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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致柴玲——一封遲複的公開信
柴玲女士：
對於你不久前發表的公開信《我原諒他們》，我早就應該答複了，隻是因為“六四”周年前後出現了一係列突發事件，如：“六四”難屬軋偉林先生於絕望中自縊身亡，“六四”工運領袖李旺陽先生“被自殺”，再有“六四”屠殺幫凶之一陳希同《自述》一書出版引起爭議等等，以致對你的答複一直拖延至今。
盡管我忙於它事，但我心裏總是惦念著你在公開信裏說的一些話。一日不作答，一日不得安寧。有話要說而不說出來，就有一種對不起“六四”亡靈，對不起已故難友之感。
柴玲女士，這二十多年來，你在國內外的政治舞台上和社會生活中一直轉換著各種麵孔，而且令世人瞠目咋舌。最近一次的轉變你讓我徹底失望了。
在“六四”屠殺前，我因“文革”而厭惡政治，對“八九”學運也就很少關注。說實話，我當時真的不太在意你在廣場上的一言一行，盡管那時你已擔任了天安門廣場絕食總指揮一職——我還不知道有那麽一個職位呢。
首次令我注意到你的是：我“文革”前的人大語文係學生高瑜女士於1990年秋從秦城監獄獲釋後，得知我的兒子在“六四”中遇難，前來看望我，並告訴我她被捕和坐牢的情況。她在那次談話裏提到了你。
她說，在1989年5月底，她剛從深圳出差返京，便受到人大常委胡績偉先生委托，抱病前往廣場勸說學生撤離廣場返校，以避免即將來臨的危難。據她講，在天安門廣場穿過層層糾察隊組成的封鎖線，她找到了你、王丹、吾爾開希（？）等學運領袖。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七八個小時才說服你們幾位同意撤離，並為你們代擬了撤離廣場的聲明才回家。可是後來由於你的翻悔，李祿的反對，撤離最終未成。而她也因此番“介入”於6月3日政府大開殺戒之前被捕。
緊接著就是6月3日夜晚戒嚴部隊突進北京城，開始了震驚世界的“六四”大屠殺。
你知道嗎？也正是6月3日那個可怕的黑色周末，我的兒子蔣捷連因惦著留守在天安門廣場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這是他的原話）的安危，才掙脫我的拉勸，走出家門奔赴危險與死亡的。其實，在那一夜，又何止蔣捷連呢！研究生袁力、周德平，大學生段昌隆、吳國鋒、孫輝，中學生王楠、葉偉航，北京市民楊明湖、楊燕聲……一個個都是在開槍後自願離開家人或學校去與你們共安危的。
高瑜告訴了我她那次“勸說”失敗的緣由，但那時我在內心對你們這些廣場的“堅守派”並無怨恨之心。那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在6月3日晚屠殺發生時你一直堅守在廣場，6月4日淩晨你是含淚帶領隊伍撤離廣場的。所以，當我此後在外電中聽到你與封從德一起脫離虎口成功逃生到了海外，我還為你們慶幸——盡管當時我自己正深陷於喪子之痛而難於自拔。
柴玲女士，你還記得嗎？1994年我的第一本書《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中文版在海外出版不久，你曾往我所住的中國人民大學家中打來電話。在這次通話中，你一開始便用了大概是廣場上慣用的語調說：“丁阿姨！我是柴玲！柴玲！”我感到十分意外。你又說：“我從你的《”六四“受難者名冊》這本書上看到你兒子的照片，我想起來了。我曾見過你兒子的。”我認為這絕無可能。因為連兒雖數次前往天安門廣場當過維持秩序的糾察隊隊員，但怎麽可能進入核心圈接近當時的領袖人物呢？你卻十分肯定，並且告訴我，你的貼身保鏢就是人大附中的學生，也就是連兒的同學。你說連兒曾去廣場找過這位同學，因此你就有機會見過他。最後你還說：“我剛從波士頓一家中文書店裏見到你寫的書，我買下了書店裏所有的十幾本書，你能同意由我來翻譯成英文嗎？”我當即表示同意。
在那次通話中，你在對我慰問的同時，還向我訴說了你自己的不幸。你說：“其實這不隻是你一家的不幸，我也很不幸。我流亡海外後，姥姥去世，也不得回家奔喪……。”
數日後，我去中關村看望許良英先生，談及你來電，並要翻譯我的書。許先生告訴我：柴玲在大屠殺之前的5月末接受西方記者采訪時說她“期待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而她自己“要求生”。我聽到這樣冷血的話大為震驚，不知如何應對。我想起兒子6月3日夜晚掙脫我的阻攔奔赴廣場去與大哥哥大姐姐共患難，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澀和辛酸。
我苦於找不到你。此時我想到了剛剛赴美不久的張亞來先生，於是立即給張去電，請他設法聯係上你，收回我同意你譯書的承諾。
這是我至今不敢忘記的一件事，也是我第一次對你的失望。
此後，雖然聽到關於你的種種傳聞，我都不置一詞。我總是對身邊的友人表示：這些學生領袖還年輕，前麵的人生路程還很長，無論是經商、從政、還是皈依宗教，我都尊重他們的選擇。隻有在我得知你的前夫封從德先生為你那番“期待流血”的言論作出辯護之後，我才委托劉青先生向小封轉達我的異議。
記得1997年“六四”大屠殺的決策者鄧小平去世，那些日子我被國安局看守在家中。一天中午，一男一女兩位BBC記者居然乘著看守的疏忽溜進了我家中，采訪我對鄧逝世的看法。短短數分鍾問了我兩個問題：一是：人們說鄧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功，你原諒他的“六四”屠殺嗎？我斬釘截鐵地回答：“不！”二是：你如何評價柴玲在“六四”屠殺前“期待流血”的言論？我的回答是：鄧小平犯的是“罪孽”，學生領袖犯的是“過錯”。我心裏有一本賬，這兩者不能相提並論。
大概是出於亡兒生前對廣場上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們的眷戀的尊重吧，在漫漫長夜的淒風苦雨中，我內心一直期盼著你們這些當年風雲一時的學生領袖們能真正站出來澄清一些事實，或對某些錯誤言行真誠地認錯、道歉——不僅僅對我們難屬，而且也是對關心和愛護過你們的全國民眾和國際社會。
然而，“六四”屠殺五周年、十周年、十五周年、二十周年，一個又一個紀念日過去了，現在已經是二十三周年了，我又等來了什麽呢？
我等來了你的公開信：《我原諒他們》。你“原諒”的是鄧小平，是李鵬，是衝進天安門廣場的戒嚴部隊的官兵。我認為你作為當年的學生領袖不應該說這樣的話，尤其是在“六四”慘案二十三周年紀念日的這一天。
我要問柴玲女士，你在兩年半前信奉了基督教，便以一位基督教徒的名義，決定用基督教的教義來寬恕那些“六四”屠殺者，不是在罔顧事實嗎？二十多年來，中共政府發言人年複一年地重彈對“六四”事件“黨和政府早已有明確的結論”的陳詞濫調，不僅從未對他們犯下的反人類罪道過歉，而且為了“維穩”還變本加厲地對“六四”難屬、對維權人士和異議人士實施嚴厲的人權迫害——繼“六四”動用機槍、坦克之後又實施了酷刑、重判，甚至給戴上“黑頭套”往死裏狠打。今年“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軋偉林先生因無法承受平反“六四”的漫漫長路而自縊身亡；湖南邵陽工運領袖、“六四”23年來坐牢22年、在酷刑摧殘下雙目失明、雙耳失聰仍表示“殺頭也不回頭”的李旺陽先生，在醫院中蹊蹺地“被自殺”。為什麽你不看一看這一樁樁血淚事實呢？
請問柴玲女士：天安門母親抗爭二十三年，把達成的共識歸納為“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訴求，難道按基督教倫理道德要我們拋棄這三條，莫名其妙地去“原諒”當年大屠殺的劊子手嗎？要知道，這二十三年來，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除了那些監視、管製我們的公安警察外，沒有哪一位共產黨官員同我們“天安門母親”有過任何接觸，沒有哪一個官員與我們說過任何一句話，更不用說對當年的大屠殺表示一絲一毫的歉意了。你要我們“寬恕”、“原諒”他們，無論從崇高的宗教信條出發，還是從普通百姓的日常倫理出發，你問問他們能接受你的“寬恕”和“原諒”嗎？不可能！這是絕對荒唐的！
我對你真的失望了。
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我兒子，以及所有“六四”亡靈的血真是白流了，要知道那是一條條年輕、鮮活的生命嗬！學生領袖與芸芸眾生都是人，人的生命都是等值無價的。我實在難以想象，當年你說出“我期待流血”，今天竟說出“原諒他們”。從當年的冷血到今天的無原則寬恕，這華麗的轉身究竟說明了什麽？你的是非價值判斷又錯到了何種地步？
不錯，“六四”難屬曾在2001年的《天安門母親的話》中說過：“我們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們既然已經站起，就絕不再躺下。我們蒙受深重的苦難，但這苦難沉積在我們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報的偏狹與仇恨，而是對道義與責任的一種承擔。”
作為一個群體，我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宗教信仰都不盡相同，但我們擁有一個母親的愛，我們愛自己的兒女、愛所有的孩子，我們對和平、安寧的向往，對強權、暴行、殺戮的憎惡，對弱勢群體及受害者的同情，卻是相同的。我們將把這種愛視為一種責任，希望以此來呼喚人們的良知，來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猜疑和仇恨，來改變至今仍遺留在我們頭腦裏的對生命及人的價值的漠視。我們相信，這種來自生命源頭的愛是偉大的；她作為一種責任，將使我們變得更堅強、更智慧，也將使我們的世界變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從而更有效地製止暴行與殺戮。
我們放棄了“牙眼相報的偏狹和仇恨”，卻換得了“對道義與責任的承擔”；我們“以愛來化解仇恨”，這是有前提和原則的，那就是聯絡盡可能多的人來更有效地來製止暴行和殺戮。
“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淚流得已經太多，仇恨已積蓄得太久，我們有責任以自己的努力來結束這不幸的曆史。今天，盡管我們所處的環境仍然是那樣的嚴峻，但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更沒有理由絕望，因為我們堅信正義、真實和愛的力量足以最終戰勝強權，謊言和暴政。”
這就是我們“天安門母親”的結論。
曆史老人真會嘲弄人世間的那些弄潮兒。不早不晚，就在“六四”二十三周年之際，同時出現了“六四”當事人的兩種表演：一是“六四”屠殺的幫凶陳希同出了《自述》一書，把屠殺的罪責往死人鄧小平、李錫銘身上推；一是你發出了“原諒”鄧小平、李鵬和戒嚴軍人的公開信。這種效果大概是你發表公開信時始料未及的吧！
你皈依基督教才短短兩年，就有如此驚人之舉，是否符合基督教教義，自有教會信徒評說。我雖不是基督徒，但從小學三年級起至初中三年級就讀於上海及蘇州教會小學與中學，中學旁邊就是教堂，自幼受到基督精神的熏陶，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愛人與責己”。每間禮拜堂裏都辟有一間小小的懺悔室，那是教徒每周向牧師反思自己的不當言行的空間。作為基督徒的柴玲，你曾去懺悔室反思過自己“六四”前後的言行嗎？
最後，柴玲女士，我可以明白無誤地告訴你，我認為你的《我原諒他們》的公開信，是對中國人為之自豪的“八九天安門精神”的背叛，是對“六四”英靈的莫大褻瀆。作為“六四”的守靈人，我無法保持沉默。
丁子霖
2012年6月28日於京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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