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毛澤東

我前文（回國觀感）用很大篇幅提到了毛澤東，本意是想將毛的革命和他那代人的政治實踐放到一個大的曆史背景下去觀察，從而對中國這百年多的變化有一個縱向的比較。另外也是想從中國近代巨變的曆史動因去發掘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曆史合理性和曆史進步性，因為談中國近代的巨變是無法回避毛澤東和其所領導的革命的，這不僅是因為這一曆史過程的時間跨度巨大，也是因為它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對毛澤東我一直有一種比較複雜的感情和認識。我既不像一些人對其恨之入骨，也不像另一些人對他無限熱愛。也因此，我一直不願意評價毛澤東，主要擔心我無法清楚和準確地表達自己內心的複雜感情和認識。

可到了今天這個年代，似乎我們討論任何政治問題都無法繞過對毛澤東的評價，而國人對毛澤東的評價又總是兩級分化的。反毛的一方極力將毛妖魔化，而擁毛的一方即使不把毛當神的話，也總是試圖粉飾毛的錯誤，或從動機上來證明毛的偉大和英明。這一方麵說明毛澤東本人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也同時說明我們中國人在對毛澤東的認識和評價上分歧之巨大。

而我則試圖從介於魔和神之間的角度，將毛看作一個有著非凡經曆的革命者去理解和評價他，而不僅僅是把毛當作一個瘋子或神去研究。我也盡量將自己當做一個局外人，按米大的話就是不帶EGO地去看待毛，但做到這點非常不容易，因為我們這代人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打上了毛澤東時代的烙印，就像機器兄所說的，毛澤東已經融在我們這代人的血液裏，不可逆轉了。但我還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當我將毛澤東時代當作中國百年巨變中的一個階段來考察時，我發現這個階段是有其曆史必然性的，而非完全取決於毛的個人意誌的曆史偶然。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不隻是受蘇俄馬列主義的影響，而是受中國底層精英們不滿意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急於將中國快速變成世界強國的意誌的驅使。即使沒有馬列主義，國民黨內部也會分裂出左派和右派的。而馬列主義對於中國左翼革命者來說隻是鬥爭的武器。至於毛澤東一手發動的文革確實有其濃厚的個人意誌在裏麵，但仔細考察也會發現，這也不僅是毛的心血來潮，而是有著中共內部鬥爭的曆史原因的。如果我們把文革隻當作一個瘋子的行為或一個魔鬼的陰暗心理的爆發，不僅對曆史是不負責任的，而且對中國人在思想上的成熟和曆史教訓的總結都沒有益處。

大躍進的失敗，讓毛澤東的聲望大打折扣，毛以半下野的姿態來承擔他所負的責任。可其後他發現，有人利用他的錯誤，試圖改變他的政治路線。這對在原則問題上從不妥協的毛來說是無法忍受的。當時的毛在黨內已成了孤家寡人，那些曾經視他為英明領袖的老戰友現在都不再理睬他，隻把他當作一個過時的不合時宜的老人給予表麵的尊敬。毛後來就抱怨過，說鄧小平六年都不找他匯報工作。在失去黨內支持的情況下，毛不得不采用自己的老戰術，走群眾路線，對於毛來說，這相當於重上井岡山之路。而在此之前，毛對群眾運動並不是完全信任的。發動文革對毛來說，無疑是一次政治冒險。支持他的唯有軍隊和底層百姓。毛後來也承認，他惹了禍，文革的群眾運動失控了，可毛的個性使他從不服輸，也不願意認錯。這使得文革演變為一場類似於義和團運動的愚蠢而又瘋狂的社會浩劫。

從個人性情來說，毛不是一個讓身邊的人喜歡的人，他生性好鬥、多疑、不講情麵、甚至冷酷無情，不願妥協、且超級自信和意誌堅定。這樣的人也許很適合做一個危難時期黨和軍隊的領導，但卻不是一個容易與人相處的人。但毛也有讓人喜歡的一麵，即他的能言善辯，思路敏捷、清晰，文風樸直白，談吐幽默風趣，且充滿樂觀精神。彭德懷對毛有一個評價，說毛與中國曆代開國皇帝一樣，殘酷而又英明。這也許是最接近毛澤東真實狀況的評價之一。

毛的複雜性在於他即是一個權力欲望十分強烈的封建帝王式的領袖，又同時是一個具有濃厚自由主義意識的革命者。毛早年就把馬克思主義精神歸結為造反有理，從這點上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認為毛對馬克思主義半知半解並不是沒有道理的。毛的造反精神和對舊製度、舊道德的鄙視體現了毛的自由主義意識，而獨斷專行的作風和強烈的權力欲又暴露出他心中的帝王意識。毛澤東的複雜性就在於他把這種看似矛盾的個性和思想意識集於一身。人其實都是複雜的，隻是我們中國人習慣用簡單的非黑即白的觀點去看待人和評價人，這多少反映出我們思想認識上的不成熟。

中國的巨變和複興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在這一複興的過程中，每一代都有其貢獻和曆史使命，也有其挫折和錯誤。曆史其實就是這樣曲曲折折、跌跌撞撞展開的。

中華民族是個多災多難的民族，自定居中原後，我們這個農耕民族就一直受遊牧民族的掠奪和侵擾。大概最黑暗的要屬五胡亂華時期，漢民族差點被滅了族。後來以漢民族為主的中國當了兩次亡國奴，一次是被蒙古，一次是被滿族滅了國。最近的一次是差點做了日本的亡國奴。

在近代，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進入了衰敗的底穀。滿清的愚昧和專製以及西方的鴉片導致了國家精神的萎靡和民眾心智的閉塞，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是衰敗不堪。但同時，西方的堅船利炮也轟醒了我們民族的精英。從戊戌變法始，中國的無數仁人誌士前仆後繼，流血犧牲，舍命奮鬥，而他們奮鬥的終極目標都是要創立一個富強的中國。無論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還是孫中山，不論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他們首先都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其次才是各自主義的信仰者。

毛澤東那代人的青年時代是在山河破碎、國家和民族慘遭羞辱，人民流離失所的極端痛苦的環境走出來的。我們如果能設身處地的想象一下當時的中國，就會對那代人有深深的理解和尊敬。最初的共產黨人大部分來自富裕家庭，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而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富強起來革命的。單單這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就值得我們這代人學習和尊敬。

在毛澤東看來，中國之弱是因為中國的百姓沒有被組織起來，是一盤散沙的狀態。毛曾說過：“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的民眾的無組織狀態。”而在動員民眾和組織民眾方麵，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的確是做到了。這是中國近代巨變以來任何一個黨派都沒有做到的事。

曆史地看，毛澤東和他領導的那代共產黨人對中國人精神麵貌的改造是做出貢獻的。毛澤東的精神即使說沒有完全改造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至少他也豐富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中國文化中有一種聽天由命、逆來順受、隨順知足的小農意識，正是這種文化意識加上封建專製的愚民政治讓近代的中國人變得麻木、愚昧和不求進取。而毛澤東和他那代人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這種羸弱的性格。那種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造反精神，那種不怕犧牲、英勇不屈的奮鬥精神是中國人寶貴的精神財富。那一代人是堅強和剛硬的，而這堅強和剛硬來自於血與火的洗禮。曆史已經證明，沒有堅強性格的民族無論如何富裕也成不了強國。

對於中共領導的紅軍，連軍閥張學良也是由衷的欽佩的。因為不管中共秉持什麽信仰和主義，他們首先是中國人。因此，張學良當年對紅軍對周恩來都大家讚賞。張學良曾對采訪他的記者說：我們都是帶兵的人，誰能將軍隊帶成那樣？在那樣大的困難下（指長征）部隊還不垮不散。要是我們早就垮了。作為一個愛國者和一個逃跑將軍，張學良是深知什麽是一個將軍的恥辱和驕傲的，他也知道中國當時最大的恥辱是沒有一支能戰鬥的軍隊。由於對共產黨的欽佩，張學良甚至要申請加入共產黨，要不是極左的王明不批準，張學良也成為中共一員了。

對共產黨和毛澤東都要曆史的看，不能因為現在的共產黨腐敗了，就認為中共一生出來就是惡魔。至於共產主義的信仰，對於中共來說更多是一種大同世界的理想。而這種理想是從孔夫子那傳承下來的，而非完全來自於西方。共產主義對於中國人來說，意識形態的味道並不十分濃厚，尤其是對於大多數的勞動群眾而言，它隻不過是一種對美好社會的向往。

因為戰爭，毛高度集中了權力，統一了思想，把個人主義壓製到最低限度，把集體主義發揮到極限。從戰爭的角度講，這是必要的，是把戰爭機器的效率發揮到最高的必要選擇。可是在和平年代，仍然搞個人崇拜和高度集權就走向了錯誤的一麵，並給中國帶來災難。

也許是由於毛澤東早期的個人經曆和革命過程中受盡王明那樣迂腐的知識分子的氣，因此毛對知識分子一直不信任。毛被知識精英們指責為民粹主義者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毛牢牢地將立場放在勞苦大眾一邊，而對知識分子精英則是想改造他們的思想，他認為知識分子必須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讓毛澤東與知識分子產生隔膜和對立，尤其是文革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政治迫害，讓毛很深地得罪了享有話語權的知識分子。我還清楚地記得，在毛的晚年，一個賣菜的營業員李素文成為了人大副委員長，農民陳永貴成了副總理，這對一向是精英治國的傳統思維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挑戰。毛的失敗不單單是像文革傳人兄說的是因為其反人性，還因為他是反精英的。另外，毛所反的人性主要是人的自私性。毛對普通人的要求太高了，這也注定了毛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毛澤東建立了一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但毛澤東並沒有把中國引向富強。偉人也有曆史局限性，毛澤東對世界形勢的判斷是世界大戰隨時會打起來，因此人民的生活被壓到最低限度，而隨時準備打仗。而鄧小平上台後，首先改變了這一判斷，認為世界大戰暫時打不起來，中國應將工作重心轉變到經濟建設上來。無疑，鄧小平當時的判斷是十分正確的，為中國贏得了發展經濟的大好時機和相對安定的環境。

靠理想和激情可以革命成功，但不能靠這個發展經濟，經濟的發展需要安定的環境，也需要調動人人求富的心理。

我上文中說了一句"如果毛當年放手讓劉鄧搞十年、二十年資本主義，然後再搞文革的話，也許文革就不會是一場“極左”浩劫，而是真正意義上的進步運動了。"玄野理解的對，那是我異想天開地胡說，完全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假說。

毛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並沒有在實踐上成功，文革不能作為一個成功的樣板去推廣，而隻能防止再發生。因為毛澤東的不可複製，使文革也不可能再複製。即使大民主是一種可選擇的方案，但考慮到如何防止大民主向極端演化也讓我們不得不放棄這種選擇。文革疾風暴雨似的革命，不可能是所謂的“中國式民主”的可選擇的方式。那樣的代價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不可承受的。因此，無論毛澤東在活著的時候有多大的威望，他所發動的而且希望七、八年再來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在他死後也落得一個人亡政息的結局。

二、關於中國的左與右

我上文提到的左派和右派，不是維基定義的左與右，而是中共內部鬥爭習慣區分的左與右。嚴格來講，原來的中共都是左派。

我對現在網上常說的左與右一直很糊塗。有時左右不再是一種政治取向，而隻是一種代表某種政治勢力的標簽。某些自我標榜的“左派”還不如說是愛國派或者說是愛黨派。而某些“右派”卻滿腦子“極左”思維。有時“左派”似乎成了極權派的代名詞，而右派則成了“自由派”的代名詞，弄得我也糊裏糊塗。

我對中共內部的左右的區分是用重視公平還是重視效率為標準的。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的就是提高經濟效率，因此，主張經濟體製改革的我都認為是右派，而強調公平和社會正義的我都認為是左派。還有一點我也用來作為區分左與右的標準，那就是其立場是站在精英集團一邊，還是站在大多數的普通群眾一邊。站在精英集團一邊的就是右派，站在普通大眾一邊的就是左派。因此，我的左與右主要是一種思想和立場，而非特指某些人。因為人是複雜的，某些人可能既是主張效率的，也是主張公平的。有的人有時站在大眾一麵，有時又站在精英一麵。

左與右不是絕對的，也不是僵化的。而堅持實事求是，不藏私心才是正確的。

像司馬南和吳法天那樣的左派都是假左派，他們的立場根本沒站在普通大眾一邊，而是牢牢地站在極權專製派一邊。那些總是為現政府塗脂抹粉的人更和左派不沾邊，他們如果自稱左派，那是對左派的歪曲。在我熟悉的中國的公知當中，我認為梁文道是地道的左派，其思想的自由和立場的平民化都是典型的傳統左派。而右派中，吳敬璉是最實事求是，且不帶私心的，因此也是我比較尊敬的右派。

中國目前的思想混亂和不成熟，主要表現在左右的完全針鋒相對和各自向極端化發展的趨勢。其實無論是重視效率也好，還是重視公平也好，隻要不懷私心私利，其主觀上都是為中國好，對中國有利的。民主自由也好，樹立權威也好，也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中國應如何發展的問題，而非絕對的不相融。最可怕的思維是將不同的思想完全當作異端來對待，這樣的思維和氛圍隻會讓中國走上一條不斷搖擺，忽左忽右的非健康之路。而不可能找到一條適合中國自己的獨特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