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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船長是一非常健談的人, 更是一個通情達理的愛國者。 談話中充滿了哲理和智慧。 他讓我們四個人去他的船睡覺和吃飯是完全發自內心的和無比真誠的。 他不理解我們為什麽不去他的船休息， 他有時甚至於等於懇求我們去他們船似的。 陶船長終於點了頭, 並要求我們晚上晚點去, 早晨早點回來。 不過逢年過節, 劉船長總是親自來請我們去他們船聚餐。 他們的夥食的確辦得好， 和在酒樓吃飯沒有什麽區別， 一張大圓桌, 正中間的坐位是船長的, 船長一到, 大師傅開始炒菜, 然後一盤一盤的上菜。 劉船長過生日那天, 他邀請全體在港船舶的船長, 日本船的全體船員和我們四個人， 共四五十人在他的船上開宴會。 而他們船的船員除了老軌和大副, 其它船員都成了服務員。 青年政治家這條船是香港萬安船務公司的, 下水才一年. 這間公司共有10條船, 而且船令沒有超過10年的。 公司以經營新船為理念, 到八,九年時就找買主了。 老板是上海人, 所以船長幾乎全部都是上海人。 老板對船員特別友善和照顧, 因此船上的配備特別好, 除了圖書館之外, 還有乒乓球室和健身房供船員娛樂和消遣。 他們公司的其它船若是去科威特港, 公司的老板就會給他們帶一些食品和書報雜誌等。 從科威特送到巴士拉. 劉船長就又會請我們吃一頓。劉船長也是上海人, 他說他父親是原上海德士古洋行的職員, 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前來到香港。 可是返回大陸是他的心願, 他們全家於1964年返回了上海。 可是剛剛過了兩年的好日子, 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 他被懷疑是特務, 被監視和失去了行動的自由。 幾乎兩年不讓他離開中國, 失去了工作。 1974年政治環境稍微寬鬆了一點， 他又舉家遷回香港。 他說現在中國又朝著好的方向發展了, 如果再好一點, 他還是要回上海的。 在他們船上住久了, 又結識了不少船員, 其中有個叫謝鴻財的水手也和我成了好朋友。 1984年我們船去香港修船, 他還來看我, 給我帶了不少的禮物。 從伊拉克回去之後他就轉行了, 改行在水果行做, 給小販送水果。 每天早上三,四點鍾就得起床上班. 也是非常的辛苦. 也因此給我帶來了不少水果。公司給他們船的船員薪金增加百分之兩百, 劉船長對我們的薪水也非常有興趣， 他不相信公司沒有給我們加薪水。 當時在巴士拉港的海員, 最高的有加百分之九百的。 隻有日本船和我們中國海員不加工錢。 日本船船員是三個月換一次， 上船的第一天, 船長就把回家的日子寫在小黑板上了。到時準換。 很多吃的東西包括米和麵都是從日本帶來的. 他們吃不完的, 臨走時就會送給我們一些日本的珍珠米和其他東西， 真的很好吃。 我還收到過一個收錄機。是一個日本船員送給我的。 劉船長常和我說, 我不相信你們公司沒有給你們加工資。 如果說他們三個不知道這裏危險的話, 那麽隋大副你是從這裏回去, 卻又回來了, 不給你加錢你能來嗎?我們都是懼怕死亡，貪圖享樂的常人。但我們身邊也時常會冒出一些不同尋常的人，常人往往不理解他們，就像燕雀不知鴻鵠之誌。可他們做了常人不能做到的事情，並為他們所追求的目標犧牲了個人的幸福和安寧。可是我卻從來沒有這麽高的境界。其實有時事情也不是怕死和不怕死那麽簡單, 有時是身不由己， 也由不得你怕死了。 就像我當年在伊拉克時一樣， 有句話叫貪生不怕死。 對生命的眷戀是人的本能。 有時候, 生和死不是我們能選擇的。那時候幾乎每天都有炮彈從頭上飛過，你說你是怕死還是不怕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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