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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捷生：“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已逾期了
六四忌日又近，與往年不同，就是中共剛經曆薄王案震撼，而民間又受陳光誠事件鼓舞，地火湧動，人心思變。二線城市貴陽民眾聚集紀念六四，套用官方對薄案定語，那是「孤立事件」，然而卻是一個訊號，提醒官民雙方：「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的鎮國咒語已經逾期。
後六四二十三年來，中國確實大變，變成何等模樣？曆史學家黃仁宇把中國衰落的起點劃定在明朝萬曆十五年（公元一五八七年），其中重要原因是國家意識形態的腐朽以及官僚集團的同步腐朽，換言之，仁義道德之國家學說和泛社會的實際行為相去甚遠，官民皆然，他們內心都不信國家標榜的那套話語和規範，卻假裝相信。於是社會開始風化剝落和傾圮，這正是今日「盛世中國」的寫照。
全國人大代表最富的七十人，財產是美國兩院全體議員加總統、大法官、全體政府閣員財產的十二倍；中共中央委員九成都有直係親屬移居海外；中國民眾的消費從過去佔 GDP比重的百分之五十，跌至未足百分之三十五；薄熙來案更抖落出國家話語和政權本質的巨大反差，現實已荒誕到整治薄案已不能從貪腐角度著手，否則大家都受不了，於是隻好以「孤立事件」名之。
不難推算，這輪政治震撼決不可能成為政改和重評六四的契機。倒有江湖傳聞，薄熙來篡權早有謀算，其中六四就是可能的政治資源之一，他曾擬篡位之後把六四定為「反腐愛國運動」，以攏天下民心。「反腐愛國」而非民主愛國運動，由此可見薄熙來與民主憲政絕緣，如說他有何貢獻，那就是加劇了中共統治合法性的危機。
縱觀大曆史，任何集權王朝均有自我毀滅的歸宿，試看世界上諸多顯赫帝國，莫不灰飛煙滅。中國曆代王朝都先是德不修，政不通，人不和，而後滑向自我毀滅的不歸路，外族入侵隻是給其陵墓添上最後一抔土。中共「盛世」當前，袞袞諸公卻抱著末世情懷，紛紛轉移寶眷和財產，他們全力維係這個體製，無非是對踞金字塔頂端的人最有利，而無關人民和社稷福祉。
然而六四這場記憶和遺忘的長期抗戰，人心終須戰勝強權，這是天道。如果薄熙來都念及六四是政治資源，習近平怎會想不到，他想到也不會去做，除非人民逼著他去做。六四香港維園的燭海，已經燃燒了二十二年，中國人已守望了二十二年，猶記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戰，亦八年而已，六四碧血沉埋的光陰卻三倍於此。天日昭昭！
――蘋果日報
【附錄】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概述
一般史家以為是明朝滅亡的起點，如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去世，萬曆二十年（1592年）援朝鮮之戰，萬曆三十一年間的"妖書案"，接下來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起的"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的薩爾滸之敗等。與這些年份相比，萬曆十五年（1587年）雖然有海瑞、戚繼光的去世，但終究隻是無足輕重的一年，也即如其英文版的書名：無關緊要的1587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但黃仁宇提出與其他史學者不同的看法，指出此一年似是無重大動蕩，實際上可能卻是明朝發展至盡頭而步向滅亡的一年。黃仁宇引用典籍，特別是《神宗實錄》，就此年中發生的立儲之爭和一連串使萬曆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作分析，研究發生在萬曆帝身上的變化。黃仁宇指出，雖然最後萬曆帝在種種問題上妥協，但他由此怠政三十三年，可能是他對抗無效之後，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複方式。由此可以理解，明朝的皇帝表麵看是有其無限權力，但終歸也要受到傳統文化和文官集團的製肘。
另外書中還提到海瑞、戚繼光、李贄等人，也是受到傳統文化的製肘，而得不到有意義的發展。對海瑞，黃仁宇形容"他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的榜樣辦事，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至為微薄。"；對戚繼光，黃仁宇評"戚繼光的求實精神，表現於使革新不與傳統距離過遠。"；而對李贄，黃仁宇也評說李贄不過是反映明朝在儒家倫理文化趨於僵化下，思想界的苦悶和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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