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另起爐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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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41）改製


（1986年，北京）


關於四季青和四通的產權關係，一直是有爭議的問題。當時的2萬元人民幣，是借款？還是投資？到現在還爭論不休。其實，這是一個偽問題。

首先，最初成立的“北京四通新興產業開發公司”（可以稱之為“小四通”），從法律地位來說，百分之百是屬於四季青的社隊企業。公司的成員，一部分可以被認為是四季青招聘的科技人員；一部分是兼職的“星期日工程師”。和四季青其它企業不同的是：“小四通”的經營管理完全由我們負責，利益上是分成關係。

因為是社隊企業，按規定要繳55%的所得稅。但當年四季青蔬菜供應的任務完成得好，政府給予減稅20%的優惠，所以我們第一年繳了35%的所得稅。當時，在中關村一條街，我們是唯一一家繳所得稅的公司。

問題是，在1985年初，我們改製了。所謂改製，“小四通”不變，而是另起爐灶，成立了“北京四通總公司”，可以稱之為“大四通”。四通總公司是“四通新興產業開發公司”（小四通）、“四通裝修材料公司”和在東城區注冊的“四通發展公司”的上級公司。“大四通”的上級公司，則是區裏新成立的“海澱區農工商總公司”。

四通總公司的性質，當時被定為“城市知青集體企業”。作為“新技術產業”受北京市開發區領導，這是多年以後的事情了。

為了理順“大四通”內部的財產關係，我們在1985年5月成立了“四通同人基金會”，6月5日，選舉產生了五人董事會，我擔任董事長，其他四位是：沈國鈞、王安時、萬達邦（我父親）、李文俊。後來增加了段永基、崔銘山、儲忠（我弟弟）、殷克等人。

四通的決策機製，我曾概括為“聽多數人的意見；跟少數人商量；一個人說了算”。這“一個人”，就是我。所以在董事會中，我有50%的投票權，其餘的董事，分享另外50%的投票權。

必須說明，這50%的投票權，並不是財產所有權，而是經營管理的決策權。“大四通”是四通同人基金集資創辦的集體企業。當然，如何分配集體所得，我有決定性的發言權。

所以，從法律上來說，沒有我參加的所謂“董事會決議”，均屬無效。

到1989年，我離開四通的時候，“大四通”已發展到“下屬企業42個。其中獨資企業21個；合資企業13個（國內合資9個、中外合資4個）；合作企業2個；承包企業3個；海外企業3個（香港、北美、澳大利亞），分布在全國17個省、市、自治區和海外3個國家、地區。1988年公司年營業收入10.31億元。”（引自海澱區的正式報告）

四季青一直從“小四通”分到優厚的投資回報，每年大約有100多萬元人民幣。

因為我們是“城市知青集體企業”，必須招收一定比例的待業知青。就近錄用，大部分是科學院子弟。四通的報酬高，這些知青也不例外。他們的父母，多是高知。在收入上，往往還不如自己家裏考不上大學、剛參加工作的孩子。很自然，這引起了巨大的心理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給我們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大四通”的上級公司，是海澱區農工商總公司。總公司的總經理，也是清華校友，叫李丹迪。通過他，四通得到了一員大將，這是一位非常傑出的女強人，後來被稱為中國軟件界的“阿信”，她就是張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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