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講美國犯下的第一個錯誤： 對中國意圖的誤解。這一篇講美國的第二個錯誤： 對美國自身問題的誤解。

在政治問題上，由於個人的立場和利益的不同，對很多問題各方會有水火不相容的觀點衝突。但有一件事，各方是有共同利益的，這就是知己知彼。這也是本文想做的事情。

言歸正傳，下麵談談對美國情況的分析。

在貿易戰上麵，美國對中國有諸多指責，這些指責的背後，實際上是美國在為自己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案。

因此，我們需要討論一下，今天美國所麵臨的一係列問題，根本原因到底在哪裏。為此，我們把目光放遠一點，先看看為什麽美國會有昔日的輝煌。

美國西北大學教授羅伯特、戈登寫了一本書《美國增長的起落》，書中指出，1970年是美國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在此之前的一百年，是美國經濟的增長階段，尤其是1930年到1970這段時間，是美國的高增長時期；而1970年之後，則是美國的低增長時期。由此可見，美國人當前的焦慮來自低增長同高增長之間的鮮明對比。

對於這樣一個轉折，戈登分析了幾個原因。首要的原因是從製造業革命到信息革命的轉型。在1970年之前，美國經曆了一場製造業革命，1970年之後，美國經曆了信息革命。製造業革命期間，美國人民物質生活得到快速進步，從國家的基礎建設到普通人的消費品都有迅速的發展，工作機會也非常充分，一人工作全家吃飽。這段時期被戈登稱為美國的“大跨越”。

到1970年左右，美國的製造業已經達到了頂峰，美國人的製造業產品的需求得到了充分滿足，國內製造業市場基本飽和。因此，製造業很自然地發生外流，轉移到那些對製造業產品需求饑渴的地區，在那些地方，既有製造業的市場，也有製造業發展的需求。因此，在中國就重演了一場製造業的革命。未來，當中國也發生製造業市場飽和之後，製造業還會繼續向其他有需求的地方轉移。這種轉移目前已經開始了。

所以，製造業回流基本上是偽命題，大規模的回流是不會發生的，不符合經濟規律。中國的大發展，主要原因是製造業產品的匱乏，以及由此產生的對製造業的巨大需求，其他原因其實都是次要的。因此，美國要去阻擋中國的發展，其實沒什麽意義，即擋不住中國的發展也解決不了美國自身的問題。

戈登認為，70年代之前美國製造業的大發展同二戰有關。在二戰期間，所有的工廠都減少消費品生產，開足馬力進行軍工生產，同時在軍工生產中改進生產係統，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到二戰結束，美國工業形成了強大的製造能力，工人手中又擁有大量現金，因此大幅度帶動了消費品生產，供求兩旺。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發展同美國有部分的相似性。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受到世界主要大國的封鎖，因此重工業、基礎設施和軍工投入比較大，消費品工業投入比較少。改革開放之後，過去積累的技術能力，加上外來的投資，社會的需求，以及製造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同時發生，帶來了中國版的“大跨越”。

從70年代開始，美國不但經濟增長速度減慢，而且不平等加大。70年之前，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快，而且工人階級的實際工資水平增長速度大大高於頂層人群。比如，在1917-1948的31年期間，底層90%民眾的收入增長率是頂層10%人群的2.5倍。而1970年之後，頂層10%人群的收入保持高增長，比如，在1983-2013年期間，這個群體的實際財富翻了一倍，同期底層90%民眾的實際收入和財富負增長。

所以，對於底層90%民眾而言，他們先經曆了幾十年的實際收入快速增長，然後又經曆了幾十年的財富負增長，當然心情就不好了。

對此，美國的政客和媒體就跟民眾解釋，這種狀況的原因，就是因為製造業轉移到中國去了，是中國人剝奪了你們的財富。所以現在要跟中國打貿易戰。

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們來做一個思想實驗。我們讓時間倒退回去，假設70年代以後，中國繼續封閉，同美國沒有交往。這樣的話，美國的製造業外移的規模就不會有現在這麽大，美國內部會比現在更平等。但是，美國也失去了中國這樣一個大市場，因此，美國的總財富必定會比現在減少很多，10%的富有階層的財富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翻一倍。

所以，美國實際上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國內比較平等但總財富較少，另一種是國內很不平等但總財富很多。哪一條道路更好呢？當然，第三條道路最好，既要總財富增加，又要國內平等。這才是美國應該尋求的解決方案。

美國打貿易戰就是走第一條道路，不打貿易戰延續現在的經濟模式，就是走第二條道路。我認為，最佳的選擇是第三條道路，一方麵，繼續同中國合作，借助中國的市場增加美國的財富，另一方麵，設法減少美國內部的不平等。

近幾十年美國內部的貧富分化有很多原因，一個原因是CEO的年薪暴漲。1973年，CEO的薪酬是普通工人的20倍；2013年，這個數字變成257倍。另一個原因是教育政策上的失誤。70年代之前，美國實行了許多教育平等化的措施，比如開辦收費很低的州立學校，讓二戰老兵免費上大學等等。這些措施都給了底層向上層流動的機會。在70年代之後，情況就反過來了，美國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補貼越來越少，大學學費直線上升，是整體通貨膨脹率的三倍以上。使得很多出生底層的青年人失去了改變自己生活的希望。

所以，美國要減少國內的不平等，存在很多方法。但是，現在的美國政府沒有把精力放在這個地方，而是放在打貿易戰。當一個政府滿腦子都是怎樣同國外對抗的時候，它就沒有精力去思考怎樣解決國內自身的問題，也就失去了解決內部問題的機會。

再看一個例子，波音公司。波音737 MAX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已經摔了兩架飛機。對事故的深入分析顯示，波音的問題在於研發投入太少，為了同空客競爭，倉促上馬新機型，質量問題沒過關。波音同空客的競爭很多年前就已經在進行了，但是波音不是通過改進技術來提升自身的競爭力，而是通過聯合美國政府采用貿易戰的手段打壓對手來緩和自身的壓力。波音的聰明才智都用到打壓對手上麵，最後不但沒有把對手打壓下去，反而失去了自身發展的機會。

波音的案例對美國今日的政策製定也很有啟示，究竟是打壓對手對美國更有利，還是解決自身問題對美國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