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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弑父情結(台獨之根源)
本文由 大娃娃魚 在 2005-8-26 04:21 發表於: .美國 ( .com )
受到外國殖民統治者的“同化”。
台灣的本土化運動在解嚴之後有突飛猛進。甚至步入歧途的發展。究其原因，約有二端：一是過去國民黨的文教政策過於僵化，對台灣本鄉本土的各種文化曆史的保存發揚造成嚴苛的限製，例如一個苗栗縣的孩子能背得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中國聖賢係譜固然是善事，但其不識其本鄉了不起的抗日烈士吳湯興、徐驤，卻是一件可悲的事；又如國民黨推行國語時以消滅台灣人母語為前提，造成今日提倡母語者亦以消滅國語這一“外來語”為前提，由一個極端所激起的必是另一個極端，真是矯枉難免過正。另一推動本土化運動並將之引入歧途的是台獨運動。由於解嚴後言論思想的鬆綁，台獨運動自海外回流台灣，與台灣原來的反對運動結合，得到空前發展。由於對“亡人之國，先亡其史”的原則有深刻認識，台獨為推翻台灣人原有的國族認同，乃以竄改台灣人的文化曆史為其運動的前哨。台獨熱心推動本土化運動是為了把整個運動引導到“反中國”的方向，以達到其政治目的。中國文化原本是台灣本土文化的主要內容，如今由於台獨在台灣本土文化和中國文化之間製造了莫須有的對立，遂使得一些關心中國文化的人對本土化運動發生疑慮，如此一來，恐不幸造成中國文化與本土化運動的兩敗俱傷
目前為一般台獨論者奉為教條的台灣史觀的雛形是由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所提供的，在這種台獨史觀當中，曾經統治台灣的荷蘭、西班牙、明鄭、滿清、日本、國民黨等政權均是外來政權，因此隨這些政權移植而來的文化便是外來文化。這種台灣史觀與台灣文化史觀，事實上僅對原住民而言才屬有效，明顯的忽略了原住民以外的台灣住民乃由大陸移民而來。對漢人移民而言，在明鄭以後所移植而來的漢文化並非外來文化，而是固有文化。
這種高度選擇性的，為台獨意識形態服務的台灣文化史現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逐漸成為台灣文化界的主流思想，由於台獨的抗爭對象主要是目前在國際上具有中國代表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是台獨論者以泛政治化的手段，把中國文化劃歸於中共政權，再以抵抗中共這一“中華帝國主義”侵略的抗爭態勢，來“抵抗中國文化的侵略”。
民進黨的文宣部主任陳芳明最近便指出戰後的台灣人“在思考、行為上仍然受到殖民文化的宿製，仍然無法辨識帝國主義與本地文化之間的從屬關係，仍然把外來的價值觀念誤為固有的傳統”。因此“重新建造台灣文學史”的目的便是“顛覆殖民文化”。中國文化這一“殖民文化”不僅在台灣遭遇被顛覆的危險，據說在中國大陸上也已“正在加速衰亡”、“走向滅亡”。
黃文華在《中國之沒落：一個正在加速衰亡中的文明》中繼承了西化派對中國文化的負麵評價，再加以發揚光大，如一再引述魯迅、錢玄同的“漢字革命”主張，認為中國文明將隨漢字而衰亡。不同的是魯迅、錢玄同主張廢漢字尚出於拯救中國的中國人立場，黃文雄則持樂見中國隨漢字而俱亡的“外國人”（甚至“敵國人”）立場。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更是黃文雄樂觀其成的：“中華帝國思想支柱儒教文化……都被看成是封建的。落伍的、反現代的。中華的傳統價值體係被全麵的否定，西歐文明的價值體係，處處呈現其時代的優越性。
但是如果中國文明將亡，台灣何以獨能幸免？原來台灣是屬於日本文明的！黃文雄在全書結尾以“必死之漢字”夾雜一個英文字（而非目文）寫道：“以往孤立在東亞的中國文明，雖有過一枝獨秀的曆史，可是這一文明今日已失去創造性，極東的日本已脫穎而出，韓國與台灣也成為日本文明的sub－system，而中國已在幾度浮沉中走向沒落。”別說大多數台灣人不能接受這種說法，從未停止反目的韓國人（不久前才炸掉日本殖民時期的總督府建築）也會起而反對的。
在（日落中國：走向滅亡的中華帝國）中，作者黃昭堂和黃文雄一樣繼承了西化派以儒家思想為封建保守，妨礙現代化這一看法，並且也和黃文雄一樣樂見“日落中國”“走向滅亡”，因為唯有如此，台灣成為獨立國家才不是夢。
不過，比較清晰地論述台灣人與中國文化之關係的著作是李喬的《台灣人的醜陋麵》，李喬認為台灣文化有五個來源：原住民文化、漢移民之原鄉文化、移民精神、基督教長老會文化以及日本歐美文化等。上述五項除漢文化之外，都受到李喬讚揚，其中基督教長老會代表的是“博愛、和平信念、尊重本土、堅持民主的精神”，日本留下來的是“法治基礎、正直性格”，“歐美影響而來的”有“民主自由、理性法治、科學觀念”，這些日本、西方所帶來的文化都受到李喬熱烈擁抱，那麽漢移民從原鄉帶來的文化是什麽？是“毒素”！而這種毒素正是“台灣人醜陋麵”的根源，李喬說：“廣大民間風俗習慣，各次文化層，幾乎全被漢文化的次文化特質所充塞；當然漢文化的不良腐蝕、包袱作用也發揮得淋漓盡致――此亦台灣人醜陋麵的主要‘力量’。”根據李喬的看法，這種毒素般的漢文化在比較重要的領域如“法律、精致藝術、上層宗教、科技等方麵，並未具任何作用”。上述這些“高級文化”全是日本、歐美傳來的。由於“漢人原鄉文化傳統……正是未來‘台灣新文化’的重大包袱”，因此，台灣文化如果有未來，其先決條件便是“徹底消除”“諸多原鄉舊文化毒素”。但台灣何以有此能力來克服中國文化的“毒素”？因為”台灣，因為幸而與‘中國’有一段距離，文化內涵確有許多‘異於中國的’者，所以幸而日‘創造’――不僅是‘改造’而已”。那麽需要“改造”的是什麽？是中國文化，不是台灣文化。“‘中國文化’如果不能徹底改造而再生，中共、國民黨都難免身陷死穀，最後是被‘中國文化之惡’所‘改造’，所吞噬！”
綜合上述，可以看出民初以來的西化派所描述的“中國文化之惡”，諸如欠缺民主與科學精神、保守、封建、腐敗、妨礙現代化等等論點全成了今日台獨反中國文化論的開路先鋒。陳芳明。黃文雄、黃昭堂等人完全把中國文化視為外國文化，李喬略有不同，至少承認漢人移民帶來了原鄉的中國文化，但其視台灣文化中壞的方麵全歸咎於中國文化，好的方麵全拜日本與歐美之賜。這種對日本與歐美的歌頌膜拜則與黃文華前後輝映。
如此粗暴的反中國文化論究竟該作何理解？也許隻有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結”可以解釋。李喬在第一章第一段即言：“台灣，是被父祖之國硬生生割離拋棄的，這一方居民是在強迫之下不得不當台灣人而當上台灣人的。……這個曆史過程遂成為一般台灣人深刻的心理情緒。”李喬並且指出，被父祖之國割離拋棄這一“絕對的傷害”“便以種種變貌出現在後代子孫心田中，潛藏在文化的深層裏，表現在社會行為上”，則其最終積澱轉化為“新父情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深入台灣人的心酸血淚史，甚至這一“找父情緒”的發生還是值得同情的。
台灣在對大陸誇誇其談自傲下隱藏著孤兒的自卑,這種"找父情緒”才是導致台灣對大陸極度仇恨根源,也是親外反華的原因.我們在對台灣這種台灣弑父憎恨之際,也要體諒台灣變態自尊裏包裹的深切自卑.其實台灣可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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