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住的房子解放前原來是個私人醫院叫道濟醫院，是原來天津市第一醫院院長萬福恩的房子。北京北城多住達官貴人，小四合院精巧舒適。我們院的門房本來就有窗戶對著外邊，進去前院有個磚砌的福字的影鐾。左邊是個側院，裏麵有北屋倆間，東屋倆間。正院裏北房三間，東屋七間，南屋五間西屋三間。公私合營後國家留給房東的房子隻有兩套北屋，和東屋兩間。
裏院北屋三間和東屋兩間，後來賣給了田教授。田教授解放前是個窮孩子，教會送他去英國留學，回國後在建築材料學院教書。每天早上吃的都是麵包抹黃油，請了個鄰居來幫著洗衣打掃，她的衣服要洗的潔白如雪。文革時他們學校紅衛兵來抄他家，把田大媽的香水摔到院子裏，香了兩個月。因著學校沒有正經上課，他們就自己把外孫子外孫女從天津接到北京，在家裏學習，我記得他們讓那個女孩背中藥書的草藥配方，每天教他們英文，文革後這個沒上過中小學的女孩愣考上了社科院的一個研究所。還把好多中醫書翻譯成了英文。後來他哥哥和她都到了美國留學。
至於萬家留下的小院，文革時被房產局的人占了，萬家女兒萬芳文革後來過一次想要回房子去，也沒要成。
裏院住過富大媽，是個旗人，來了客人都是行旗人的大禮，他幫萬家看房子，收房租，後來得了肺病，死在那間現在是理發館的屋裏。
南屋住過一個在北航工作的張姨，她家過去很有錢，富大媽說她的學位是買的，她一直單身，家裏存著解放前買的掛麵很像現在方便麵的樣子，鍋也是日本式的，剛解放時還老供著祖宗牌位，後來讓出了兩間南屋和小後院西屋。
文革期間，南屋搬進了一家工人，媳婦和公公打架就扔東西，後來把公公趕會山西老家去了。她家的兒子抄家時正是中學生，沒少跟著瞎胡鬧，他爸爸開始趾高氣揚，後來也被關了些日子，說是貪汙還是怎麽地。她家孩子多，每天吃窩頭鹹菜，不知怎麽就成天哄著田奶奶，後來把田奶奶的那些洋式大衣櫃都搬到她家裏去了。
我家從50年就一直住東屋，有一間原來是浴室，抽水馬桶，所以鋪的是瓷磚，改成了住房，屋子裏總是很潮。文革後我們蓋了個小廚房，後來裝了土暖氣，我的大侄子和我的孩子們也在那裏長大，後來母親去世就給了侄子住著，再後來他和一個在六院工作的人換了房，那已經是九十年代的事了。
院子的西南角是廁所，每周有淘大糞的背著大木桶來掏，夏天就是臭氣熏天了。後來大街上修了公共廁所， 才幹淨了好多。
西屋原來住的是朝陽醫院的中醫針灸大夫，很有名，姓李，報上登過他治靜脈炎很有一套。李大媽也是大家閨秀，吃食堂的年代大家不許做飯，都要上鄰院的街道食堂吃，她可沒少受苦，怨言最多，後來文革時被趕到了四川，以後就不知怎麽樣了。
她走了又搬來了一家姓李的住，他們家老爺子的姥爺是皇上的禦廚，他們家光是小磨就好幾個，磨杏仁的才丁點兒大。喜歡養花，養魚，院子了種滿了夾竹桃，石榴，仙人掌等。 他做飯是真不錯，教我做打鹵麵，拌涼菜，就是不一樣味。一說起吃來就滔滔不絕，一罵他兒子就是：“小子，我吃的東西你見都沒見過！”。 後來家裏的條桌，膽瓶，果盒等都被收破爛的買走了，要放到現在就真是古董呀。他們家現在也不知道搬哪兒去了。
李先生在北京市蔬菜種子公司工作，開始幫我們張羅調回北京就是他，他和中國農科院蔬菜所有聯係，後來正好農科院有200個名額，姑父落實政策，都趕到一塊兒了，我們就都回來了，先在這兒住了2年，後來蔬菜所在林學院給了我們一間房，就搬走了。
看到這些照片，院子裏亂七八糟的，我找了些老照片，原來的樣子都沒了，老人也沒了。再說胡同裏六院宿舍在我家斜對門。居然蓋起了高樓。這在美國真是不可能的事。這裏城市都有建房標準，一層樓的社區絕不可以蓋二層樓，怎麽會把個好好的四合院胡同變成這樣。 以前胡同裏有個美國長老會的教堂，1955年被政府收了給了第六醫院，成了病房，著了一次大火，我們女二中的學生都跟著去救，燒掉了不少病例，還好沒傷著人，就是在那張去電影院的小胡同北口上，現在也蓋了大樓。表妹說就我們家那塊兒還沒拆遷，我就該感謝了。
這條胡同解放前是個小市，有賣各種各樣的東西的，像這裏的跳蚤市場，到54年還有。後來就沒了，剛解放時還是土路後來成了瀝青路。胡同東口是北新橋大街，離雍和宮，國子監都很近。
我在女二中上的中學，在二條北邊隔兩條胡同的方家胡同，現在大門的樣子沒變，後門對著國子監和孔廟，我們一下課就跑到國子監（首都圖書館）去看書做功課。但是現在學校名字成了方家胡同中學。女二中在我們畢業後搬走了，在東直門蓋了樓和蘇聯小學對著，文革時改名反修中學，後來又改了別的名字。全變了，2001 年北京市的中學校長們來這裏讀碩士，還有女二中的校長，她也感慨， 現在的女二中不再是光有女生了，也不叫女二中了！
北京，你還要變成什麽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