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呆了三十幾年，實在已經習慣了美國的守法，規規矩矩，按部就班的做事，過日子。在上海呆了兩年，所有記憶中以前在臺灣耳濡目染的旁門左道，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詭計又慢慢的借屍還魂了。我始終認爲，做一個知識分子，尤其像我們這些在國外拿到高等學位又呆了好多年的讀書人，縂應該對一些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則有所了解及把持。竭盡己力，腳踏實地的做自己分內的事。因為你要知道在這個世界無論你走到那，始終有無數雪亮的眼睛在看著我們的一舉一動的。

多少年來我心中始終有一個疑問，一直到了上海工作後，我才找到了答案。我一直無法了解為什麽自中共建國後，那麽多的運動, 三反五反，大曜進，人民公社，文革等等。我們的善良老百姓就這樣的逆來順受，任其擺佈。那年我第一次回老家，問起了還在世的叔叔。他老淚縱橫的說了一大堆。我還是不能完全了解。文革前，很多臺灣留美的學生，響應著祖一片大好的號召回歸。到了文革的時候，因海外關係,一個個被打入大牢，牛棚。他們不也是逆來順受。在我的想法裏，這的確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難道就沒有人反抗，替自己辯駁。難道真的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説不清？

再也沒想到在上海的兩年，我居然就經過了改革開放後的一場現代文革的洗禮。我的領導和同事們都是哪個苦難時代長大的。似乎對清算鬥爭，求生存的來龍去脈很有一套。首先，我的年紀比他們都大，再來我的工作經驗及技術是遠遠超過他們的想象。令我至今不解的是，我來的目的就是要幫助公司完成任務的。我再三的向領導保證我會完成工作。但是在他眼裏，我就是個普通技術人員 （那又何必把我聘來？）. 爲了使我自己能夠平平靜靜的工作，愉愉快快的過我的日子，我告訴自己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必須以低姿態出現。我也隨時提醒自己要效法鄭板橋的“難得糊塗”。也因此，雖然我經過好幾次文革式的清算，鬥爭，檢討，到了最後我還是能夠很心平氣和的按照我自己原定的計劃，把我分內的工作完成。順便提一下，在我向美國葯監局申報兩個批文案子，我是全權負責化學部分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化學部門的審核人，並沒有對我的部分提出任何疑問。不僅如此，爲了完成整個案子的申報，我還在美國為公司網羅到了解美國葯物法的專家。我們兩個人的齊心努力，為公司至少節省了幾十萬美元的費用。更在短短兩年內完成了兩個一級臨床的批文。也使得公司後來能夠順利上市 （拿到兩個美國批文是上市的最基本要求，不管藥的前途發展）。

在美國葯物界工作了近三十年。因此對藥物的研究開發多少有一些了解。由於每個人了解的程度不同，很自然不同的意見就存在了。在美國，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很虛心的學習，不懂就是不懂，但絕不裝懂。有問題，就問，就請教比我們有經驗的人。首先，我們自己要懂到一個階段，才能知道如何去找到哪些可以請教的對象。而且要能夠判斷所謂專家提供的意見是否可行。很遺憾的， 這兩年，我所接觸到的這一批海龜分子，個個都具有裝懂，死不認錯，賴帳，還有大白天，睜著眼說瞎話的本事。而且為了證明自己的無辜，還會時常對天起誓幹願做人子人孫的。說實在話，經過了那兩年的會議，我不但早有了好幾個兒子連孫子都有了。尤其是我們的那個領導，自喻是天下第一才(菜)。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一有機會就指鹿為馬。而且開起會來，就憑著那尖叫刺耳的歪理來鎮住與他不同的意見。每逢這種情況下，我們那些同事們, 立即就趨炎附勢, 就象是當年的紅衛兵一樣跟著在旁起哄, 搖旗呐喊。我隻有臣服表麵了。我就不禁想起當年在文革時，報紙上看到的圖片。老革命家頭戴者高帽，跪在地上, 低頭不語無奈的神情（好像是陸定一，羅瑞卿吧）。我也隻有滿足他時時渴求的領導權威及一人甲天下的欲望。心理所想到的隻是趕快回應 ”是，老板說的對，有道理”。無非是希望盡快結束鬥爭大會。我好下班，上市場買菜作頓好飯，好好犒賞，慶祝自己又過了一關.

那年他用公司的經費與他家鄉的一所大學搞了一個研究的合作項目。聽說公司花了好幾百萬人民幣。結果是連個蚊子都沒抓到更不要說是找新藥了。我去的那年次月，正好公司來稽查。每逢     總公司來稽查，整個公司如臨大敵。所有的正常運作幾乎停擺。加班開會，千命令，萬囑咐, 交待，不能出錯，絕不可以亂講話。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這一批擁有博士學位，在文革長大又在國外打過滾的人精，他們的官官相護，能讓你找出破綻嗎？不過，我知道的是後來兩年，再也沒有人提出出錢與國內學術界合作了。我想他們都十分明白，夜路走多了，總會碰到鬼的。

過去兩年，他經常被一個在美國華人的學術團體邀請回美開會演講。為了他的出國演講，公司對內，對外發表新聞，搞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其實講的並不是學術上的發現，而是一般有關公司藥物發展策略的介紹。說起來有點象是當年文革時發出的大字報。好幾次，公司內都議論著，到底他有何能耐，屢次被邀請而且都是同樣的講題。結果發現原來公司出了五千美圓讚助這個會議。這個學術組織還挺活躍的。早年在美國剛成立時，也有人來邀我加入。我對來者，問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有啥好處。那位仁兄跟我擠了一個眼，很神秘的告訴我，可以免費旅遊祖國，同時並對國內藥業的發展提出貢獻。我一聽，又是那一套。好多年以前就有人邀請我了。想到又要準備演講，接受邀宴，抽空才能旅遊。還不如自己出錢去旅遊自在。當時我是很委婉的答應考慮。但是我一直都沒有想去填哪個申請表格。最近美國政府拚命的在抓華人學者間諜，我真的很替這一批人擔心，怕他們早晚要捅婁子的。公司裏幾位新近的海龜博士，不就是拿者自己以前在美工作單位的幻燈片，在公司的講壇上大吹大擂自己的本事有多大，發現這個新藥，發現哪個新藥，到了最後，才發現自己居然被炒魷魚了。因為所有他發現的新藥，經過臨床實驗，毫無藥效，隻是一個普通化合物而已。你說美國這些一切以利為主的公司會留下他來繼續吹捧自己的發現嗎？據說，目前這位仁兄又開始宣布發現好幾個新藥了。我是衷心的希望他能夠搞點東西出來。說實在話，這些人也真夠鈍了。一五一十的拿這原來公司的幻燈片，就沒想到稍微改一改，總應該知道照個葫蘆，畫個瓢的道理吧。難怪不學無術，自吹自擂。殊不知自己已犯了間諜盜竊罪了。我還真為他們捏了一把冷汗。

去年暑假，美國有一個策略組織，在上海舉辦一個半學術及半商機的會議。大會主席邀請我發表有關中國及美國藥監局對化學藥物申報的異同點（我在國內也申報過一個三類藥）。我當時就想到如果他知道了，不跳高才怪。實在也是拗不過主席的好意，我就答應為主席撰稿，但是我知道他不會讓我順利參加的。後來果然就百般的刁難，屢次找我談話, 再三地警告我不能把公司機密泄露出去啦。其實光看題目，即使你是外行人你都知道這是一個法規的問題。絕對無關公司的技術機密。況且公司實在也沒啥玩意好叫別人偷的。說白了，那些東西，你貼錢給美國的小公司，人家都還懶得沾邊 (所以一直找不到美國的合作夥伴)。經過幾番的折騰, 你猜猜看，他對我說啥？他說他已經不是技術（骷儒）官僚了，終於答應由我出席發表。但是一再聲稱我的講稿必須通過公司科委的同意。想想也蠻幽默的，他們居然人五人六的為此事設計了一個表格，把每位東方紅戰士的名字都擺上了。我還很謙虛的一一拜訪並取得每一位大人龍飛鳳舞的英文簽名。這件事就這樣的落幕了，後來我也很順利的在與會者一片讚美聲（絕沒吹牛）中完成我的任務。

當我們很順利，平安的接到美國藥監局第一個批文時，那可是大出他的意外。在此以前他一天到晚，大呼嘯叫的說我如此的愚蠢。犯了這個錯誤，犯了哪個禁忌。紅衛兵們也跟著迎合著。但是這並沒有動搖我對自己的信心。我一直把自己當作是偉大的舵手（俺可是飄洋過海來的），偉大的領袖（領導我自己拉），偉大的統帥 （嘿, 偶手下還有五位小朋友助手哪）。一來申請案子已寄出，馬後炮是沒有用的 （這絕對是他獨一無二的專精, 以後,有閑情我可以用專文報道）。在寄出前，有好一陣子，我一直提醒他，要提意見，給批評，我是再三強調一定會虛心學習。有錯一定坦白（但不一定聽你的）。他也實在是忙於應酬，接待內外賓 （他告訴我們，這是公司給他最主要的任務）。道白了，他根本就沒有哪個閑情去看那好幾十頁的報告。但是在寄出後，有一次他又居然心血來潮地提出一個很幼稚的問題，實在把我惹毛了。除了回答他的問題，我又鬥膽的告訴他，這算是我第二十個向美國葯監局申報的一級臨床申請案子。請他相信我的工作能力。並且順便提醒他，我有將近30年的申報經驗了。他居然說，我在用我的30年經驗來壓他。所以當批文拿下時，我就認為我在公司的日子不會長久了。因為結果證明了他的無知及無理取鬧，也著實在他的臉上狠狠的打了一巴掌 （坦白告訴你，我當時喊的是一極棒萬歲）。 

對我這個在台灣長大，從未經歷過任何政治運動的台灣之子。上海兩年的停留，居然也讓我體會到了文革的滋味兒。而我那兩個美國藥監局的批文也算是給自己平反的最好證據了。我多少也體會出當年我的叔叔及在文革中那些被鬥人的無奈。所不同的是，我未受絲毫的損傷。反而學會了越挫越勇。我可真是由衷地感謝鄭板橋先賢的那句“難得糊塗”的至理名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