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誌願軍不僅作戰勇猛頑強，而且很會戰鬥，具有很高的戰術素養。美軍對此有深刻體會。

“美軍戰史對中國軍隊的戰術有如下描述：中國軍隊遠比麥克阿瑟所嘲弄的“亞洲的烏合之眾”要機敏老練。中國步兵除迫擊炮外，沒有裝備更重的任何武器，但他們卻能極好地控製火力，進攻美軍和韓軍的堅固陣地。尤其是在夜間，他們的巡邏隊在搜索美軍陣地時成效顯赫。他們擬定的進攻計劃是從背後發起攻擊，切斷退路和補給線，然後從正麵發動攻勢。他們的基本戰術是一種V形的進攻隊形，他們使敵軍在這個隊形中運動，然後中國人就會包圍這個V形的邊沿。與此同時，另一支部隊運動到V的開口處，以阻止任何逃跑的企圖和阻擊增援部隊。”（摘自王樹增著《朝鮮戰爭》）

可以說，五次戰役誌願軍一直使用這一戰術。但實事求是地說，盡管中國軍隊進攻時非常堅決勇猛，但就朝鮮戰爭總體說，誌願軍的進攻戰役打的都不好。五次戰役沒有一次達到預期目標，這一方麵是後勤和火力的問題，但很重要的原因是誌願軍前期有些過分輕敵，缺乏現代化作戰經驗和對美軍機動能力的了解。在五次戰役後戰場出現膠著狀態的時候，誌願軍才認識到敵人的強大和自身的弱點，因此後期的戰爭才打得有章有法。

“有美軍軍人回憶道：中國軍人不像日軍，衝鋒的時候不顧一切，很容易被機槍成片地掃射。中國軍人很注意隱蔽，一旦遭遇強大火力，他們就會臥倒，一旦槍聲稀疏，他們又會頑強前進。”（摘自《朝鮮戰爭》）

在抗美援朝戰場上，誌願軍為了避己之短，揚己之長，大都采取夜戰、近戰的戰法。夜戰時為了不被敵人發現火力位置，往往大量使用手榴彈。這種戰術的確非常有效，美軍士兵回憶當年的戰場時，都對誌願軍的那似乎永遠扔不完的手榴彈印象深刻。

寫到這我不由想起甲午戰爭時期的清軍的表現。當時的清軍雖然裝備了現代化火器，可卻沒有與之相適應的訓練和戰術，加上根本沒有敢戰和敢勝的決心和意誌，使其戰場表現猶如胡鬧。每當日軍進攻時，清軍士兵離老遠就開始放槍。雖然槍械並不差，但卻不知道瞄準，而且開槍時眼睛不向前看，而是向後看，據說這是放前膛火槍養成的習慣。這樣放槍還不如說是放鞭炮。日軍後來發現了這一狀況，每次進攻時一遇清軍開槍就就地臥倒，一直等清軍子彈打光了再衝鋒。所以日清戰爭時，一場上萬人的大戰下來，給敵人造成的傷亡往往都不到三位數，可子彈卻消耗巨大。這種情況一直到上世紀20年代軍閥混戰的時候仍沒有改變，直皖大戰的時候，雙方上陣的兵力多達20萬，可真正在戰場上傷亡的將士不過幾百人，而子彈卻消耗了上千萬發。這幾乎等於現代美軍的零傷亡戰爭了。以至於有外國記者實在看不過去了，以惡搞的方式建議中國恢複使用弓箭，因為弓箭不僅便宜，而且殺傷力一定比槍炮要大的多。

而誌願軍這支軍隊，由於從建軍開始就一直是在艱苦的條件下作戰，彈藥從來沒有充足過，反倒逼著他們不得不采用近戰、夜戰和白刃戰的辦法殺敵，盡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正是這樣，促使中共軍隊必須依靠高超的戰術和勇猛頑強的作風來戰勝對手。林彪的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的話是真槍實彈的戰爭經驗。曆史證明，強大的軍隊都是打出來的。

華川水庫戰鬥英雄39軍的趙誌立連長當年僅僅22歲，他指揮一個連的兵力，巧妙地利用水庫懸崖峭壁的有利地形，硬是打退美軍最精銳部隊的一個營的十幾次進攻，並斃傷美軍400餘人。成為朝鮮戰爭時的一個傳奇故事。可這樣一個被西方記者稱為“東方的直布陀羅戰鬥”的傳奇英雄，戰後竟隻獲得一個二等功。由此可以推斷，誌願軍的英雄人物實在是數不勝數。

關於中國誌願軍如何善戰我不想多說，因為再多的個案也總是缺乏說服力的。最有說服力的應是戰爭的傷亡統計。有網友提供了華盛頓韓戰紀念碑所記錄的美軍及聯合國軍傷亡人數如下：

美軍陣亡及失蹤：60，423人，被俘及負傷：110，420人，聯合國軍陣亡及失蹤為113萬人餘人，被俘及負傷為：115萬餘人。而中國誌願 軍的傷亡人數即使按美國和韓國最高的估計也僅為90萬人，而據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的最新統計，誌願軍烈士總數為183，108人，在烈士統計名單上，有姓名，籍貫，參軍年代和職位，犧牲地等情況，十分具體。必須強調的是，這個183108人的烈士名錄，並不僅是在朝鮮戰場犧牲的誌願軍，而包括了大量病死，救災，事故的犧牲人數．其中還包括大量死於朝鮮戰爭結束後的誌願軍烈士。誌願軍是1958年才撤回國的。（詳見網址：http://www.wangjiwang.com/Matter/859.html）

（注：據維基百科記載：美國國防部從1954年到1960年代的統計數字是陣亡33,629人。在1970年代初期，曆年各官兵詳細個人檔案儲存處所失火，許多資料焚毀損失。後 來重新根據不同資料庫統計時，誤把從1950年至1954年的全球美軍其他原因死亡人數也計入，得到總死亡54,260人的數字。由於早先數字僅為陣亡數 字，這個新數字是“總死亡數”，所以沒有引起懷疑，也被刻在美國抗美援朝戰爭紀念碑上。但是後來發現錯誤重新修訂。根據2000年修正後的最新統計數字，美軍死亡人數為36,570人。但這個說法不知道是否真實，我無法判定，如果有哪位網友有美國官方的文件網址，請提供。）

即使加上北韓軍隊的損失人數，雙方損失比僅僅1：1.17（聯合國軍：中朝軍隊）。如果考慮到這樣的戰果是在中國軍隊後勤困難，沒有製空權的情況下取得的，雙方軍隊的戰力就更是不言自明的了。事實上，中國軍隊很大一部分傷亡是發生在交通線上，是由美軍飛機的狂轟亂炸造成的。在麵對麵的戰鬥中，誌願軍的戰鬥力一點不弱於美軍，尤其是停戰談判後的上甘嶺戰役，誌願軍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打法，將傷亡比例大大逆轉。

如果我們將這樣的傷亡比例與甲午戰爭時期的中國軍隊和抗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軍隊做對比的話，就更得承認誌願軍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強大的軍隊。甲午戰爭時的陸地之戰，清國軍隊與日軍的傷亡比例經常都在10：1之上，並且清國軍隊的傷亡大都發生在棄陣逃跑的途中。

為什麽同為中國人，僅僅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就判為兩人呢？誌願軍的戰鬥力是怎樣形成的？

有朋友說誌願軍是因為被意識形態洗腦才變得英勇無畏的。這種說法雖然帶有貶義，但我還是認同的。事實上，毛澤東的軍隊的戰鬥力正是來自於洗腦，也就是毛澤東常說的思想政治工作。

洗腦也要看是用什麽洗，這個用於洗腦的精神是具有正義性還是隻具欺騙性才是具有是非意義的標準。嚴格講，這個世界沒有人不被洗腦的。所謂的洗腦無非就是接受了一種價值觀和是非標準而已，簡單的說就是一種精神。那我們看看中國誌願軍接受的是一種什麽樣的精神吧。

據維基百科關於朝鮮戰爭的條目：朝鮮戰爭中，朝鮮方麵存在確鑿的屠殺平民的行為；朝鮮也指責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有屠殺平民的行為。最著名的為老根裏事件。^[84] 八九十年代後，結束軍事統治的韓國也開始承認在本身在戰爭中肅清平民的暴行，其中的保導聯盟事件軍方竟屠殺了10-100萬的共產黨支持者（其中絕大多數實際與共黨關係極淺甚至毫無關係）。中國人民誌願軍是四方中唯一沒有被指責屠殺平民的軍隊。（見維基百科）

為什麽誌願軍從沒發生過這類事件，這不僅僅是因為軍紀嚴明，最主要的是這支軍隊長期被灌輸了一種思想，即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軍民一家。在他們思想中，屠殺百姓是可恥的禽獸行為。

文革的時候，我曾親眼目睹張祥久指揮的遼大紅衛兵攻占沈陽市公安局的場麵，麵對情緒激昂、手握紮槍的紅衛兵，赤手空拳的解放軍戰士手挽手組成人牆高喊“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口號阻止紅衛兵進入公安局，任憑紅衛兵對其打罵，甚至被紮槍刺的鮮血直流，他們也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我想這樣的軍隊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隻此一家。

即使在八九學運時，解放軍仍然有這樣的思想，所以才會在軍紀嚴明的軍隊中發生公然抗命的事件。即使以鄧小平在軍隊的威望也不敢公開說派軍隊鎮壓學生，而是欺騙解放軍戰士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我曾親眼目睹首批到軍博附近的戒嚴部隊在學生和老百姓的勸說下，發誓說絕不會向學生開槍，有的軍官還說，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怎麽會向學生開槍呢。為了表示態度，他們將本來向東的車頭都掉轉向西。也許是擔心軍心不穩，後來這批部隊不見了蹤影，新換上來的則是來自偏僻地區的軍隊，因為一路被禁止收聽廣播，所以根本不知道北京發生了什麽事。據說六四入城時的先頭部隊都是直接從老山前線調過來的，他們同樣不清楚北京發生了什麽事，隻是被告知北京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六四鎮壓的時候之所以讓所有部隊都派點人參加，而且有的發子彈，有的不發子彈，就是擔心軍隊造反。楊尚昆後來說派軍隊入城不是針對學生的話我是相信的，他不是擔心學生，而是害怕軍隊造反。

曆史證明，當中共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時候，解放軍就成為光榮的軍隊，就成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比如：93抗洪和汶川地震救災時的解放軍。反之，則成為恥辱的軍隊，黨國的工具，比如：六四鎮壓。

誌願軍戰士大部分來自農民，要說他們有什麽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那是忽悠，因此簡單地說他們是被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洗腦不是十分準確的。這些原本老實厚道的農民之所以變得英勇頑強是因為他們被灌輸了一種嶄新的榮辱觀。不怕犧牲、英勇殺敵光榮，臨陣逃脫、貪生怕死恥辱。麵對要付出重大犧牲的戰鬥時，誌願軍指揮員往往身先士卒，或讓共產黨員衝在前麵，非黨戰士自願參加。在這種時候，但凡有點血性的戰士都不會退縮，因為退縮帶來的恥辱讓生命負擔不起。輕生死、重榮辱，這是任何有血性的人的價值觀。如果這也算洗腦的話，那我覺得這是完全正確的洗腦。甲午戰爭時的清國軍隊之所以為世人恥笑恰恰是因為少了這種洗腦。

霍去病當年能率兩萬鐵騎，千裏奔襲，大破凶殘野蠻的匈奴中軍，不僅是善用奇謀，而是他訓練出一支敢於勝利，藐視天下勁敵的強軍。據說，霍去病的練兵方法就是用的練心之術。這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思想教育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人喜歡用和平時期的觀點去評價戰爭時期的事，將鼓勵和教育戰士不畏犧牲，不畏強敵說成是不尊重生命。孰不知，在戰場上畏敵如虎的軍隊不僅容易被擊敗，往往戰士的傷亡更大。比如：甲午戰爭時期，清國軍隊大量的傷亡都發生在潰退時；而抗日戰爭時期的南京保衛戰守軍的繳械投降和潰散，換來的是被大規模的屠殺。而軍隊的戰敗，又導致大量的平民被殺。在戰爭的年代，個體的生命要服從整體的生命，個體的犧牲換來的是整體的生存，這樣簡單的道理，現在也有人糊塗了。

也有網友說，軍隊的戰鬥力來自軍人的國民意識和民主意識，我承認這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軍隊的戰鬥力除了精神力量之外，還有組織力、兵員素質、實戰經驗、戰術修養以及指揮員的動員力和指揮能力等多種因素。辛亥革命時期的新軍官兵都有很強的民主意識，可是戰鬥力卻遠遠不如北洋軍閥。很多士兵錯誤地理解民主自由的理念，將政治上的民主概念帶到部隊中，於是下級不服從上級，士兵不服從長官，還以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口號辨之。這樣的軍隊無異於一群烏合之眾，根本不是訓練有素的北洋軍的對手。

中共這個意識形態極強的組織，又經過長期的戰爭，將集體主義精神和國家的動員力發揮到極致。這種動員力對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至關重要，但這種強大的動員力也是造成後來的大躍進和文革的因素之一。這證明凡事都有兩麵性，切不可隻見優勢不見劣勢。一個國家不能隻有集體主義，而消滅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這不僅是不現實，也是不可取的。過分的集體主義一旦決策失誤，就會造成災難式的結果，大躍進就是最好的例證。當然，強大的國家動員力的好處，我們也可在抗震救災這樣的行動中深深地感覺到。

三灣改編後的紅軍將支部建在連隊上，實在是一強軍的妙策。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和意識形態的軍事化，將這支農民軍隊變成了一支打不垮拖不爛的悍勇之師。也保證了這支軍隊全軍一心，號令統一，政治決定軍事的原則。這是後來解放軍戰勝國軍的最重要的軍事因素。

還有朋友喜歡用國家體製和意識形態來認定戰爭的正義性。在他們眼裏，共產黨專製政權是罪惡的，因此這個政權參與的任何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是不能用讚揚的口吻去描述的。對這種觀點我也無法認同，中共的好與壞是比較而來的，中共能以弱勝強奪取政權不是偶然的曆史事件，而是有其必然性的。這個必然性一個是來自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革命浪潮，一個是來自中共與國民黨的對比。當時的中共是清廉、樸素、積極向上的，是代表了中國大多數人的意願的。即使共產黨專製政權是罪惡的，也不能說它所有的戰爭就都是非正義的。斯大林政權比中共要專製和殘暴的多，但我們能說斯大林領導的衛國戰爭是非正義的嗎？

正是這種思維，讓布什輕易的用打倒專製，推行民主而化解了世界各國，包括部分美國人民對其推翻薩達姆的伊拉克戰爭的正義性的質疑。似乎一個國家如果是打著推翻專製，推行民主的旗號就有權力侵略和推翻一個為世界各國承認的獨立國家。按這樣的邏輯，甲午戰爭時期的日軍就成了正義之師，而守土抗戰的清軍卻成了非正義之師。因為日本也是打著類似的旗號侵略中國的。

在對朝鮮戰爭的看法上，包括中共掌權後的其它曆史事件一樣，有些人抱著一概否定的態度。這種否定的邏輯是基於中共政權是一個罪惡的政權這樣一個前提認識。我覺得這樣的認識和邏輯本身就不是實事求是的，因此，基於這個認識和邏輯的任何推斷也不可能是實事求是的。比如，中共雖有文革之惡政，但我們也不必應否認建國初期中共根除吸毒、掃清千年匪患、取消娼妓的政績吧。

在對共產主義政權的認識上，我比較傾向於米蘭.昆德拉的說法：“罪惡的製度並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確信已經找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的積極分子所建立。”那些早期革命的共產黨人，個個都是理想主義者，我完全相信他們都是懷著救國救民的信念的。美好的理想最後異化為罪惡的製度，那是因為對人性有過於美好的期待。大躍進是中共頭腦發熱的結果，三年饑荒則是大躍進的結果，這實質上屬於政治路線和認知上的錯誤，並不是主觀惡意地結果。

如何看待抗美援朝的正義性和政治經濟後果是我最後要說明的問題，也是回答我一個老朋友的質疑。

關於誌願軍抗美援朝的正義性，我在前麵其實已經說過了。中國的口號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並不是侵略戰爭，中國沒有占領朝鮮一寸土地的想法和要求。因此我認為出兵朝鮮的正義性是沒有問題的。雖然我們主動走出國門，但我們打的是防禦性戰爭，是為了拒敵於國門之外，而且是先警告後出兵。如果說中國抗美援朝是非正義的，那美國領導的聯合國軍也同樣是非正義的。中國和美國從道義上講是對等的，雖然美國打的是聯合國旗號。退一萬步說，即使中國出兵朝鮮師出無名，也不能和法西斯德國和日本相提並論。德日法西斯犯的是反人類罪，他們是戰爭的發動者，是主動進攻的一方，而中國人民自願軍並非主動侵略他國，而是受北韓邀請，為自己的國家安全考慮，出於保衛家園的目的才決定出兵的。

至於說抗美援朝的政治經濟後果則首先要看兩個假設是否成立：第一個假設是，如果中國不出兵朝鮮，美國就會放棄意識形態歧見，承認和接納新中國，並會支援中國的經濟建設；第二個假設是，如果中國不出兵，被美國武力統一後的韓國則會和中國友好相處，並將美軍驅除出韓國。我想這兩個假設的第一個肯定是不成立的。因為，冷戰期間美國並沒有和任何一個歐洲社會主義國家妥協，即使他們並沒有與美國直接開戰；第二個假設成立的可能性也不大，唯一可能的是美軍撤出韓國，如果中國與韓國的關係融洽且互相信任的話。

我看過很多人對韓戰後果的負麵評價，基本都是屬於一種假設性判斷。兩大陣營的冷戰並非中國挑起，甚至也不是蘇聯挑起的，而是英美挑起的。二戰後期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壯大，讓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右派政客異常驚恐，將共產主義看作洪水猛獸。正是這種恐懼才促成了二戰後的冷戰格局。其實當時的斯大林根本無心與美國爭鬥，因為蘇聯在二戰期間遭受的重創一時難以恢複，不僅國土被蹂躪，而且青壯人口銳減，根本不具備再戰的能力。中國當時更是百業待興，還有台灣尚未解放，中共也無心無力幹預朝鮮內戰。之所以後來排除萬難決定出兵實在是長期被列強威脅、蹂躪和欺辱而產生的一種防禦性反應。我們可以說是反應過度或錯判形勢，但這也是後來才知道的。當時中美兩國互不信任，美國還拒絕承認共產黨中國。在新中國的眼裏美國就是敵人或潛在的敵人，有這種反應也是可以理解的。

對於中國後來向蘇聯一麵倒的策略也應曆史地來看。我認為這樣的策略既是意識形態的要求，也是中國快速工業化和迅速強化國防的要求。從李鴻章、孫中山到蔣介石一直采取的是對列強的均勢外交，這對於一個被半殖民地的弱國來說是沒辦法的事。李鴻章正是聰明地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才避免了甲午戰爭後遼東被割讓日本的命運，孫中山後來的聯俄聯共也是為了利用外國的支援，蔣介石麵對的日本的野心，則是寄希望依靠列強的調和來達到阻止日本野心的目的。但事實上，他們都沒能得到列強真正的支持，也沒有迅速建立國家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力量。毛澤東采取的一邊倒戰略，盡管現在我們用中美友好之後的眼光來看是不對的，但在當時，這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並確實使中國快速地建立起重工業基礎。如果當時選擇與蘇聯為敵，以美國為友才是一種讓人難以理解的選擇，而且也未必會得到美國的支援。

從甲午戰爭到抗美援朝這半個多世紀是中國人民受盡羞辱、困難深重的半個世紀，但這樣的一個苦難深重的中國卻鍛造出一批中國的草莽精英，從孫中山到毛澤東，是他們用整整兩代人的犧牲，在血與火中將中華民族從衰敗中托起，讓我們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但凡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應該對他們那代人充滿崇敬之心，而不應為了某種政治觀點而詆毀他們的功績。尤其是對那些為國犧牲的烈士，不管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都應該永遠懷念他們。

可讓人遺憾和憤慨的是，某些人為了徹底否定共產黨和毛澤東，而對毛澤東時代產生的英雄也進行詆毀和汙蔑。甚至有人連黃繼光、邱少雲也說成的是假的，理由竟然是正常人做不到。超出了自己的理解能力和認知能力的事就予以否認這是時下一些人的邏輯。試想，現在什麽人能受得了趙一曼和江姐那樣的酷刑？難道說趙一曼和江姐也是假的嗎?

中共如果當年沒有那樣一批特殊材料製成的人，而都是假英雄的話，怎們會打敗國民黨。誌願軍如果不是一個英雄輩出的軍隊，又怎麽能將美軍打回三八線？

有些自以為聰明的精英認為，打破毛澤東時代的一切偶像和英雄崇拜，中華民族就會獲得精神上的自由。孰不知一個想打破一切英雄崇拜的民族，也許確實能獲得某種意義上的自由，可這個民族的精神也會隨著某種自由的張揚而墮落和消沉。對自己的英雄和先輩不懂得尊敬的民族不可能是一個忠厚的民族，這樣的民族也不會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而一個不能做到實事求是的民族，也不是一個理性的民族。

九十年代的時候，我在重慶參觀了白公館和渣滓洞。看到那些犧牲在那裏的一臉陽光和稚氣的年青人的照片，讓我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那樣的日子看似遙遠，其實離我們不過一代人的時間。那樣的野蠻和恐怖，那樣的血腥和殘忍，那樣的堅貞和不屈，那樣的純潔和理想似乎都同時不屬於我們了。其實，在文革的極左歲月裏，也有同樣為理想為真理而勇於犧牲的英雄，比如遇羅克、張誌新。他們所麵臨的恐怖和殘忍一點不比在渣滓洞裏的那些年青人差，所差的隻是被定的罪名。而文革，離我們則更近。我們怎樣才能擺脫這樣的野蠻和恐怖，血腥和殘忍，我認為隻有靠我們的理性和良知。而這個良知最根本的體現就是實事求是。

現在的孩子都喜歡玩穿越，我真希望這些孩子都能穿越到甲午戰爭和南京大屠殺時期的中國，然後再穿回到抗美援朝時期的中國。有了這樣的對比，也許他們才會對誌願軍生出由衷的敬佩之心，也會使自己變得更有智慧。

王樹增有一段話說的非常好：“在寫作中，我常常想，如果今天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一旦遇到危機，年青人是否還會像當年的誌願軍一樣，挺身而出，是否會像當年那樣麵對世界最慘烈的戰鬥而英勇無畏？”

這也是我的憂慮和我寫這個貼的初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