我的臥室。培姬是從厄瓜多爾來的，九年如一日地服侍著蘭恩太太，住在蘭恩太太的地下室裏。我說，沒有。培姬就放聲痛哭了起來。她說蘭恩太太放進來兩個盜竊犯，把她的五百塊美元現金和僅有的金銀手飾都偷了。
我真後悔沒有攔住那兩個一個很大、一個有不同梳洗習慣的人，真後悔我甚至沒有仔細地瞧上她們一眼。
順便說一句，這是件千真萬確的事。你就是早晨起床時，努力不搞錯方向，不下錯床，你也會什麽都不對勁兒。在美國，事情常常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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