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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裏總有一些奇妙的癢處，可惜在山重水遠的異國夠不著。
今晚，我終於觸到一處，盛暑的夜晚，弄堂深處，遠離繁華的寂寥一角。
老地方，一盞維持著小家子氣的路燈，微弱的光下，我居然老遠認出她來。 她依舊保持著馬路乘涼的習慣，安閑地坐著。一身軟軟的香雲紗，無袖短衣加長褲，雖 分辨不出顏色，但讓我想起“»遙輕羅小扇撲流螢”ª牧的古典境界。一把蒲扇有一搭沒一搭地搖著，竹椅似曾相識，怪不得泛出那麽深厚的橘黃。 我在遲疑，忙著在腦海拚湊得體的問候話。
八十歲的她，卻在昏暗中向我打招呼：“你回來啦。”聲音依舊尖亮，象在廚房一個不小心，把鋼精鍋摔在水泥地板上。我一驚，縮了一腳。
“是的。”我麵對著她。她語氣的平淡教我失望，我好像不是遠客，而是每天從她門前經過的買菜大嫂。她的眼光有點奇特，正對著我，卻不在看我，而在注視迷茫的另一重時空。所以，我斷定，她看不見我充滿今昔之感的臉。
“是去美國吧？”她問。“嗯。”我說。 “大龍知道會開心的。”她說完，把手裏的扇子擱在膝蓋，發出一聲長歎。
沉默。我抬頭，被弄堂擠成窄窄一條的天穹，成了繁星的河床。
我一開始就預計她要提到早逝的兒子，但想不到會這麽直接，而且一下子把我牽扯進去。我找不到說詞，手不知往哪放。
幾個在附近乘涼的婦女本來就好奇，看到這一幕，更來了勁，悄悄議論開了。她轉過頭對她們說：“記得不？隔壁弄堂六號的小姑娘，我家大龍的好朋友。”
“大龍”似乎是約定俗成的忌諱，能言善道的弄堂女人，都尷尬起來，又陷於沉默。幾分鍾以後，終於有一個大著膽，有點勉強地笑道：“阿婆你老糊塗啦，這位妹妹最多30歲，你家大龍要是也四十好幾。那個時候，小妹妹你十歲不到，是不？” 我點點頭，蹲下身來，靠在竹椅旁，像小時候聽她講故事，貼在她耳畔說：“阿婆，我常夢見大龍哥哥。”聲音低得像蚊子的嗡嗡。
阿婆當然聽不見，大聲地自言自語：“是啊，是啊，囡囡小時候就是嗲妹妹。喜歡我們大龍，我們大龍也交關喜歡她！” 弄堂的燈光一下子朦朧起來，乘涼的女人成了幢幢影子，原來眼裏湧出淚水。
我的聲音發顫，大聲問：“阿婆，你都知道？”她隻管順著自己的思路說下去：“我家大龍，俊氣，一身栗子肉，聽話，老實，孝順老人”旁邊的女人，都不插話，很掃興似的，找個借口，相繼拿起板凳離去。
沒有人發覺我的憂傷，即使發覺，誰會在乎？ 弄堂裏，隻剩下我和她。她不再說話，是乏了，還是在記憶的死胡同裏出不來？我問阿婆，你還住對麵的汽車間，沒拆遷啊？她搖頭：“拆遷幹啥，住了一輩子，我們大龍的衣服，還留著。”
時光倒流25年，她是這裏的居委會主任，也就是民間的“馬列主義老太太”，聽說在文革中風光一時。她生下三個女兒，不甘心，咬牙一搏，第四胎才是男的--大龍，當然不敢再超生，大龍是她夫妻百般寵愛的獨子。
大龍長大後，英俊健美，書沒讀多少，早早進了近郊的鋼鐵廠，仗著根正苗紅，得到提拔，前途看好。大龍每次騎自行車進出，總吸引住弄堂女人們的眼光，雖然大龍一家住在弄堂最蹩腳的汽車間。大龍是母親的驕傲，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大龍身上。
70年代末，我作為小學的課外活動積極分子，而這位居委主任擔任校外輔導員，我自然常常上門和她聯係。進了她家，看到大龍，慢慢熟了。後來我去她家，不再是找她，而是去看大龍。那時我十歲，娃娃和哥哥一起玩，他在街上給我買過幾次冰磚，還送給我一對紅蝴蝶結，這都被她偵察到，還一輩子放在心上。
一個可怕的夜晚，大上海無來由地刮起人造“台風”──在言必稱“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年代，最恐怖的滅罪運動，盡管文革已經結束。 大龍被捕，據說因為參與盜竊鋼材，小小居委會主任罩他不住。很快聽到弄堂裏的老資格幹部說：“刮12級台風期間抓的，常常是”言下是：性命堪虞。
果然，法院的判刑布告貼在居委會的公告欄上，大龍榜上有名，名字被打上要命的紅大叉， 沒幾天，我在上學的路上，看到大龍的爸爸，紅腫著眼睛，捧著一隻小小木盒回家。她沒在旁邊，聽說在家病得起不來。我尾隨著這個可伶的男人，一路上，沒見誰寬慰他一句，倒是在路口撿垃圾的老婆婆趁旁邊沒人，喊了聲：“儂勿要難過。”他含淚點頭，帶著比哭還難看的苦笑。
那天我馬上長大了，因為懂得萬箭鑽心的滋味。
後來，她病好，出門走動了，走路卻歪歪斜斜的，說話前言不搭後語。但人們並不認為她有什麽不正常，人不是會老的嗎？老就是這樣子，其實，算來才50多。 誰也想不到，弄堂的居民中，數她最長壽。冬青樹落下許多茬黃葉，許多許多老人離開人世，她的老公早早撒手了，她卻還在眼下的夏天，悠悠然地乘涼。
蟋蟀在叫，窗欞映著的奶黃色燈光次第熄滅，夜深了。她突然驚醒過來，緊盯著我,逼問：“囡囡，你能見到我家大龍嗎？” 我無言。
塵歸塵，土歸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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