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世存：今天怎樣讀曆史？

　　一．曆史跟中國人的關係

　　胡平和王康是同齡人，他們不約而同地得出結論說：曆史是中國人的宗教。我後來不斷引用了這個說法。曆史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高於其他民族。你可以想象西方民族是一個理念的民族，猶太人是一個信仰的民族，印度人是一個出世的民族，穆斯林是一個聖戰的民族，但你很難想象中國人跟他們有多少類似之處。中國人的特點是入世的，曆史的。曆史在中國人心中有著極高的意義。

　　中國人缺少宗教，準確地說，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但中國人不是沒有超越的時刻，不是沒有道德的堅守。在別人那裏，由宗教提供的東西，我們這裏，由曆史提供。我們相信，人可以通過他的德行、言論或功業來成就一生的價值，來流傳後世。我們不相信末日審判，我們相信曆史的審判。我們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我們相信有公正的曆史。我們不相信有天堂地獄，好人死後會升天堂永享至福，壞人死後會下地獄永遭懲罰，我們相信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壞人將遺臭萬年。

　　和其它文明古國相比，中國有著最悠久、最豐富、最連續、最完整的曆史記錄。按照胡平的說法兒，跟其他國家的史書相比，中國的曆史寫作至少有兩個特點：1、它堅持真實性，不畏權勢，秉筆直書；2、它強調道德裁判，春秋筆法，意含褒貶。我們可以看到，經過一百多年的現代轉型，這種史官文化，這種史書寫作傳統仍未中斷。即使有意識形態史觀或黨派史觀的橫切，但中國人仍接近並洞察到了曆史的真相；比如抗戰、抗美援朝、反右、三年災害等等，有這些那樣的禁區，但今天的中國人仍像無師自通地了解理解了那些曆史階段。對其中活躍的曆史人物，中國人也寄予了相當的同情。

　　對曆史或曆史寫作的這種信念，相信曆史所具有的審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國人的生命哲學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於世的時候，他就退而寫史，他作春秋而亂臣盜賊子懼。像司馬遷遭受男性奇恥大辱，隱忍苟活，也在於他相信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後人，以待來者。秦檜設計害嶽飛，一度猶豫不決，怕死後遭唾罵。像文天祥從容就義，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劉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辯，隻能用一句話安慰自己及妻子兒女，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至於其他人，陶鑄、彭德懷、陳毅這些人，他們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了一個黨或一個領袖，但在他們最後的日子裏還是把自己存在的價值托付給了曆史。

　　對曆史的這種信仰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比如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時期，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第一次訪問中國。周恩來接見了他，在會見後送客時，周恩來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說：“竹入君，我們中國不會永遠這樣下去的。”說罷轉身就走。竹入告訴李慎之，他當時分明看到周恩來的眼裏噙著眼淚。比如80年代，陳雲針對黨內保守派用扣帽子的慣用手段打壓對手時說，難道過幾年還要我們再去給人平反嗎？

　　這種對曆史的信仰，其功效甚至大於對宗教的信仰。當宗教都被曆史進程打壓奴役時，人們就會本能地信仰起曆史的正義。比如俄國雖然有東正教，但東正教在極權主義橫行的曆史時期低頭了。1943年，阿赫瑪托娃在列寧格勒監獄服刑時遇到一個女人。那女人“嘴唇凍得發紫”，完全有可能從未聽到過女詩人的名字， “她從那種我們每個人常見的麻木中驚醒過來，把嘴唇湊近我的耳朵（那兒每個人都是低聲說話的）問道：‘你能描寫這兒的情形嗎？’”阿赫瑪托娃回答說：“我能。”於是，一絲朦朧的象是微笑的表情掠過了這張曾經是人的臉孔。阿赫瑪托娃執行了她的諾言，跟索爾仁尼琴一樣，他們的經典寫作，詩歌、小說，都是上個世紀人類最偉大的曆史敘事之一。

　　我自己也遇到過這樣的事，比如半個月前，我晚上坐出租車回家，司機突然問我知道不知道王丹、陳子明，我說我不僅知道，也在最近幾年見過兩人；司機一下子顯得很激動，他滔滔不絕地跟我說他的生活，他聽法廣、BBC，對社會細節的了解比我還要多。他說像他那樣的人這麽多年生活得太苦了，知道很多事說不出來。他還跟我說，他是膽小，怕事，但司機中也有了不起的漢子。有一個司機，玩世不恭，有一次拉活拉了一個胖子，胖子牛哄哄的，說是主席的孫子；司機就說，中國的事就是你爺爺搞壞了。孫子不服，要教育司機，最後司機把孫子趕下車了。我遇到的這個司機跟我說了一路，最後分別的時候，真的像是舍不得，他也不願要我的錢。我知道，他不曉得用什麽語言來表達自己的心理。他其實是以自己的生活證實了我們中國人曆史感的存在。

　　說白了，從中國人的理解來看，曆史就是人心，就是人性。今天的題目是可以置換成我們怎樣讀人心人性的。對曆史的信仰就是對人心的信仰，我們相信自己作為人的價值。這種曆史感是很了不起的，因為它內在於人，它更樸素本真，所以它比依托客觀外在的知識、上帝更有靈活性，它經常在危機時刻進行救濟，比如西方人遇到危機的時候，上帝死了，作者死了的時候，他們也要訴諸於曆史的審判。

　　二．因果論式的曆史感及其文明機製

　　這種曆史感是一個早熟的民族對自身存在和世界的看法。

　　關於人對世界的看法，按傳統的劃分有這麽幾類，認知的、意誌的、情感審美的。涉及到人類的話語言說方式，就是科學敘事、曆史敘事、審美敘事。別人也有曆史感，隻是他們的曆史感跟中國人的曆史感側重不同，對這些人類心智世界的側重強化，導致各個傳統文明相似而又彼此不同。比如西方人的曆史感是一種知識論式的，他們強調曆史可以抽象出客觀規律，抽象出理念或絕對精神來；信仰民族的曆史感是一種宗教觀式的，他們強調總體性審判，末日審判，他們相信曆史有一個神正目的，有一個彼岸的超越性的存在。當然，向上的路跟向下的路是一樣的。各個傳統文明向高端前行，最終是相通相融。尤其是現代化以來，各個文明的差異性越來越小了，全球化理論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承認，各個文明的同質化程度會越來越高，而各個文明內部的個體差異性會越來越大。因此，我們說中國人的曆史感隻是一種相對的說法。

　　單純地看曆史感，尤其是我們把這種立身處世的感覺跟其他文明的感覺相比，我們可以說，怎麽評價中國人的曆史感都不過分。

　　它當然是一種文明觀，一種世界觀，一種宗教信仰情懷，又是一種方法論，一種人生態度，一種倫理態度。

　　跟那些把一切關係建立在客觀世界之上的民族不同，中國人更注重自身的修為；跟那些把一切關係交給上帝的民族不同，中國人自己可以審判一切。像孔子說的，求仁得仁。像王陽明說的，我心光明，夫複何言？跟那種講求真偽美醜的民族不同，中國人覺得真偽美醜就在曆史裏寫著。跟知識論、宗教觀的曆史感相比，中國人的曆史感要更包容一些，它更入世一些，更少偶像崇拜。曆史感可能缺乏求知狂熱，也沒有神正目的論關於世界和人類方向的想法，但它的關懷更自覺具體。它是把祖先和曆史人物事件召來，一起參與自身的現世成就，所以它更親切更有人情味。

　　那麽，能不能用一句話來說明我們中國人的曆史感跟知識論的曆史感、跟宗教觀的曆史感之間的差別呢？我想過這個問題。雖然這幾種人生世界觀在終極問題上一致，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東海西海，心理攸同；但在具體的人生實踐上，在表現形式上還是有些差別。不用說，大家都同會理解，我們中國人的曆史感是倫理的，我們把生命看作是跟宇宙萬物有關係的，人在宇宙中。但我今天對這種倫理的曆史觀更強調其中的一方麵，即我們的曆史感是對因果論的敬畏。這種因果論大於西方人說的因果律，也不同於信仰民族所說的末日審判。這種對因果的敬畏，既出自本能，也出自理性，更出自人的良知良能。

　　宋美齡有一篇非常漂亮的小文章，說的就是行為決定命運。她寫道：如果過去的日子曾經教過我們些什麽的話，那便是有因必有果——每一個行為都有一種結果。宋美齡甚至說，這種想法是宇宙的道德基礎；它不僅適用於今生也適用於來世。Ifthe past has taught us anything, it is that every cause brings effect----everyaction has a consequence. This thought, in my opinion, is the moral foundationof the universe; it applies equally in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對因果論的敬畏，中國人的表現是非常可敬可愛的。就是說，中國人在社會上的言行蘊含了某種敬畏。即使他們一朝權在手，他們並不自大自戀，而是表現出某種謙卑。我的《非常道》裏收了很多這方麵案例，比如說這些故事。

　　——張作霖在孔子誕辰的時候，會脫下軍裝，換上長袍馬褂，跑到各個學校去，向老師們打躬作揖。張作霖說，我們是大老粗，什麽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虧諸位老師偏勞，特地跑來感謝。

　　——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在龍泉寺，陸建章負責執行。陸說袁曾手示八條保護太炎，如飲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計；說經講學文字，不禁傳抄；毀物罵人聽之，物毀再購；早晚派人巡視，恐生意外，等等。陸建章對人說：“太炎先生是今之鄭康成。黃巾過鄭公鄉，尚且避之。我奉極峰命，無論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護之；否則並黃巾之不如了。”

　　——韓複渠曾視察青島大學，由青島市長沈鴻烈陪同。沈市長介紹時說：“主席，這是我們自己的學校，你不必客氣，有什麽指示，盡管吩咐。”出人意料的是韓主席沒有什麽指示，他隻嘿嘿了兩聲之後慢條斯理地說：“我沒有什麽話說，各位老師都教得很好，很好，很好。”

　　——當中共領袖得知白求恩染病消息後，立即下令全力搶救。周恩來密令上海地下黨，一定要弄來延安沒有的抗生素盤尼西林以及其他必須的藥品。地下黨負責人萬般無奈，最後硬著頭皮去找上海聞人杜月笙幫忙，杜看了單子後半晌沒說話。地下黨負責人有些著急，一字一句地說：杜先生如果肯幫忙，我們是絕不會忘記的。杜月笙說：這次藥單的確有些難辦，與以往我幫忙的小事兒不一樣，不過人家一個外國人能不要命地來幫助我們中國人打小日本鬼子，我們中國人自己還有什麽好說的呢。請明天晚上黃浦江口接貨吧，所有費用就算我捐助了。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遊泳池畔，毛澤東質問劉少奇：為什麽不頂住鄧子恢、陳雲等人的右傾舉動？劉一向順從毛，此次竟“有些動感情”地頂了毛：“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對因果論的敬畏，中國人的表現也是相當可畏可怕的。

　　比如在過去，中國人一旦在原始積累時昧了良心，他肯定會想辦法彌補的。我們經常提到的案例就是，一些江湖郎中，走村串巷，一旦看上一個民風淳樸的村子，他安下家，比如給井水裏撒點藥，讓村裏人得點病，他來醫治，這樣積累起家業；到了兒孫長大時，他要麽做善事，要麽勸兒孫搬家；為什麽，因為他相信報應。

　　比如千家駒，浙江金華第一個共產黨員，大經濟學家，後來被批鬥，他買一瓶二鍋頭到香山鬼見愁自殺未遂，說兩句牢騷話，兒子都給他告密，他為此反省，認為是自己前半生狂熱革命而泯滅人性的報應，他還說過吳晗。深入在民盟內中共秘密黨員吳晗和盟內的左派批“章羅”之瘋狂狠辣，使千家駒為之心冷。當他後來寫到吳晗時，說道：“沒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鈞還慘，甚至死無葬身之地，難道不是因果報應嗎？”

　　對這種因果論的敬畏，理解得最深的可能還是那些社會化程度較高的人，那些對社會的其他成員有更多支配資源的人。比如毛澤東，他曾經流淚，因為他想到中國人說的，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也經常引用俄國人的例子。當代俄國最著名的富豪之一，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是個呼風喚雨的人物，他少年時代的夢想是成為一個物理學家，他在蘇俄轉型的年代發了橫財，但他承認自己無能麵對人性的陽光，“我不能說我是一個絕對正直的人，是所有人的榜樣。”古辛斯基承認俄國人的黑暗、肮髒和醜惡，“任何一個從1985年之前的這個國家熬過來的人，或任何一個1985年之後建功立業的人都不能說是。我們都有對我們的孩子難以啟齒的事。”這也是一個對因果有著敬畏的人所說的話。

　　說到因果論，你們可能還會想起北島的詩，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北島的詩在當時之所以有那麽大的反響，也是因為他激活了中國人的曆史感。

　　你們可能還會想起食指的詩，相信未來。但隻是相信未來並不是因果論的內容，因果論不僅承認過去和未來，也承認現在。這是一種了不起的存在主義，一種樸實而偉大的關於人的學說。宋美齡說的是，我們日複一日地寫下我們自己的命運，因為我們的所為不留情麵地決定我們的命運。這是最高的邏輯及人生的法則。我們可以舉例，比如宋朝的範仲淹，因為正直，多數被皇帝貶官下放，但他並不覺得有什麽倒黴的，他的言行獲得了社會的回報，他自己認識到，仲淹三貶而光，多次被貶反而在民間有更大的聲望。我們還可以舉例，比如，現在不少經濟學家，在大眾心中隻具有戲子的意義，有些朋友甚至直言勸經濟學家不要幫閑幫凶，不要主動做替罪羊，不要活著時看到自己的葬禮。因為確實，社會用一種特別的方式埋葬了他們。

　　中國人的曆史感有自己一整套文明機製。它是普適的而不是特殊的。它是關於個人的文明認同的。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因果論式的曆史感跟知識論、宗教觀的曆史感不同。社會學家證實，一個家族的成就高低跟它的宅心有關，比如調查江南明清以來的一些家族，那些家族繁榮幾代甚至十幾代的，都有著善良、誠信、正直、謙讓等等品德，反之，那些奸滑、自大、虛偽之人，雖然暴發，仍會破落。這種曆史現象，如果用知識論式的曆史感來表達，人們就會發展出一大套人類文化學、社會學的知識來，從中得出結論，人要誠信、正直等等；如果用宗教觀式的曆史感來表達，人們就會得出結論，這種曆史現象在於那些宅心仁厚的人家是被上帝撿選的人。但用因果論式的曆史感來表達，就是中國人都知道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種直覺，使得中國人活著有一種相當踏實的認同，他活在這種曆史裏，他也在寫自己的曆史。

　　這種曆史感在各個階層裏有不同的落實方式，我們簡化一點說，它在老百姓那裏是因果報應，它在儒生和士大夫階層那裏是因果律，它在統治者那裏是天象天譴天命和人心向背。它也有知識背書機製，比如個人修史傳統和朝廷修史傳統，無論哪一種曆史寫作，都是要進行道德審判，在這種審判裏，中國人完成了自己的價值和生命認同。它當然也有物質財的表現形式，比如宗祠、廟堂、各種民間組織，有儀式、節日、有祖先崇拜，但它更是一種現象學式的處理態度。現象學有一個詞叫懸擱，直取本質，中國人也是，中國人把客觀規律或上帝什麽的都懸置起來，中國人的曆史儀式實際上也是一種方便，是孔子說的，祭如在，是老百姓說的，信則有；為什麽要祭，要信，還是要解決中國人的精神或心理問題。中國的曆史感及其文明機製在於中國人求放心，在於救濟中國人自己。

　　三．當代中國人的史觀

　　通過觀察中國人的曆史感，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曆史感正是一種非常堅實的信仰情懷，是一種做人做事的信念。對中國人來說，曆史不僅屬於過去，它也活在當下，活在我們心裏，並成為我們的營養，成為我們教養自己和後人的財富。

　　我們可以說，這種曆史感是一種堅定的入世宗教。我們的文明之所以早熟，之所以沒有經過別人那種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就是因為因果論的曆史感，它比經院哲學和修道院論證上帝存在更有社會關懷，更有個人關懷。它更世俗，西方人需要通過現代化來完成除魅的任務，中國人是通過因果論式的曆史感來完成的。

　　如果我們也俗一把，說一些別人有的我們古已有之的話，那麽我們可以說，自由主義的精神中國早有了，中國人的自由意識是通過曆史感的意識來表現的。19世紀的俄國赫爾岑是一個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境界可以說今天的知識分子也少有達到：自然並無計劃，曆史亦無劇本；原則上，並無任何單一鎖鑰、任何公式能解決個人或社會問題；普遍的解決並非解決，普遍目的亦絕非真實目的，每一時代各自有其質地，各自有其問題；捷徑與概括不能代替經驗……但他的這種思想在中國人因果論式的曆史感裏有著非常好的答案，也有非常好的解決之道。中國人相信生命存在，既非從價值理性工具理性，也非從上帝的選民等角度來相信，中國人從來不說，我種下了龍種獲得了跳蚤，中國人習慣說的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WeChinese have a saying: “If a manplants melons, he will reap melons; if he sows beans, he will reap beans.” And this is true of everyman`s life: good begets good, and evil leads to evil.

　　這種曆史感在傳統文明裏，借助於儒生、士大夫階層和史書寫作而得到了加強。但到了近代，這種曆史感開始出現問題了，林則徐晚年感慨，青史憑誰定是非？中國人一旦對曆史產生懷疑，它能否沉澱出真實，能否對人物和事件達到公認的道德定論，傳統的道德秩序就根本動搖了。

　　我們可以說，現代轉型上百年就是為了解決這種曆史危機的。隻是上百年的曆史進程都沒解決得很好。這主要表現在中國人的史觀出現了問題，曆史正義反而被意識形態教條和政黨學說取代了。

　　按照一些朋友的說法，我們作為後發民族的現代化曆史，其特點是觀念先行，協同進化的曆史。但觀念，必然比不上現實更生動更不確定，甚至也比不上傳統文明模式那種大成包容的一麵。所以新儒家們認為中國文明的現代化是坎陷的曆史，中國文明是一種智慧，一種佛家所說的般若，一種直覺，但在現代轉型的曆史裏，智不得不把自己坎陷為識，一種死的知識。這種知識甚至是妄自尊大式的，它不接受其他文明的智慧，它宣稱自己是宇宙的法則，是曆史規律，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型的東西。

　　在這樣一種現代觀念麵前，不僅傳統文明、而且人本身都顯得不足道了。一切都服務於這種曆史主義，曆史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對曆史的解釋不再是由人心人性來完成，而是由觀念、階層、政黨、國家來完成。曆史文本的說法出現了，人隻是曆史文本借以書寫的工具。

　　實際上，這種曆史危機自宋明以後就開始了，以至於王陽明不再訴諸曆史審判而直接訴諸人的良知良能，他的努力當然不足以挽救傳統文明的危機。傳統文明確實需要其他文明的撞擊才能新生。

　　但這樣出現的史觀就跟傳統史觀不同，它是一種曆史決定論式的史觀。這種史觀首先是由黨派和階層來表達，它們的拳頭粗，力量大一些，這種意識形態史觀支配中國人一百多年，比如有人說國民政府的史觀延續了傳統史觀，又有所變化，孫中山承繼文武周公等人的道統；又有人說中共的史觀早期是馬克思主義批判式的，把傳統曆史看作人的史前史狀態，把中國曆史看作一片黑暗，隻有自己能把中國人帶入新天新地；後期史觀則是黑格爾式的，把執政當作現實存在，現實的是合理的，它的執政是中國特色的絕對精神。

　　這些史觀對曆史和現實的解釋當然有很多漏洞和不足，所以，個人史觀仍在黨派史觀的極權籠罩下發揮了自己微薄的作用。這些史觀我們可以數得出來的不多，比如民國的時候有李宗吾的厚黑史觀、梁啟超的大曆史觀、陳獨秀魯迅胡適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史觀、雷海宗等人的史觀。

　　最近二十年來，在個人史觀方麵有所闡述的仍是非常少的。我們數得出來的，柏楊的“醬缸”文化說，大家是很熟悉的，他認為中國人的文化和曆史是一個大醬缸，不能流通，不重視活的生命。

　　金觀濤的超穩定結構說，他認為中國社會之所以未發展出現代資本主義，封建專製的曆史那麽長，就是因為中國社會有一種超穩定結構。孫隆基的深層結構說，則是偏重於文化層麵來揭示中國人的醜陋。

　　還有一種蘇曉康的大陸文明說，即說中國文化屬於大陸型文化，今天要開放就得引進海洋文化，就得習慣海洋文化。

　　這些說法大同小異，都是要指出中國人、中國曆史或中國文化的不足，以求得更大進步的努力。他們都屬於曆史主義史觀的範疇。

　　屬於這一範疇的還有唐德剛和黃仁宇。唐德剛在宏觀上提出了中國國體“轉型論”之說，這一“轉型論”在90年代差不多成了海內外社會科學領域最流行的一種理論。“轉型論”將我國自西周以來的社會曆史劃分出兩個轉型期，第一個轉型期發生在秦以前的戰略階段，由公元前4世紀中葉“商鞅變法”開始，一直到漢武帝與昭帝之間（公元前86年前後），才大致安定下來。前後“轉”了二三百年之久。“轉型”的標誌可以概括為12個字：“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轉型之後的中國，照唐德剛的說法兒，是千年不變。第二個轉型期發生在“鴉片戰爭”時期（1839－1840），秦漢模式在西方文明的挑戰下逐漸維持不下去了，我們的傳統製度被迫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製度大轉型”。在這一轉型期，中國曆史幾乎十年就要變一變。這第二次轉型期被唐德剛喻之為“曆史三峽”或曆史的“瓶頸期”：“中國的近代史就如過三峽，非兩百年不為其功，現在已快出峽，約再有三四十年，中國的近代化發展就能走出坦途。”黃仁宇也是大曆史觀，他的史觀認為每一階段的曆史都有它在大曆史中的任務。比如他說蔣介石時代，中國人完成了上層社會的整合；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完成了下層社會的整合。

　　還有一些史觀，比如大家熟悉的吳思先生的潛規則，大家不熟悉的任不寐的災民史觀，還有我本人的類人孩史觀。

　　這些個人史觀都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它們跟傳統中國史觀相比，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忽視了曆史中的個人，就是從人心人性的位置上後退了，退到曆史決定論、曆史主義的懷抱。這些史觀雖然表達得極富個性，卻從孔子、司馬遷那類個人寫作的曆史傳統裏退後了一大步。那種建基於人心人性之上的曆史審判功能，經由孔子、司馬遷等人示範的懲惡揚善的意義，就被一種轉型的曆史目的代替，為這一曆史目的服務的各色人物都有了可以理解、同情之處。這些史觀雖然突破了黨派的意識形態史學，但他的史觀跟意識形態曆史沒有太大的差別。

　　這種現代史觀跟傳統因果論式的史觀有很多差別，它不再敬畏了，它出於理智地神話了曆史。現代曆史本來是一個祛魅的過程，但我們的史觀反而給曆史添加了神秘的色彩。這種現象帶來了很多後果，最嚴重的後果就是使得中國人的曆史感出現了危機。中國人失去了自我審判能力、失去了現實和曆史的審判能力。凱恩斯說，從長遠看，人都是要死的。當代中國人在這樣的知識麵前繞不過去，而失去了自我。中國人因果論式的曆史感，隻是有個體自覺，隻具有個案意義。中國人開始在因果論式的曆史感之外，尋找另外的拯救之道，比如離開自己的同胞，到另外的地方謀生，但他們仍有不安；比如因信稱義，因名稱義，他們信仰宗教，去做禮拜，熱愛自由主義，去讀經典，但他們仍有不安；這都是離開自己的心和自己的曆史去尋找一種替代方案。

　　而別人的文明在現代轉型裏不僅通過除魅化的世俗過程，消除了文化傳統、宗教信仰那種神聖崇高的一麵，而且通過新聞出版、學校教育、政治製度等多種形式明確了是非善惡意識，明確了人生正義和社會正義。他們的曆史感跟傳統中國人的曆史感一樣，跟當下緊密地結合起來了。他們比傳統中國人的曆史感更進一步，他們的審判監督功能是及時實現的。在他們社會裏，有一種約定俗成的“政治正確”機製，這種機製監督一切官員、商人、學者，使他們不要犯下基本的做人的錯誤，一旦犯錯了，社會也會逼使他們認錯，如果不認錯，社會有力量使他們出局。

　　可以說，發達社會的製度功效正是中國人理想的曆史審判能力。遺憾的是，今天中國人的曆史感還沒有強到超越古人，達到跟發達社會同步的程度。我們今天的現代轉型在這方麵的工作做得還不夠，比如我們雖然也有審判監督意願，但我們的社會機製沒有建立起來，社會意識走在社會機製的前麵，這些經濟學家、學者們之所以還能夠做秀、表演，是因為我們的社會還未形成一種良性機製來審判他們、來認識自己。

　　因此，怎樣讀曆史，其實是怎樣讀我們自己的內心，讀我們與世界的關係。隻要我們還有心，我們的曆史感就不會喪失。我們仍會用自己先輩們常用的方法立身處世、安身立命。從今天社會轉型的過程來看，我們中國人的曆史感正在恢複，正在從個案向普適性轉變。我們可以舉很多例子，比如，民間對陳寅恪、顧準、林昭、王小波、黃萬裏、李慎之的紀念活動，都表明一種曆史價值評判機製的啟動；比如網絡所代表的民意，不管人們說那些民意多麽民粹，盲目，但它仍是了不起的，它反映了網民要求自己選擇自己做主的主體意識。還有這些年曆史圖書的熱銷，讀經運動，傳統節日、民族服裝的討論，都象征中國人曆史感的恢複。我相信，假以時日，一種以因果論的曆史感為基礎的文明重建工作也會卓有成效。這樣，我們活在當下，也是活在曆史裏，活在未來的世界裏。

　　跟傳統曆史感的個人領悟不一樣的是，今天的中國人要想在現代化曆史裏獲得堅實的曆史感，一定要參與社會公共活動，要使自己充分社會化。這種公共參與要通過知識產品、人物事件、社會運動來實現。比如，行己有恥一條，你不能說你活了一大把年紀才知道什麽是光榮恥辱，你也不能把這些光榮恥辱灌輸給別人，因為我們中國人的標準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當然，你也不能說你打小就知道恥辱所以不屑於別人討論什麽是恥辱，一切都取決於互動之中。傳統文明的美好的一麵是需要在今天以製度化和其他方式來保守下來的。我記得在民族危機的時候，章太炎講學的核心就是講行己有恥。還有，我們不能因為自己跟西方人的知識係統不一樣，就妄想重構我們的現代化，就覺得我們不需要西方人的政治、道德標準；我們可以借用他們的知識工具，來加深對自己的曆史的了解，像我前麵說的，江南幾百年的家族變遷，就完全可以寫出很好的曆史作品來。這種公共參與就是要把儒生們說的“智的直覺”轉換成社會秩序建設上來，把人的充分個體化跟充分社會化結合起來了。倫理的、因果論式的曆史感就會在我們的社會裏紮下根來，我們生活其中就會免於恐懼和匱乏，我們也有著必要的虔敬和自由，而這樣的現代公民才是一種人格自我完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