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1970 年到 1980 年，我一直迷戀於詩歌的寫作。之所以迷戀詩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客觀環境使然。那時經過幾年文革風暴的摧殘以後，文藝園地一片荒蕪。一個 10 億人口的泱泱大國，舞台上隻有八個樣板戲，銀幕上隻有“老三戰”（《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書架上隻有一本《豔陽天》，唯有詩歌倒是一枝獨秀。那時所有的文學期刊已經停刊，而大小報紙的文藝版隻有詩歌，剛剛踏上文學之旅的我和許多文學青年一樣，走上了詩歌的“獨木橋”。但是在文革歲月，絕大多數的詩歌幾乎都是“歌德”式的、粉刷太平的、充斥著假大空的政治標語口號詩，說實在的這樣的詩歌也很難寫，因為筆下的詩句和我對文革現實的感受有著巨大的落差。 
        寫詩除了需要激情，還須有人指點。剛剛走進北京的我，完全是踽踽獨行。那時寫作的熱情雖然很高，但是發出去的稿件不是泥牛入海無消息，就是原封不動被退回。就在我渴望著能有老師指點的時候，一個我在中學時代就非常崇拜的作家出現在我的身邊，他就是長篇小說《迎春花》和《苦菜花》的作者馮德英老師，他成了第一個把我引上文學道路的師長。
        那是 1974 年，我在一個蘇聯專家組擔任翻譯。毛子哥住在他們使館，我們集中住在土地廟招待所（現在的國家商務部斜對麵的一個小胡同內）。住所期間，我看到對麵的屋裏住著一個中年軍人，奇怪的是誰也不和他打招呼，他也不和別人打招呼。深居簡出，隻是吃飯的時候出來，到食堂打了飯就回到屋裏。他的桌上放著《毛選》，而且總是讀著那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每天晚上，他屋裏的燈光總是最後一個熄滅。我很奇怪，便悄悄地向旁人打聽這是誰？他是馮德英！馮德英？我生怕聽錯了又問一句：是寫《苦菜花》、《迎春花》的馮德英？是的，就是他。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守著這麽一位作家，絕對是近水樓台先得月。但是我被告知他正在“觸及靈魂”，少和他接近。可是一股強烈的求知欲望還是使我靠近了他，並且成了朋友。那時他雖然身處逆境，但一直在構思新的作品（以後知道他在構思長篇小說《山菊花》）。我問他現在這局麵，還能寫嗎？他說：為什麽不能？屈原放逐而賦《離騷》，孫子臏腳而著《兵法》，我的境況比他們強多了，當然能寫。不寫我對不起養育我成長的沂蒙山區的父老鄉親。
        我把自己的習作給他看，請他指點。他看了以後一針見血地說道，你的詩歌全是脫離實際的東西，盡管寫得很美，但沒有真實地反映生活，所以準確地說這根本不是詩。記住，憤怒出詩人！真正的詩歌是從心裏流出來的，而不是編出來的。真正的詩人一定要說真話，不能說假話。寧可不寫，也不要寫違心的東西。
        馮德英老師的話給了我深深的震撼，無疑矯正了我的寫作方向，也成了我以後的寫作原則。使我的寫作思想產生質的飛躍是 1976 年的清明節。那時我住在南長街路口，與中南海一路之隔，與中山公園一牆之隔，出路口左拐就是天安門廣場。四五清明，天安門廣場成了花的海洋，詩的海洋。首都人民以最崇敬的心情深切悼念周恩來總理，以最犀利的詩歌憤怒鞭撻四人幫。一句“揚眉劍出鞘”傾吐了千萬人的心聲。置身於風雲激蕩的天安門廣場，使我接受了一次靈魂的洗禮和思想的升華。四五清明，是全國人民對四人幫的憤怒聲討，是正義與邪惡決戰前的短兵相接。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遭到了四人幫的殘酷鎮壓。望著一夜之間被清洗的天安門廣場，在春寒料峭中我的心裏充滿了悲壯。但令我無比振奮的是，一夜之間更多的投槍匕首般的詩歌在“地下”迅速流行，我真正感受到了“憤怒出詩人”的深刻含義。
        76 年十月，四人幫被一舉粉碎，永遠釘立在曆史的恥辱柱上，我參加了盛大的慶祝遊行。是夜我徹夜難眠，創作了《我行進在長安街上》和《歡呼十月的勝利》兩首長詩。自此以後一發不可收拾，接連創作了一批詩歌，其中多數發表在全國各地的報刊雜誌上。
        很快我結識了一批詩歌作者，成為好友。因為我的家處在市中心，所以自然成了一個“詩歌沙龍”。星期天我們聚在一起，泡上一壺花茶，抽著北京的“香山”和“八達嶺”，在香煙繚繞中，點評各人的詩作，談論著我們所心儀的詩人，如郭小川、聞捷、臧克家、艾青。回去後修改作品，發表。那時雖然沒有稿費，但我們充滿了成就感，並且把這股成就感轉換成更大的激情。可以說 1976-1980 是我詩歌創作的高潮階段。
        按說我應該沿著詩歌的道路走下去，然而一個偶然的因素使我告別詩歌，與評論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