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美西方雖然開始聯合製裁中國，但那時蘇聯還沒解體，中國依然具有戰略價值，因此，老布什反對與中國脫鉤隔離，而是采取接觸戰略，因為不接觸就失去了對中國的影響力。鄧緊緊抓住了這個戰略機遇，果斷放棄經濟調整和內部的政治鬥爭，強力推動中國繼續改革開放，之後不久，西方跨國公司開始陸續進入中國。九十年代之前，進入中國的外資基本都是港澳台和海外華人資本。

貿易戰其實在那個時候就有，對中國最惠國地位的每年一審，以及對中國入世的百般刁難和阻撓都是貿易戰的另一種形式。九十年代中國入世之前，中美貿易逆差的擴大就讓美國一些政客憤怒不已，朱鎔基在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的當年去給美國消氣，就足以說明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摩擦一直是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問題，隻是那時中國的GDP還不足以引起美國的重視和恐慌，而且美國也需要中國這樣一個低端打工者為其提供廉價商品。最主要的是美國那些老謀深算的跨國公司不想失去分享中國快速發展的紅利，要搭上中國這個經濟火車頭。朱鎔基當初就是以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為誘餌，以歐洲為籌碼，才最終說服美國，同意中國加入世貿的。

當初美國沒有想到，中國似乎做了巨大讓步的入世舉措，竟然讓中國如魚得水，經濟增長繼九十年代後繼續保持高增長。細心的人會發現，中國從2005年之後，有錢的人越來越多，我的很多同學和公司同事都是2005年之後開始發財致富的。我是2005年來美國的，來美之後，每年都至少回國一次，我發現每一次回國，國內都有很大變化，不僅高樓大廈越來越多，街上的汽車也也越來越多，周圍的朋友和同學買車的也越來越多了。

而同時期的美國，GDP增長率雖然遠遠不及中國，但與西方其它國家相比還是領先的。除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2009年GDP負增長外，其餘年份平均增長率都在2%以上。跨國公司的利潤和產值也都大幅上漲，公司高管的薪酬也更是突飛猛進。遺憾的是，增長的GDP並沒有惠及大多數美國人民，反倒還加害於那些鐵鏽地帶的人民。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鬥爭從那時就沒停過，其實質就是階級鬥爭。

事實上中國當時的狀況並不比美國好，而且更差，工人下崗潮剛剛結束，在少數暴富的成功者不斷湧現的同時，貧窮的失敗者也在不斷擴大。農民工為討薪而跳樓的事件層出不窮，黑磚窯、黑煤窯殘酷的剝削和腐敗案件不斷曝光。官場腐敗、騙子橫行、精英自私、世風日下。有興趣的可以在網上搜一搜黃菡老公袁劍沒有公開出版的著作《奇跡的黃昏》，就可對當時的中國有一個感性的認識。中國的階級分化也是從九十年代開始的，隻不過那時階級還沒有固化，似乎大家都有機會成為先富一族。可到了本世紀第二個十年，階級固化就已經很嚴重了，個人奮鬥被拚爹打敗。我一個農村出身的研究生同學對我說：“我們畢業的那個年代（八十年代），機會還是很多的，也比較均等，不管什麽出身，都能找到一個可心的工作。現在不行了，家裏沒有關係，學習成績再好，也很難找到好的單位和工作了。”

解決貧富差距最好的方式應該在第一次分配時，可美國政府在第一次分配上基本沒有任何手段，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相比較的是恢複了私有製的中國，所剩手段也不多，但國家可以限製國有企業高管的工資不得超過一百萬。而美聯儲的經濟政策從不考慮縮小貧富差距的問題，似乎那隻是政府該考慮的政治問題，不屬於經濟政策範疇。比如今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其擔任聯儲主席期間的最大經濟成就是靠量化寬鬆抵禦美國的金融危機。他是在總結了大蕭條的曆史教訓後，提出了量化寬鬆理論，可這種貨幣政策的結果不僅沒有壓縮貧富差距，而是更加擴大了貧富差距，隻是讓經濟指標看起來好看了。因為量化寬鬆的錢絕大部分都流入1%上層收入人群，而底層階級幾乎一無所得，所以大量印鈔並沒有推高通脹，但卻造成了資產泡沫。這是因為1%富裕家庭根本沒有溫飽問題，吃穿住行基本需求已經解決，也就是進入財富自由階段，但為了資產保值卻要不斷購買不動產和股票，導致資產價格膨脹。而資產泡沫則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距，使得資本收益率遠遠高於勞動收益率。普通工薪者不是為包租婆打工（租房者），就是為銀行打工（貸款買房者），等於受到雙重剝削。這種狀況讓美國的貧富差距不僅不能縮小，反而不斷擴大。

而美國政府能做的隻是二次分配時對窮人發放補貼，比如食品券、免費醫保以及退稅等，這些措施不僅不能惠及中產階級，而且還導致政府財政赤字的擴大和難以遏製的印鈔衝動。比如這次的新冠危機，聯邦政府的應對措施就是印鈔發救濟，結果就是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

美國的問題並不是財富不夠和增長乏力，而是財富的分配極度扭曲，根據福布斯2021年發布的報告，美國前1%富人家庭的總資產占美國總資產的27%，總數為36.2萬億美元，已經超過整個美國中產階級的總資產，而中產階級的總家庭數占美國家庭比例為60%。所以，美國的階級矛盾主要表現在中產階級與1%富豪階級的矛盾。而低收入階級的階級矛盾往往被種族矛盾所掩蓋，因為底層階級基本是黑人和南美新移民。

美國是個重稅國家，以紐約為例，工資收入的一半都交了稅，其中最主要的是個人所得稅，美國比較奇葩的是還有一個工資稅。這兩項稅占了繳稅額的大頭。交稅主體也是中產階級，1%的富豪階級實際納稅很低。比如巴菲特實際稅率僅為其實際收入的0.1%，而且富豪階級雇的起專業會計師為其避稅，聯邦因此每年損失一千多億稅款。在收入如此不平等的情況下，國家把沉重的稅負都壓在中產階級身上，更加劇了中產階級的不滿。

如果對1%的高收入群體征收高額所得稅，完全可以遏製財政赤字，但不足以縮小貧富差距，因為資本收益率高於勞動收益率的情況下，不對存量資產收稅，根本無法遏製貧富差距的擴大。可對存量資產收稅是連中國這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都不敢做的事，美國就更難以實施了，因為這與美國人的個人資產神聖不可剝奪，個人權利不容侵犯的政治信條嚴重抵觸。美國對資產征稅的

按照資本邏輯，資本收益率大於勞動收益率那是天經地義的事，反過來卻是極特殊的情況，甚至曆史從沒有過。這是資本主義國家世紀難題。皮凱迪在《21世紀資本論》裏的主要論點就是資本收益率大於勞動收益率是導致西方國家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歐洲隻有在二戰後的一段時間裏，因為資本被摧毀和消滅了，而勞動力短缺，才導致資本收益和勞動收益接近。二戰後也是歐洲貧富差距最小的時期。

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資本主義的分配原則是按資分配，二者的主義和分配原則名副其實，一點不違和。在資本邏輯主導下和美國信條的政治正確統治下，政府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遏製資本權利，而隻能成為資本權利的奴仆，所以，有人說美國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公司並不誇張。在這種製度和政治正確的約束下，貧富差距的擴大是不可能通過經濟政策來消除的。所有經濟政策主張都不過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指標不治本的，所以各學派輪流翻燒餅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沒有單純的經濟學，所有的經濟政策都是政治經濟學的產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資本主義政治的結果，凱恩斯主義則是社會主義政治理念的傳承。

凱恩斯出生於馬克思去世的那一年，也許這不僅僅是一個曆史巧合，而是一個帶有神秘主義味道的精神傳承。凱恩斯主義不是簡單地經濟學，而是對資本主義倫理的再解釋。在凱恩斯看來，完全依靠市場這支看不見的手，無法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所以政府要用自己這支看得見的手擔當起維護社會公正的責任。資本主義的倫理不僅僅包括自由和個人主義，也應該包括社會公正和經濟平等。

自由和平等是有著內在矛盾的，經濟自由必然傷害經濟平等，反過來經濟平等必然傷害經濟自由和個人權利。這也是美國經濟起飛時期一直是有限民主或叫精英民主的根本原因。美國政治和思想的糾結也是根源於這個內在的矛盾。美國那些全球化失敗者之所以支持川普，而不支持桑德斯就是這種糾結的表現。

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是最自由的，可這個自由導致的一定是不平等。為了解釋這個矛盾，西方經濟學家發明了一個詞--機會均等。所謂的機會均等其實等於承認叢林社會是合理的。在荒野上，狼與羊有均等的生存機會，可羊永遠吃不了狼，隻有狼吃羊。在人類社會裏，富人和窮人表麵上也是機會均等，可真的平等嗎？ 其實，人類文明的進步方向恰恰是與機會均等理論背道而馳的。

實事求是地說，美國和中國雖然政治體製不同，但麵臨的深層問題一樣的，即貧富分化。現在兩國都在著手解決這個資本主義的世紀難題，但解決的手法和可資利用的手段有所不同。我認為，能否通過和平的改革，而不是戰爭和暴力革命解決貧富差距問題才是判斷兩國體製優劣的標準。中美競爭的焦點並不在經濟、科技和貿易上，更不是意識形態，而是誰能更好的解決這個資本主義深層難題，因為大國競爭比拚的永遠是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