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裏有句著名的論斷：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精要地概括了“任其自然，行住坐臥皆是佛“的度人命題。但佛教在中華大地的自度卻要花寫筆墨才能講個脈絡。

佛教傳入我中華，有其備受歡迎、勢不可擋的一麵，也有其屢遭阻撓、限製壓抑的一麵。翻閱史書，一麵是無數佞佛信佛的帝王將相、文人學士，他們醉心於佛法的博大精深；堅信佛教能陶冶人心，有助風化；更為果報之說和感應之跡而震撼。另一方麵，中國儒家正統的代言人之非佛者，前仆後繼，不絕如縷。在我看來，兩類人信佛不信佛的對立，無論他本人的身份是帝王還是百姓，實質前者站在重學術的知識分子立場上，後者站在重政治的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上。兩者的統一，反映了中國文化對佛教的要求和處置—— 歡迎、容納和吸收佛法的形上探索、信仰追求和道德戒律，以至偶像崇拜、禮儀習俗。

同儒家嚴密成熟的政治人倫觀念、製度和傳統相比，佛教參政的條件和手段太不具備了。曆史上，沙門法師直接參政的，很少有成功的，甚至很少有好下場的。真正明智自覺的僧人，無不抽身退步，避免直接參政。作為一種曆史趨勢，佛教唯一的道路，是通過百姓的日常薰習，促使人心向善，移風易俗而有功於國家，唯此方能避免政治上的排斥迫害，進而獲得統治者的支持。在經濟上，寺院僧團隻能在爭取檀越布施的同時，實行農耕、力爭自給自足，方能為以農立國的封建中國所接受。然而這一切外在的謀生方式，又絕不能幹擾和改變佛法信仰和理論特色，不能降低了佛家清淨無為、超然出世的形象和素質。

一句話，佛法自度之精髓，就在於全麵的生活化，在紅塵中看穿紅塵，在名利中不計名利，在生死中勘破生死！結果南宋以後的禪僧，則「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禮拜帝王，交通王公大臣、文人學士，宏化百姓。自此，才有了“蓋禪如春也，佛經則花也。春在於花，全花是春；花在於春，全春是花。此一枝花，疏影撩人，暗香浮鼻，其誰為破顏者？

 寫於2004年8月21日多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