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用什麽樣的詞語來形容共產黨所麵臨的困境？危機四伏、困難重重、坐在火山上、抱著炸藥桶？說實在，都不過分。說它是山坳上的共產黨，更能說明它現在險象環生、時時刻刻可能摔下山去粉身碎骨的險境。
   
共產黨首先麵臨的，是意識形態的困境。鄧小平用“不爭論”，糊弄了十七年，還能繼續糊弄下去嗎？我看很難。中國曆來講“名”要正，“言”才能順。一個“物權法”，醞釀十年，臨門一腳，讓北大一個教授擋住了。他捧著憲法，跑到人大去理論。話說得很煽情：“難道窮人的打狗棍，要和富人的寶馬別墅一樣受到保護嗎？”他給“物權法”加了三頂帽子：違憲；背離社會主義方向；開曆史倒車。
  
我們在這裏不準備討論“物權法”，而是這一事件本身，有相當重要的指標意義：“不爭論”的糊弄辦法，看來已經走到盡頭了。而一旦爭論起來，對中共政權造成的後果，將是災難性的。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如何再也不能自圓其說了。
  
網上有一位朋友，謙虛地自稱“聞道遲”。他把一九六三年中蘇論戰時的《九評》中的第三評：《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重貼了出來。今天讀起來，別有一番情趣。要特別提一句，當年操盤寫《九評》的，正是鄧大人。
  
“一九五三年，鐵托集團公布條例，規定‘合法的公民’有權‘創辦企業’，‘雇用勞動力’。同年，鐵托集團公布法令，規定私人有權購買國家經濟組織的固定資產。”

“一九五六年，鐵托集團從稅收政策等方麵，鼓勵地方政權扶植私人資本。”

“一九六一年，鐵托集團規定，私人有購買外匯的權利。”

“一九六三年，鐵托集團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政策，又以憲法的形式肯定下來。這個憲法規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創辦企業，可以雇用勞動力。”

“在鐵托集團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業和私人資本像雨後春筍似地發展起來。”

“據貝爾格萊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統計手冊》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業”已有十一萬五千多家。實際上，許多私人企業主並不是什麽‘手工業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資本家。”

“鐵托集團承認，雖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權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卻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個到六百個工人’。有些私人企業每年的流通額，達到一億第納爾以上。”

“南斯拉夫《政治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說，這些私人企業主往往還是‘大企業主’。‘這些私人企業主的網散布得多廣，他們擁有多少工人，是很難確定的。按照法律，他們有權雇用五個工人幫助他們工作。但是據熟悉內情的人說，這五個人其實是五個包工頭，而這些工頭又有一些低一級的工頭。這些包工頭往往是一些不再勞動而隻是下命令、訂計劃，坐著汽車從一個企業到另一個企業並簽訂合同的人’。”

“從私人企業主獲得的利潤，也可以看出他們確實是不折不扣的資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報》說，“某些私人手工業者每月的純收入達到一百萬第納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貝爾格萊德《新聞晚報》說，貝爾格萊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業主在去年都獲得了超過一千萬第納爾的收入’。有的企業主在一年內‘得到了約七千萬第納爾的收入’，按照官價匯率折算，近十萬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業企業，私人服務企業，私人商業，私人房產業，私人運輸業，而且還有被稱為“私人銀行家”的高利貸者。這些高利貸者公開活動，甚至在報紙上刊登這樣的廣告：‘出借三十萬第納爾，三個月為期，歸還四十萬第納爾，需要抵押品。’”

“所有這些，都是無可置辯的事實。”

“我們要質問那些蓄意為鐵托集團翻案的人，你們如果不是存心欺騙，怎麽能夠硬說南斯拉夫沒有私人資本，沒有私人企業，沒有資本家呢？”
   
差不多三十年後，有個左派大人物，也引經據典了一番，當然，他這裏講的是中國：
   
據統計，到1994年6月底，我國已有雇工 8人以上的注冊私營企業主32.8萬戶，從業人員500.8萬人，注冊資金1041億多元，平均每戶雇工14. 2人，注冊資金31.7萬元。其中，自有資金逾百萬元的1992年底逾5000戶，有人說已逾一百萬人，其中還有少量千萬富翁、億元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現一些雇工超過幹人的私營企業。據國務院研究室的典型調查，私營企業主的實際數約比注冊數多出一倍。如果把這種情況估計進去，那麽私營企業主的實際數字要比上述注冊數字高得多。”

“建國初期，我國是以資金2000元，工業雇工3人，商業服務業雇工2人以上的標準劃定私營企業主的。根據1979年中央批準的《關於把原工商業者中的勞動者區別出來的請示報告》的標準統計， 五十年代前期我國隻有注冊私營企業主16萬個。”

“人們公認我國在1955年以前存在著民族資產階級。我們隻要把當前的情況同1955年以前的情況對比一下，就會看到，無論是在絕對人數上，還是在經濟實力上，當前我國的私營企業主都超過了1955年以前，何況我國現在劃分私營企業主的標準在雇工人數上 要比建國初期高得多。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認定，一個民間資產階級已經在經濟上形成，它至少已經是一個自在的階級。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凡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資產階級並不限於私營企業主，還包括他們的家屬和依附於他們的那部分知識分子，無論是對於五十年代的資產階級還是對於九十年代的資產階級都是如此。然而，這裏的目的僅僅在於對比，因此隻比較資產階級的主體部分即私營企業主的數字就夠了。）”

“據統計，到1994年9月底，我國雇工7人以下的個體工商戶已達2015.3萬個，從業人員已達3438.5萬人，注冊資金已達1146.7億元。因此，一個小資產階級即個體生產經營者階級的形成也是可以認定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民間資產階級的後備軍。”
  
以上還隻是十二年前的情況，到如今，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更是上了好幾個台階。真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我們完全可以仿照小平同誌當年組織寫的《九評》，寫一篇《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今天的中國搞的是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普天下都心知肚明，這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中共卻要騙人說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不許爭論。世界上的事情，你可以騙一時，但你不可能騙一世。北大的教授出來發難，不過是冰山一角。到億萬工人農民也起來發難的時候，那就是天下大亂了。就算按照你們在憲法裏規定要服從的馬列主義，講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基礎已經變得麵目全非了，上層建築難道不應當跟著變一變嗎？經濟基礎的變是經濟改革的結果，上層建築的變就是政治體製改革。難道你們非要等到山崩地裂、洪水滔天的那一天嗎？

（二）

文革結束的時候，麵對當時天怒人怨、國民經濟瀕臨破產邊緣的局麵，陳雲有個內部講話。他說：怎麽辦？無非是三條路。一是硬著頭皮頂，我看是頂不下去了；二是換旗，這樣做震動太大，許多老同誌那裏也通不過；三就是改革，不改革共產黨就沒有出路。他這裏講的改革，當然隻是指經濟體製改革，而且是在鳥籠裏的改革；他講的換旗，應當是政治體製改革的意思。陳雲也算是共產黨裏頭難得的明白人。後來有些研究黨史的人爭論提出“改革”的首創權的問題，即源於此。鄧小平力排眾議，提出的是“開放”。可以說“改革開放”的軍功章裏，有鄧的一半，也有陳的一半。因此在楊繼繩寫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裏，才會有“雙峰政治”和“兩點碰撞”的記述。
  
共產黨打天下用了二十八年；從七八年提出“改革開放”到今天，差不多又是二十八年，經濟體製改革差不多已走到了盡頭。沒有相應配套的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隻能是跛腳的改革。經濟體製改革帶來了繁榮，也帶來了腐敗，它們是聯體嬰。我曾經說過，共產黨的氣數，取決於“繁榮”和“腐敗”速度的比較，繁榮得快，就能苟延殘喘；腐敗得快，氣數就到了盡頭。一般來說，“繁榮”的增長是算術級數，而且是有限級數；“腐敗”的增長卻是幾何級數，更是無限級數。如果共產黨再不改弦更張，抓緊機遇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其氣數肯定要絕。
  
還是那個左派，十二年前對當時的腐敗現象作過這樣的總結：
  
“十幾年來，我國的腐敗現象上了兩個新台階。在七十年代以前，腐敗現象僅處在送煙送酒，“走後門”參軍招工上學調工作的低水平上。八十年代，鄉鎮企業、私營企業為求得計劃外的資金、原料、材料、能源、車皮、市場等掀起了“紅包”、“回扣”風，使腐敗上了第一個新台階。九十年代以來，在“不問姓社姓資”和“一切向錢看”思想的指導下，貪汙、索賄、行賄、受賄、走私、販私、製假、販黃、嫖娼，猶如決堤之水，使腐敗又上了一個新台階。幾乎建國前舊社會的各種醜惡現象都已經死灰複燃，每種醜惡現象都沒能把黨員幹部完全排除在外。全國檢察機關1993年9-12月查處貪汙、賄賂萬元以上大案6790件，比1992年同期增長2.l倍；挪用公款5萬元以上的犯罪大案1748件，比1992年同期增長2.7倍：查辦縣(處)級以上幹部經濟犯罪要案715人，比1992年同期增長6.8倍，其中廳(局)級幹部61人，比1992年同期增長11倍。1993年9-12月法院係統受理經濟犯罪案件13110件，比1992年上升25.67％。經濟犯罪和腐敗現象一旦被揭露，往往官官相護。在保護改革開放的旗號下，有些執法機關往往對這類案件重罪輕判。如江西省最近對幾十名犯經濟罪的幹部一律輕判，再加上緩刑，或者以罰代罪，即使判了徒刑，也讓醫院出具假證明給予保外就醫。黨中央和國務院雖然三令五申反對腐敗，也製定了一些紀律和法規，但至今為止，尚未找到根治的良藥。”
  
十二年以來，共產黨幹部的腐敗又上了三個台階，犯案的從廳（局）級，上升到省（部）級、中央級、國家領導人級；涉案金額則上了四個台階，從數萬元，上升到數十萬、數百萬、數千萬、數億元。反腐的力度不可謂不大，成千上萬的抓了、關了、判了、殺了。一個貪官倒下去，千萬個貪官在滋長。這樣的共產黨，還有救嗎？“至今尚未找到根治的良藥”？其實陳雲早就點明了，就是要“換旗”，要搞政治體製改革。當年不敢“換旗”，是怕震動太大；如今再不搞政治體製改革,可能就要引發地震了。
  
腐敗這種問題，並不是中國特有。凡是有權力的存在的地方，都會孳生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從西方到東方，從富國到窮國，都沒有例外。專製國家有專製國家的腐敗；民主國家有民主國家的腐敗，區別在於有沒有解藥。
   
（說起解藥，我這裏插一段題外話：當年在江湖上混，一些“小毛澤東”們恨我恨得牙癢癢的，放出話來，對付萬潤南那種人，明槍打不過他，就用暗箭；暗箭射不倒，就在箭頭上蘸毒，而且還不能給解藥。所以雖然傷痕累累，還算全身而退，已屬不易。如今一不小心又掉進叢林裏，蘆笛兄誠懇地告誡我網絡江湖的險惡，擔心我因老眼昏花、手腳慢而吃虧。對蘆兄這番好意，這裏就謝過了。）
   
民主國家反腐敗靠的是製度。一個七十歲的美國退休警官，Robert Vernon，五次去中國，傳授反腐的經驗和心得。外來的洋和尚，自然好念經。他也確實提了一些很中肯的建議。例如他講到美國預防腐敗有四個方麵：領導的決心、信息透明、好的製度、社會的共識。他還認為：“對每個國家而言，如果想反腐敗，應采取兩個方法，一是比較短期的，二是比較長遠的。長遠的解決辦法是教育。讓孩子們從很小時候開始，就明辨是非，這比從技術角度反腐敗更為重要。”
   
問題是，大的製度環境不一樣，這些經驗共產黨學得了嗎？領導的決心，首先是改革政治體製的決心；信息透明，你們敢讓民眾有充分的知情權嗎？好的製度，一個公布領導人財產狀況的“陽光法案”，十七年前趙紫陽就主張搞，到現在你們的政治局還通不過。你們怕什麽呢？社會的共識，現在的社會沒有共識，隻有怨憤。你們怕這怕那，難道就不怕民怨的火山總暴發嗎？

（三）

今天的中國社會分配不公到什麽程度？可以用基尼係數來說明。所謂基尼係數，是二十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給出了描述分配公平程度的一種數學模型。基尼係數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係數為１，收入分配絕對不平等。目前公認的標準是：基尼係數在0.3以下為“好”，0.3—0.4之間為“正常”，超過0.4為“警戒”。 一旦基尼係數超過0.6，表明該國社會處於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而目前的中國，已屬於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之列。我國的基尼係數已接近0.5（專家普遍估計在0.5以上）。中國社會目前已超過“警戒”線，處於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的邊緣。
   
分配不公引發的民怨有多深？我們來看兩個具體的統計：一是老百姓的上訪。從1979年到1982年，全國上訪的數量是2萬起。2005年全國上訪的數量是3000萬起。增加了1500倍。所以有人驚呼：“這是不是我們社會的不穩定也增加了1500倍？”二是在本地抗爭的群體性事件，這種抗爭往往是以命相博、以命相抗，常常演化為暴力抗爭。中共政法委關於群體性事件原來的定義是參與人數在3人以上，現在把參與人數提高到20人以上。中國群體性事件10年內增加了6倍，2005年已突破了8萬起，創造了曆史新高。
   
沸騰的民怨在新左派那裏找到了代言人。有一個郎鹹平，在各種場合受歡迎的程度不亞於當紅明星，被一些人和媒體稱為“最大的英雄、惟一講真話的經濟學家”。他的講話相當有煽動力：“中國國企改革蠹蟲施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窮人負擔，醫療改革基本失敗，三農問題怵目驚心，弱勢群體訴諸司法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中國處於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資本主義階段……”

“今天我們所處的局麵，是一億人的富裕致使十二億人口更加貧窮。”

“必須用嚴刑峻法來解決老百姓痛恨的國資流失、以強欺弱、治安惡化、行政司法暴力、政府腐敗和三農等等問題。”

他的結論是:“中國的社會五千年來沒這麽壞過”。
   
這一切都說明，沒有政治體製改革配套的經濟體製改革，已經走到了盡頭。與其說經濟體製改革走上了歧路，不如說它已經走上了絕路。左派們風風火火，改革派們也不能偃旗息鼓。於是就有了最近的新西山會議。
   
安魂曲在網上轉貼的那篇《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記錄》，很值得一讀。座談會是今年3月4日在西山開的，出麵召集的是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這是一個有官方背景的民間團體，會長高尚全，曾經擔任過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現在應該早已從第一線退下來了。以退休之身，還如此憂國憂民，讓我感佩，也勾起了我記憶中的一段往事。
   
十八年前，國家體改委召集過一次國家三、五、八發展規劃的研討會，也是由高尚全主持。那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由體改委、體改所、社科院、中央黨校、北大、人大、北京市分別提出的七套方案。參加討論的主要是這七個提案單位的人，另外還特別邀請了兩個企業界的人參加，國企的首鋼和民企的四通。此類會議，我是第一次參加，主要是去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兩件事：一是當麵領教了李鵬的弱智；二是邀請了當時在體改委工作的曹思源加盟四通。
   
研討會的最後一項議程，是到中南海去向李鵬總理匯報這七個方案的要點。七個方案的作者在前排匯報，我們在後排旁聽。講解北大方案的是厲以寧教授。他把籌集資金的方式歸納為水、木、金、火、土五個渠道。水，是指從海外引資；木，是指住房商品化；金，是指動用黃金儲備；火，是指出售冒煙的工廠；土，是指土地的有償使用。到底是大教授，把枯燥的經濟問題講得如此生動活潑。在談到城市的流動人口時，他建議在繳納一定的城市基本設施使用費後給與居留權。這時候李鵬插話了：“這不是報紙上批評過的買賣戶口嗎？”厲教授沒料想到我們總理的理解能力僅限於讀報水平，一時給悶在那裏，半天沒緩過氣來。
   
曹思源來四通後創辦了“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在後來的國家政治生活中，做了幾件有意義的事情。這裏且按下不表。
   
曆史上有過一次西山會議，是國民黨內的右派同左派劃清界線，結果是“清共”；這次新西山會議，是共產黨內的改革派學者要清算新左派，結果是誰清算掉誰，還在未定之天。
   
在這次新西山會議上，有許多發言極為精彩。例如李曙光明確提出：“改革”已經不再是經濟改革，而是政治改革。“改革攻堅”攻的是政治製度。“改革超越了經濟領域，進入其他的領域，因此，改革的定義要重新定”。賀衛方明確地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 “希望軍隊國家化”； “嚴重的問題是憲法第35條規定的政治性的權利普遍得不到實現，比如說結社自由，比如說遊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幾個基本的權利實現不了。”“比如說多黨製度，比如說新聞自由，比如說這個國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個人的自由，整個國家的權利建立在保障每個人的自由的基礎之上，比如說台灣現在的模式……，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但是現在我們說不得。”其言論的大膽、鮮明，的確讓人耳目一新。
   
會上有人把共產黨同市場的結合比作“結婚”，馬上有人反對，因為名不正，所以隻能算是“通奸”。共產黨二十八年的經濟改革，前十年是“調情”，後十八年是“通奸”，這樣的苟且，還能繼續下去嗎？
   
出路在哪裏？其實方向大家都很明確，今天的中國再不搞政治改革就是死路一條了。問題是怎麽搞？要不翻車，還要能走得出困境，可謂是世紀難題。網上有朋友認為已經錯過了最好的時機。因為八九年的教訓，如今中共內部再也沒有人敢做戈爾巴喬夫或趙紫陽了。其實，機會永遠會有，得看你的眼光和手段。

（四）

如果我有機會參加西山會議……   

嗨，幹嗎要“如果”？我們自己就在這裏開一個西山會議的會外會。
時間：從本月今日此時此刻起，直到沒有人再想發言止；
地點：網絡虛擬空間；
主題：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
參加人：所有對此一話題感興趣的朋友。
   
下麵是我的發言：
   
首先，我讚成高會長的建議，中央最高領導胡總書記要出來講話。國有紛爭，最高領導人要出來“明定國是”。講話內容光提“三個不要”太消極，要明確地宣示政治體製改革不搞不行了。為了使這一宣示更有權威，可以把小平同誌抬出來，說明這是小平同誌20年前的政治遺囑。在1986年6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鄧小平說：“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製的改革。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搞不通”（見2004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鄧小平年譜》。網上有朋友建議我引用領導人講話要注明出處，以免背上造謠的嫌疑，故特此說明。）
  
政治體製改革從哪裏起步？要從兩件最根本的事情入手：修改憲法和黨章。經濟體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有製成分、階級關係也有了相應的變化，我們的憲法也要“與時俱進”；江澤民同誌提出了“三個代表”，黨章也要作相應的調整。否則，反對改革的人動不動就搬出憲法和黨章來和我們理論，很被動嘛。修改了憲法和黨章，我們就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共產黨和市場經濟的聯姻也就成為合法夫妻。這樣就不會有人在背後說我們是“通奸”。另外，借了修改黨章的機會，根據社團法趕緊把注冊登記補辦了，否則堂堂的“偉光正”，讓人說成是“黑戶口”、“私生子”，很難聽啊。修改憲法和黨章，是兩項重大的政改工程，我們的同誌且不可掉以輕心。要醞釀得充分些，時間安排得從容些。等條件成熟了，在適當的時候可以召開全國製憲會議。要學學人家美國先賢們製憲時的那種認真和遠見卓識。我們的經濟體製已經同世界接軌了，我們的政治體製也要考慮同世界接軌。這是確保我們國家長治久安的大事，我們這一代人，責任重大啊。
  
中國是個大國，治大國如烹小鮮，政改方案的出台要非常謹慎。各地區經濟改革所處的階段不一樣，所麵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所以切忌搞什麽“一刀切”的辦法、“一攬子”的方案。小平同誌在啟動經濟體製改革的時候，曾經提過一個口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踐證明，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我們在啟動政治體製改革的時候，按照同樣的思路，是不是也可以提這樣一個口號：“讓一部分地區先民主起來”。選什麽樣的地區，很需要一點政治智慧。首先，要選在沿海經濟發達的地區，否則沒有示範意義。但要避開珠三角和長三角這兩個地區。因為任何改革都會有風險，尤其是政治體製改革。萬一出點問題影響了珠三角或長三角經濟發展的勢頭，人們就會對政治體製改革本身產生懷疑和動搖。同樣要避開環渤海地區，這裏離中央太近，出了問題社會影響太壞。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就隻剩下一個可以考慮的地區，那就是福建省。
  
為什麽選福建省，這也同我們處理兩岸問題的戰略思考有關。目前我們麵對兩岸問題時實際上很被動。我們本來並不急於解決台灣問題。香港問題，小平同誌說過：五十年不變；台灣問題，主席說過：一百年不要管。當前我們隻謀求在大陸地區“堅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謀發展”。隻要對方不亮明了旗幟獨立，其餘的我們都可以忍，我們隻求維持現狀。對岸有些政客吃定了我們這一點，用他們的話來講，叫“吃人夠夠”，不斷的弄出點麻煩來，從兩國論，到終統論，一脈相承。我們這邊說話的聲音大一點，反倒幫了他們的忙。我們隻好請美國人出來幫我們管，但這樣一來，就把現狀的解釋權交到了美國人手裏。李敖同誌對此有個形象的比喻：台灣好比大陸的睾丸，現在讓美國人捏在手裏。同誌們，被動啊。
  
是的，我們在這邊擺了七百顆導彈，那是用來威懾、就是用來嚇唬人的。兵者乃天下之凶器，仁者不得已而為之。我們絕不能輕啟戰端，真打起來，美國人出手就會是天下大亂；即使不出手，經濟製裁與經濟封鎖是免不了的，中國仁人誌士百年奮鬥的努力、我黨二十八年來改革開放的成果，將全部付諸東流，中國的富強與繁榮，也成了一場永遠無法圓的夢。兩岸從此結下血仇，一百年都化解不了。同誌們，被動啊。
  
如何化被動為主動，同時順便把台灣這幾年政治民主化的經驗學過來？我提一條處理兩岸關係的新八字方針：不取反與、以大“師”小。為什麽老想著要把人家統過來呢？像張維迎同誌所提倡的那樣，換位思考一下。我們把偌大一個福建省的治權交過去，請他們來當政治體製改革的老師，實行“一國良製”，不是更好嗎？本來十分凶險的台灣海峽，從此將成為和平安謐的內湖。平心而論，這主意確實高明。
  
這麽高明的主意，本人不敢掠美，其創意出自當年鄧小平改革派陣營的一員大將、八十年代初在福建主政的項南。當年他曾向鄧小平提議：把福建交給蔣經國；把西藏交給達賴喇嘛。我常常暗自感歎：共產黨裏有高人哪。我心目中的高人，項南是其中之一。
  
經濟體製改革，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政治體製改革，我們可以“摸著‘番薯’過海”。當年，我把經濟體製改革的進程，說成是四化：深圳香港化、廣東深圳化、沿海廣東化、內地沿海化。現在我們可以把政治體製改革的進程，設想為三化：福建台灣化，沿海福建化、內地沿海化。說到這裏，我不由得又生出一番感慨來：香港和台灣與大陸的分離，曾經是我們的百年恥辱。沒想到這兩個地區，在今天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中，分別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真是造化弄人哪。

（五）

跛腳的改革帶來腐敗，腐敗造成分配不公，分配不公引發民怨沸騰，新左派挾民怨向改革派發難，改革派聚集在西山籌劃對策。這就是當前這場爭論的由來和西山會議的背景。改革派的對策如果還停留在繼續和深化經濟改革，那麽他們的路就走到頭了，因為經濟體製改革本身的路已經走到頭了。腐敗現象是經濟體製改革的伴生現象，遏製腐敗隻能依靠對權力的約束和製衡。如何對權力進行約束和製衡，這超出了經濟體製改革的範疇。這就是為什麽我們現在必須啟動政治體製改革，這也就是為什麽小平同誌當年要說“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製的改革。”
  
如何對權力進行約束和製衡？隻能是引進西方的“多黨製”和“議會製”，舍此沒有更好的選擇。“多黨製”是在政治生活中引進競爭機製；“議會製”是引進民意監督機製。當年唐克請我吃飯，問我為什麽四通辦得這樣好？我說因為我們是“泥飯碗”，隻有幹得好才有飯吃。我話題一轉，對他說：你們共產黨也應當是“泥飯碗”，隻有幹得好才能在台上執政，幹不好就應當換人。他聽了我的奇談怪論，眼珠子轉了兩下，給了我一個絕妙的回答：“共產黨？共產黨怎麽是泥飯碗？共產黨是搶飯碗的！”

共產黨從打天下時代的“搶飯碗”，到計劃經濟時代的“鐵飯碗”，到現在市場經濟時代要改為“泥飯碗”——執政黨的轉型，這是政治體製改革的關鍵問題。
  
如何從目前一黨專政的局麵，形成多黨競爭的格局，許多朋友提出了不同的思考。有人希望共產黨分成兩派；也有人希望現在所謂的民主黨派轉型。但前者要考量到黨內鬥爭的殘酷和由此帶來高額的社會成本；後者可能多半要失望，把沒有根的東西從花瓶裏移植到院子外，其存活的幾率大約是零。我這裏提一種另類的思考：我們不妨把視野放得更寬點、曆史的回顧更縱深些，近百年來，我們一直有兩黨的競爭和合作，這就是源出同門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曆史上的恩怨，隨著連宋的登陸，這一頁可以翻過去了。當時網上流傳一首《娘，大哥他回來了》，寫得相當感人。在共產黨埋頭經濟體製改革的時候，國民黨在台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從威權到民主的改造。在新的曆史時期，兄弟倆何不再合作一把？
  
全麵合作有難度，弄不好會天下大亂。我們先劃出一小塊地盤，在福建搞兩黨民主政治的試點。我們先讓大哥渡過海峽來落個腳。國民黨有台灣經驗和小馬哥的清新形象；共產黨有全國執政的優勢和胡溫的親民形象。一個是過海龍，一個是地頭蛇。傾兩岸的資源，合兩黨的精英，把福建搞得有模有樣了，我們再逐步推廣到全國，屆時中國民主政治有成，將是中國百年憲政史上的一段佳話，也是一個漂亮的句號。問題是：共產黨，你有這樣的氣度嗎？國民黨，你準備好了嗎？
  
國民黨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有這樣的氣度。遠在民進黨上台前，我當麵問過焦仁和，一位和馬英九同樣漂亮的國民黨精英，“你們想過有一天要失去執政地位嗎？”他的回答讓我印象極為深刻：“政黨輪替，是民主政治的應有之義。國民黨不經過失去政權，丟不掉沉重的曆史包袱；民進黨不經過執政，不會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議會製”，其實我們現有的體製中已經具備了基本的架構。人大和政協，可以成為兩院的雛形。可惜的是我們現在把它辦成了名人俱樂部，春晚是老百姓一年一度的大聯歡，兩會則是名人們一年一度的大Party。當年我把曹思源請到四通來辦社會發展研究所，他竭力鼓吹的一條就是人大的改革：如何使橡皮圖章逐漸硬起來。在八九年的那場政治風波中，他領導的研究所更開創了院外活動的先河，企圖促成人大常委會召開緊急會議，來解決當時的政治危機。結果是他被請到了秦城監獄。
  
這兩件事當中，“多黨製”是關鍵。這個問題解決了，“議會”就會成為吵架的地方，甚至是打架的地方，想開Party，大概是沒有門了。
  
我注意到前任和現任的領導人在講話中多次表示了對西方“多黨製”和“議會製”的堅決拒絕。不要緊的，為了幫助他們解除思想顧慮，我在第一篇中特別引用了當年《九評》中的一篇文章，就是讓他們回顧一下曆史，看看小平同誌當年是如何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的，後來又是怎樣搞改革開放的。這才是政治家的風範。“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這是聖訓，要“與時俱進”，這是今訓。一代人要做一代人該做的事情。經濟體製改革，前一代已經做到頭了，政治體製改革，是你們這一代該做的事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