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北路，我腳下的琴鍵

                        曾寧

         剛剛走出浦東國際機場，我就和各拉著行李箱的兩位家庭成員——老公和兒子討價還價：恩準我在虹口區單獨待半天，然後坐上開往南京的火車。老公居心叵測地問我：“不是去幽會吧？ 和青梅竹馬時代的小男生？”我不置可否地笑答：“差不多是。”

我撂下最親近的兩個男人，從機場打的，直奔四川北路。一到路口，我就對帶崇明口音的“差頭”司機嚷嚷：“讓我下車吧！”熱情得有點過分的“差頭”說：“小姐，送儂去目的地，是新亞大酒樓伐？”我謝過，說不必，這兒就是。他恍然大悟：“哦，是來血拚咯。”他別著舌根說出新學來的洋字眼。我付了車費，關上車門前，詭秘地甩下一句教他莫名其妙的話：“我來彈鋼琴呢！”

        是的，我要以穿著踏遍萬裏風塵的平底鞋，把夢繞魂牽的四川北路，當作鄉愁的大鋼琴，以腳步彈奏。黑鍵白鍵，帶著尋常百姓的悲歡歌哭，起伏低昂；高音低音，帶著我此生的淚痕與夢痕，逶迤綿延。太緊張了，踏出第一步時，在馬路和人行道相交的石級前打一踉蹌，它在警告我：攜帶的記憶太沉重，怕要壓得我閃腰。

         開端卻是我萬萬預料不到的——彈下一個奇妙的“白鍵”。在新亞大酒樓旁邊的聯華超市前，遇見一個地道的白種人。他有如狩獵者，警惕地盯著路人，把我的點頭和微笑捕捉到了，忙不迭趨近，用美式英語問我，他手頭的兌獎收據是否能當錢鈔用。我搖頭，用英文說：“那是收據， 可以參加抽獎，就像美國的樂透”。他知道我是大洋那邊來的“同鄉”以後，興奮莫名，喋喋不休地交代行程，聲明他是斤兩十足的緬因州鄉巴佬，出生以來，沒踏出美國一步，一飛就飛到彼岸的黃浦江畔。 我告訴他，我也和他一樣，沒去過中國以外的地方，可是，一走就從上海走到舊金山灣區，一呆十六年 談論不一會，居然有了點“他鄉遇故知”的感覺， 他把手頭剛買的啤酒罐子晃了晃， 他告訴我，他 從美國東海岸飛到這裏，時差的困擾一點也沒有。“我有的隻是好奇心------。”他一屁股坐回到石階上，猛喝一口啤酒，“來中國三天，哪兒也沒去過，一天到晚坐在這門口，早上端星巴克瓶裝咖啡，下午拿啤酒罐，想知道為什麽嗎？”

         我搖頭。他來了勁兒，指著交通繁忙的馬路，高談闊論：“這裏的車流比紐約皇後區的百老滙還堵，而且，車子都好像沒有速度限製似地橫衝直撞，動不動越線超車，抗議的喇叭聲此起彼落，好幾次我看見車子不理睬紅燈，照樣衝過去，看得我心懸上嗓子眼！行人呢，不走斑馬線，在車流中穿來跑去，毫無畏懼。在人行道上，摩托車從身邊呼嘯而過，夠亂吧？然而，教我驚訝萬分的是，沒有發生一次事故，哪怕極為輕微的擦撞。”他激動萬分地大喊大叫，“不可思議，這怎麽可能？我不甘心，一直等，非看到事故發生不走！”白種人的藍瞳忽閃著怪異的火。我微微一笑，道聲再見，繼續彈奏我的“琴鍵”。

        說話就到了黃昏，華燈初上的四川北路卻失去昔日的喧囂。處處大興土木，塵土滾滾，商店關門裝修，車輛行人比去年少了一半。我這識途老馬，左一腳，懷舊的詠歎調，以穿街過巷的“小缽頭甜酒釀，糯米小圓子”“梔子花白蘭花” 叫賣聲為和聲；右一腳，如歌的行板，那是後現代時尚的變奏。

         我所麵對的灰色大廈，別看色調有點傷感，卻有過顯赫的往昔。它建於清朝，正麵排列著混合英國古典主義風格和古羅馬氣派的圓柱，不必看它的外表，光是按時間排出的名字，就有足夠的滄桑意蘊：“大清郵局”、“遠東第一大廳”、日寇占領上海時期，它是什麽指揮部，日本軍刀曾在這裏發出瘮人的寒光。小日本投降後，牌子變成上海警備區司令部。這60年，它是上海郵政總局。

          陰森的大樓所擁有的曆史，在腳下化為鈍重的長調，然而，我家族的小人物，隻配在低音部充任卑微的和弦。沿命運的五線譜倒溯60年，那個夜晚，兩聲沉悶的大炮聲夾雜機關槍炒豆子一般的碎響，穿過位於四川北路尾山陰路的兩層厚窗簾。黑洞洞的房間裏，外公外婆緊緊摟住年幼的媽媽和舅舅。他們不能不滿懷疑惑，這些被激進分子們渲染為給無產階級帶來黎明的硝煙，是否也給這個洋行高級職員的家庭帶來希望？幾天前，在離他們住處才幾步之遙的吉祥路上，一群年輕人被抓上囚車——圍觀的人指著一個門口說，那是上海地下黨領導武裝起義的總部。

其實，這是決定上海人命運的夜晚，發生過解放上海一役中至關重要的四川路橋槍戰。國民黨守軍在最後關頭沒有殺害共產黨的人質，走玉石俱焚的絕路，放下了武器。他們交出軍人的尊嚴，成全了上海百年以來命若遊絲的榮華夢幻。

        大廈旁，依稀有水聲的音符流轉，啊，是蘇州河！它該是黑鍵敲出的吧？ 記憶中，外白渡總是倒映在烏黑的醬湯裏。然而，風水輪流轉，好幾代被汙染整得苦不堪言的兩岸居民，在千禧年以後，不但目睹蘇州河漸漸變清，周圍新建的公寓大廈群，每平方米動不動賣出五萬十萬的天價。老上海人從前為困頓所苦，如今卻為了暴富而浮躁惶恐。

        向深處走，向記憶走。琴鍵委婉，如夢如幻。布店在哪裏？外婆最愛帶我去逛的地方，看著打扮素淨整潔的外婆，在櫃台前誌得意滿地選料子，披在身上，對鏡顧盼。熟識的店員漫不經心地用鐵夾裝好收據，猛地一揚，“嗚！”的一聲，鐵夾子順著縱橫交錯的鐵線從空中滑到高台上收銀員的手中。外婆低聲與我爭執起來，她喜歡色澤典雅的毛料子，五歲的我則被花花綠綠吸引，外婆瞥一眼我手裏的花布，不屑地說：“鄉氣！”我說我偏要學“李鐵梅”。我說不過她，卻乘她不注意，一溜煙跑到街角的煙紙攤，遞上一分錢，一顆白粽子糖就捏在手裏。有時我捧上五枚硬幣，換來結結實實的一包“話楊梅”，紙包大得小手抓不住，黑紅的糖漿漬透米黃色薄紙，直抵我酸酸麻麻的舌根。身後，拖辮子的電車悄悄開來，我靠著貼著大標語的牆壁，看衣著光鮮的乘客上下，丟一顆話楊梅在嘴裏。外婆呢，在布店旁邊的裏弄加工組，不厭其煩地詢問拷邊的價格。

         文具店呢？我追問飄渺的琴聲。七歲我上了小學，為了買到五彩繽紛的橡皮泥，從山陰路走到武進路，沿途的文具店至少有三家，家家缺貨。我的心裏回響童年的腳步聲。

        橫浜橋到了，橋下的水來自蘇州河，當年盡管是稠稠的黑色，卻不怎麽讓人嫌棄。我喜歡爬在橋頭的石欄杆上，俯首看橋下搖櫓緩行的船家，猜想著：厚帆布遮蓋的艙裏，有什麽稀奇玩意兒？調皮的男生對著下麵喊：“鄉下人！”不時用彈皮弓打些石子過去，樸實的船民通常隻是罵兩句我們聽不懂的江北話。船兒在我們的起哄聲裏匆匆穿過小橋，那時刻，旁邊點心店裏小籠饅頭的香味，總是惱人地鑽進鼻子，我多麽渴望，有求必應的爸爸，哪個周末帶我來吃一頓？盡管，比起這種製作粗放的大眾食品來，我更喜歡複興中學對麵伊斯蘭館子的咖喱生煎。 那僅僅是空想，媽媽的病很重，剛剛以照顧家庭為理由調進複旦大學任教的爸爸，忙裏忙外，心力交瘁，哪有帶我逛街的心情？那時，我八歲，不識愁滋味的年齡。

       “斯為美”理發店該到了吧？我問腳步，腳步問硬邦邦的馬路。那根永遠不會把紅藍雙色旋完的圓筒要在就好了。媽媽和媽媽的媽媽都是斯為美的忠實粉絲。帶點異族血統的媽媽，一頭天然卷發，常常受師傅們讚美，說可以做各種造型。那年代，媽媽長得確實出眾，然而誰敢直截了當的讚美呢！盡管媽媽為了愛美，被同事批為“資產階級思想嚴重”，但不妨礙媽媽的照片被“斯為美”貼在玻璃櫥窗內，作為發型模特。我在九十年代初期，步我家兩代女性的後塵，走進“斯為美”，僅僅一次。做完頭發，好端端的長波浪，曾經是最熱門的時尚，我卻氣憤地刷平了，對著鏡子皺眉：“真土！”從此不再踏足，轉到淮海路的“紅玫瑰”去，那裏的年輕發型師去香港實習過，不但會為我盤妖嬈的“宴會髻 ”，還會剪利落而帥氣的時尚短發。過了好幾年，我終於為了那次抗議“斯為美”負疚——拍陳逸飛的《海上舊夢》時，我省悟，一頭兼具溫柔與豪邁的洶湧“長波浪”，配上團花紫旗袍，是何等的淑女風情！

          找不到斯為美。 我對著霓虹燈低聲問：玻璃牆閃閃發亮的精品大廈，可是建在斯為美的舊址上？誰會回答我？光陰無言。

         -------忽然之間，我觸到一個低音區的白鍵，腦際裏的天亮了，公園裏，陸續走進晨練的人們，大路旁梧桐樹行，不理民間的困頓，一味欣欣向榮。有七十年代末期大餅油條的香味繞來繞去，鬧猛的叫賣聲壓倒滑梯前孩子們的喧嘩。我騎著小小自行車溜進魯迅公園門口，趕往兒童樂園。在後麵媽媽焦急地喊：“當心摜交！”尚未過門的舅媽，慌忙攙住剛動完癌症手術的媽媽：“儂自家當心，唔要被人撞了。”兒童樂園裏，我興致勃勃地玩大轉盤，被癌症折磨了足足七年的媽媽，眼窩深陷，極度疲倦，被舅媽攙著，坐在一旁。在鬧成一鍋粥的場地裏，這兩個大人的交談偏偏清晰地傳進我的耳鼓：“阿麗（舅媽的小名），我這次怕是不好，熬了那麽多年，也該去了。”舅媽急急打斷她：“你亂說什麽，別讓孩子聽見 -----”“你和我哥哥為了照顧我，到現在都沒有辦結婚------我的女兒就交給你們了-----”我急忙從轉盤跳下，差點摔個嘴啃泥。舅媽為我裁製的繡花連衣裙，隨著風兒張開，降落傘一般，我的充滿著媽媽傷感目光的童年，就這樣隨風而去------

        腳步直著敲人行道，橫著敲斑馬線，音符起落。四川北路快要走完，迎麵是魯迅公園，從前居民叫它虹口公園。門口兩株高大的廣玉蘭無恙？那馥鬱的香氣熏遍遠近。即使能見度有限，也可斷定，外牆剛剛修理和粉刷過。裏麵的樹木影影綽綽。兒童樂園裏的轉盤又在緩慢旋轉。我按照從少年時養成的習慣，往右轉去，我當然知道，走過兩排水杉樹夾著的甜愛路，便是山陰路，穿過梧桐綠葉密布的山陰路，到歐陽路，再右轉就是老家。橘黃色的小燈如豆，把最富誘惑力的光暈印在墨綠色窗簾上。舅媽在等我，她知道，我為了探望被摩托車撞傷的爸爸，從舊金山飛回來，今天路過上海。

此刻，我徘徊複徘徊，以猶猶豫豫的腳，把馬思聰的《思鄉曲》來來回回地彈。-----小學即將畢業那年，每天放學回來，墨綠色窗簾上，外國小人兒在舞動。橘黃色的燈光下，我牛飲舅媽專為我做的火腿骨頭冬瓜湯，一碗灌下去，連渣滓都不剩。舅媽疼愛地望著我，又盛上一碗遞過來，輕聲問：“功課做完了？不要讓外公外婆操心。

        近鄉情更怯，近鄉情更切，我快步向橘黃色的燈光奔去。手機響了，是老公打來的：“幽會夠了嗎？提醒你，別誤了火車，上海的親戚不要見了吧？” 我仿佛看到，拂動的墨綠色窗簾，清晰地印著舅媽蒼老的身影，掐指一算，她也該六十出頭了。舅媽，對不起，錯過了，都錯過了！一如來不及看山陰路的魯迅故居、秋瑾公寓、瞿秋白舊居，還有那曾經讓我驕傲的多倫路文化街。

  我坐上出租車，走上回頭路。緬因州來的白人還在門口喝啤酒，旁邊堆著易拉罐。他一定還沒等到交通事故，我為此慶幸。 他身後便是四川北路一號，那個著名的“上海郵政總局”。我向他笑笑，他沒看見我。 。

        火車啟動，我和家人離開上海。爸爸從南京打來電話：“你舅媽準備了一桌子菜等你呢！”我不敢回答。上海在背後。琴聲行將休止。

“囡囡，火腿冬瓜湯已經燉好了，放在桌子上，快去吃。”火車鏗鏘鏗鏘的輪子，代替我的腳，敲出最為蕩氣回腸的尾聲——每次歸國，舅媽見到我的第一句話，都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