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沒回沈陽了，這次回去發現沈陽有一個明顯的進步，那就是汽車知道讓行人了。以前哪怕在斑馬線綠燈時過馬路也時常提心吊膽，因為總有一些車搶信號，嚇唬過斑馬線的行人。沈陽的主要馬路中間幾乎都設置了隔離帶，在一些主要單位門口隔離帶會留個空讓其出車進車。有一次我騎車就是從這個隔離柵欄的留空處過馬路，剛騎到馬路中間就見有車過來，我趕緊下車，停在馬路中間等車過去。沒想到的是，一排車到我跟前竟然都停了下來，司機擺手讓我先過，頓時讓我有種受寵若驚的感覺。我想，沈陽的這個變化肯定不是司機們突然就覺悟了，而是執法部門的專項治理和不斷教育的結果。所以我相信，人的行為是可以通過馴化和教育改變的。

沈陽的另一個顯著變化就是街道幹淨了，幾乎看不到隨地吐痰的了，我猜這大概和三年疫情期間大家都戴口罩有關，吐痰的壞習慣被戴口罩給糾正了。另外，小區裏的垃圾站也比以前幹淨了，一大排分類垃圾箱擺放的整整齊齊，下麵沒有掉下的垃圾，因為有專人負責清掃，垃圾站附近也沒有過去那種難聞的味道了。施工單位也文明施工了，地鐵施工的場地都用圍欄封閉起來，再看不到以前工地上暴土揚長的情景了。這些年，沈陽城市麵貌變化不大。疫情期間，除了地鐵一直在建設之外，似乎沒有搞新的建設項目。我家附近兩條地鐵線都在建，據說今年十月份將完工。等下次回沈陽，出門就更方便了。

不僅沈陽市裏的衛生環境好多了，連沈陽郊區農村的環境也改善了很多。據說國內在搞廁所革命，其中一個內容就是每個行政村都要建一個公用廁所。我見識過農村的公用廁所，其幹淨程度比城裏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廁所有專人打掃，一點異味沒有，讓我吃驚的是，竟然還專門設置了寬大的殘疾人衛生間。其“豪華”程度堪比沈陽桃仙機場的衛生間。

現在每個村子都由國家投資建設一個文化廣場，供村民們休閑和鍛煉身體。下圖為我去的那個村的文化廣場，疫情期間國家投資建設的。

沈陽周邊農村疫情前就告別了泥土路，連村子裏的路也都是柏油路。國家還出錢為農村裝上了太陽能路燈。因為有了自來水，很多農民家也用上了水衝廁所。沒改造水衝廁所的，國家也都給分配了那種衛生廁所，告別了過去那種蒼蠅亂飛，臭味熏天的露天旱廁。如今農村也設置了很多垃圾站，每天都有垃圾車來收集垃圾。

現在農村的問題是年青農民幾乎消失，種地都靠五六十歲的老農民。很多人家都把地包給專業農機公司種，據說一畝玉米的成本六百元左右，現在一畝地玉米至少一千斤的產量，如果一斤玉米賣1.5元，農民一畝地有九百元的純收入。靠種玉米農民是不可能致富的，維持溫飽都很難，所以能出去打工，農民都不願在家種地。在家種地的也不指望大田裏那點收成，都會搞些副業賺點生活費。比如養雞鴨鵝，種榛子，雞蛋鴨蛋鵝蛋和榛子的收入往往比種地都多。但靠農業致富依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認為，三農的問題最終解決要靠工業化。

沈陽的問題和東北其它地區一樣，就是年青人流失嚴重，尤其是高學曆的年青人，基本都去了國外和北上廣深。雖然沈陽是東北地區少有的人口淨流入的城市之一，但人口來源基本都是來自黑吉兩省和周邊城市及農村地區。以我大學同學的孩子為樣本就可看出，他們的孩子不是在國外，就是在北上廣深，很少留在東北的。我外甥女疫情前曾回沈陽住過一段時間，回來後發了句牢騷：在沈陽現在找對象都不容易，像樣的年青人都少見。後來她去了廣州，在那找到了對象，小夥子相貌堂堂，是個在南航開飛機的東北人。現在不僅年青人去南方，連退休的老頭老太很多也去了海南島。我的發小中有兩個退休後在海南買了房，長期居住在海南島了。我表妹從廣州回來後感慨到，沈陽與廣州比落後太多了。人氣也沒法與廣州比。

沈陽的太原街就是沈陽淪落的象征，以前的太原街熙熙攘攘，熱熱鬧鬧，如今的太原街顯得格外冷清。這與太原街的規劃和建設失誤有關，也和沈陽經濟衰落有關，再就是網上購物的興起對實體店的衝擊。沈陽另一條著名商業街中街雖然比太原街有點人氣，但也是大不如前了。疫情前我曾帶老母親去成都旅遊，成都的熙春路相當於沈陽的太原街，熙春路的人氣就讓我想起曾經的太原街。

從九十年代開始，東北就開始逐漸淪落，尤其是國企改革後，東北跌入建國以來的最低穀。大量工人下崗，留下的工人工資沒怎麽漲，工作強度卻比過去增加了很多，這種改革美其名曰為減員增效。

因為東北工作難找，有一技之長的或敢於冒險的人都去了南方。國企為主的沈陽，下崗潮更為慘烈。最近熱播的電視劇《漫長的季節》和《人世間》非常真實地再現了當時東北下崗工人的慘狀。國企私有化其實就是以改革的名義讓內部人以合法和非法的手段瓜分國有企業的過程。

經濟狀況也讓人憂慮。我的同學發小都已經退休，經濟好壞對他們沒啥影響了。可做生意的人感覺生意比以前難做了。一個網約車司機告訴我，他之所以開網約車，就是因為生意不好做了，業務量照疫情前跌了一半，現在隻能勉強維持，他也說不準明年是否能回到疫情前的水平。這個司機老家在齊齊哈爾，在沈陽做機器配件生意。

盡管疫情三年，經濟受到很大影響，可我以前的七零後同事似乎收入都沒有下降，隻是沒有疫情前提高的那麽快了。我那些七零後同事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庭，有的還是從農村考大學後留在沈陽的，但他們絕大多數人的收入都在增長，即使疫情期間也是如此，除了一個在旅遊公司工作的疫情期間收入下降之外。疫情前開豐田的小林今年聚會換成了路虎吉普，開馬自達轎車的小周這次聚會時升級為寶馬吉普了。如果收入緊縮，我想他們不會升級座駕的。聊天時發現，大家對社會雖然都有各自的不滿，但都樂樂嗬嗬，對生活充滿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