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李陀主編的《七十年代》是繼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之後的又一本文化精英的集體回憶錄。當然此書不僅僅是回憶，還有每位作者對那個時代的總結和概括。讀到最後的時候，我發現此書的三十一位作者中，有一位竟是我們茶壇的老朋友----李大興。

《八十年代訪談錄》受製於查建英的局限性，訪談的對象大都是僑居國外的文化精英，他們隻是八十年代文化精英的一部分，並不是真正的主流文化精英代表。依我一個文學愛好者的觀點看，《八十年代訪談錄》中真正能代表八十年代文化主流人物的也就屬北島、阿城和劉索拉還算靠點譜，其他幾位在當時的中國影響力並不大。崔健是個特例，但他的影響力是在流行音樂領域，是屬於九十年代的人物。因為在我眼裏，八十年代是一個文學的時代，其它藝術都不算主流。就像九十年代，流行音樂是主流，其它文學藝術都被擠到邊緣一樣

與《八十年代訪談錄》比起來，《七十年代》涉及的人物更多，人物的身份也更豐富，這多少彌補了《八十年代訪談錄》人物背景和經曆比較雷同的缺憾。大概因為作者的身份和經曆差異很大，他們對七十年代的概括和評述也見仁見智，五味俱全。

如果是一個沒有經曆過七十年代的人，讀《七十年代》會給你一種眼花繚亂、莫衷一是的感覺。比如：

在王安憶的眼裏，七十年被概括為家國情懷；而在閻連科的記憶中，七十年代則是無休無止的饑餓。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朱正琳的心中，七十年代是認真讀書的年代，是讓思想衝破牢籠的年代；而在張朗朗的心中，七十年代則是不堪回首的紅色恐怖。當年是工人，如今已是大學教授的蔡翔對七十年代的懷念是今天已不存在的工人階級的尊嚴；而作家鄧剛對七十年最深的體會則是作為“狗崽子”群體的深深的自卑。在韓少功看來，七十年代是一個勤奮讀書，是為八十年代的文學複興奠定基礎的年代，那時的人雖然沒有大學上，但讀過十本以上法國文學名著的人大有人在，不像現在中文係的研究生讀過三本法國文學名著的都不多；而在陳丹青的眼裏，七十年代則是一片荒涼和貧瘠，是一個要啥沒啥的年代。

由此我想，曆史就是一個說不清的羅生門，每個人記錄的都隻是自己經曆的一部分，而對某段曆史的總結和概括就更帶有自己的主觀和偏見。但深思之，由這樣千差萬別的敘事組合而成的曆史麵貌才更具真實性。曆史就是過去的生活，生活本身就是複雜多樣的，所以色彩單一的曆史比之色彩繽紛的曆史隻會更失真。

於是我想到如今風靡大陸知識界的民國熱。這股民國熱主要發端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八十年代流行的是柏楊的醬缸文化論和《河殤》的文化決定論。在那個時代，盡管我們對中國傳統的文化一無所知，但卻非常堅定地相信傳統文化是中國一切罪惡和落後的根源。談起中國傳統文化就隻想到魯迅的那兩個字----吃人。

如今我們對傳統文化的了解越來越深入，也越來越不帶有革命時代的偏見，在這樣的認識過程中，人們發現了傳統文化溫暖文雅的另一麵。正是這樣的發現，讓人們開始對還多少保留一些傳統文化影子的民國有了不同以往的認識。陳丹青看到的是民國人物的那種儒雅又有骨的“民國範”；嶽南筆下的是如今絕跡的那些國學大師的雅聞軼事和他們讓人敬佩的人格和學術精神；而齊邦媛回憶的則是民國那個多災多難的年代人們對傳統精神的堅守和人性的美好。對我們在大陸長大的這一代人來說，民國不再是一個我們從小被灌輸的那個災難深重、三座大山壓迫的黑暗社會，而是一個非常有人情味，甚至還是十分值得回味的時代。這完全顛覆了我們過去對民國的認識。

可民國果真是這樣的嗎？或者說民國僅僅是這樣嗎？民國的文人地確儒雅有骨，可別忘了，民國的文人大都出自士紳之家，鮮有平民階層出身的。民國讀書人知書達理，溫而文雅，但民國的文盲卻是絕大多數。民國知識階層有很好的人文精神，老百姓很有人情味，可那時的國人卻是一盤散沙，底層百姓仍處於蒙昧狀態。民國是有很多美好的一麵，可民國也帶給我們這個民族最深的傷痛，比如南京大屠殺和國家的分裂。

我如今對那種非常煽情和色調單一的曆史記錄都保持警惕，並持懷疑的態度，因為我知道我們這個時代已遠離正道久矣，所有人的曆史敘事都帶有自身的偏見和好惡。而很多人隻喜歡看到自己喜歡看到的曆史，就像記憶有選擇性一樣，對曆史的“真實”的了解也有選擇性。

讀書也要對照著讀，比如我讀過龍應台的《1949----大江大海》後，接著就讀張正隆的《1949----槍杆子》。這樣我會對所謂的曆史真實有更全麵的了解，而不會陷入某一種情緒不可自拔。

在《大江大海1949》中，我們看到的是失敗的國民黨軍隊人性的一麵，而追擊殘敵的共產黨的麵目卻被隱去，任憑讀者去想像。非常有意思的是，《1949槍杆子》所記錄的曆史和《大江大海1949》的時間幾乎完全對應，曆史事件也幾乎重合，但卻是曆史的另一麵的敘述。

《1949槍杆子》主要記錄的是四野入關後的一係列戰役，包括最後解放海南島。作者張正隆是國內知名度較高的軍史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紀實報告文學《血紅雪白》。

龍應台筆下的國軍是淒風苦雨，一路退卻逃跑，感人的是對逃難的人群的同情和以人性的立場對戰爭的反思。而張正隆筆下的解放軍則是朝氣蓬勃，一路高歌猛進，感人的是解放軍對老百姓疾苦的同情和在殘酷的戰鬥中秋毫無犯的嚴明軍紀。龍應台的故事是柔軟的，張正隆的故事是剛硬的。曆史是多麵的，勝利和失敗的雙方這種不同的情緒和不同敘事恰恰反映了曆史真實麵貌。

國民黨的失敗不是因為共產黨有多狡猾，而是因為國民黨的腐敗和民心盡失和蔣介石“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的結果。

戴季陶自殺前曾對於佑任哭訴說：“右老，我對他（蔣介石）失望到極點，我已不願再見他了。他說我在發神經，其實我看他已經變成狂人，不可救藥的狂人！。。。我過去錯誤地認為，中共的成功是100年以後的事，我們照樣可以安安樂樂地做官，可以及身而免，現在可是兩麵不討好，我是免不掉了！”

如今，中共似乎正在步蔣家王朝的後塵。

很多知識精英時常流露出對老百姓的輕蔑，認為他們是不懂政治、不懂曆史的愚民，可我發現真正的愚民恰恰是一些偏執的、人雲也雲的知識精英。老百姓即使愚昧對國家的傷害也不大，而知識精英的愚昧則對國家民族傷害巨大，因為他們掌握著話語權，而且中國是一個精英治國，沒有民主的國家。中國改革開放的一些重大失誤無不是知識精英的愚蠢設計的結果，可卻從未見他們為此而自責，而總是把責任推給製度和別人。比如，朱鎔基大力推行的不顧工人利益的國企私有化，盲目崇拜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教育和醫療市場化改革，以及最近的四萬億救市方案等等，都是這種缺乏曆史觀和隻看好處不看壞處的偏執思維的結果。

對曆史、對現實唯有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才會吸取真正的經驗教訓，實事求是才是道的體現。懷著偏執的心態和愛恨情仇去研究曆史和看待現實都不會得出正確的認識。在這點上我還是非常認同王陽明的，對事物的認識實際是對心的認知，心正則認識就不會出現偏差。

在孔子的眼裏，任何一個時代都有有好的一麵，也都有流弊。孔子是非常推崇周代的，可他卻認為周代也有流弊。“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弊憃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弊，蕩而無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賢，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弊，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見《禮記》表記第十三）

對曆史應有這樣的認識，對人也應有這樣的認識。因為曆史是由人演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