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高考後，能參加體檢是一個好兆頭，對我，卻是一個不幸 - 血壓太高，不能通過。聽到消息後，母親趕到我當工人的汽車電機廠。我把血壓結果當麵又告訴了她一遍：高壓低壓都超標，但都超的不是太多。她聽著聽著，目光突然停在我的帽子上，那種當時年輕人都戴的雷鋒式的棉軍帽。這是一個冬天的下午，沒有雲，沒有風，太陽曬得人身暖暖的，我鼻梁上沁出了一些汗珠。我媽一把摘下我的帽子，摔在地上：“這麽厚的帽子捂著，血壓能不高嗎！走，我們去找醫生。”
我們到了城裏的第一人民醫院，管我們體檢的醫生剛下了班，我媽問明了住址，又領著我追到了醫生的家。一個嘈雜的四合院，一個戴著眼鏡、看上去很瘦弱、年齡和我媽相仿的中年婦女正在生爐子準備做晚飯。我指了指她，我媽上前說明了來意，醫生很幹脆：“星期天早上我值班，你們到醫院來，我再給他量一遍”。星期天複查，我通過了。
這不是第一次我媽改變我們家裏人的命運。
文革期間，我父親因為有“三反”言論，一直受審查。我在寫我父親的回憶裏，說他吊在內部矛盾的三反言論和敵我矛盾的三反分子之間，十二年一直定不了案。其實他的案子，曾經有過一個初步結論。在地委組織部的一次會議上，組織部長逐一列舉了我父親的“罪狀”，然後說初步定為敵我矛盾，交會議討論。這時我媽站了起來，很氣憤地指出一些和事實不符的地方，說：“請組織上一定考慮，這些三反言論，xxx從來都沒有傳播過，隻是寫在書的眉批上，而且是他自己主動交代出來的。” 最後母親點著組織部長的名說：“xxx到底是個什麽人，你心裏難道不知道？你一個組織部長，要害人是很容易的”。地委機關的人，不光在一起上班，平常住隔壁，都是很熟的人。 她的這番話，起了什麽作用就不得而知了。令人慶幸的是，會後我父親的案子又重新被“吊”了起來。沒有被定為敵我矛盾是我們的幸運，不然我父親的遭遇，以及我們一家人的遭遇，將會很悲慘。多年後，我媽還會很激動地講述這件事情，很得意她當時說的那句話：“你一個組織部長，要害人是很容易的。”
沒有我媽，我姐姐上不了高中，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是六八年小學畢業，因文革期間停課，等了半年之後才繼續上初中。我姐比我早一年小學畢業，等了一年半，和我一起上初中。和我們一起進校的，還有更早一年的小學畢業生，他們從小學畢業到上初中，等了兩年半。學校把我們66、67 和 68 的三屆學生，編了六個班。 兩年後，初中畢業。六個初中班將縮減為兩個高中班，其餘的下鄉當知青。上高中的選取標準有成績、年齡和政審。我們姐弟倆，地委組織部給學校政審的答複是：我年齡小，可以繼續上高中。我姐因“其父有三反言論，正在審查中，不宜上高中。” 當時我姐離下鄉年齡還差半年，學校把她和兩個像她一樣不夠年齡的女孩子分在一組，讓她們先等待半年，然後到某縣某區某公社某大隊某小隊報到。
我們當時是在城裏住校上初中，我爸在五七幹校受審查，我媽在幹校的下放連隊當指導員。聽到消息後，母親從生產隊趕回城裏，找到地委組織部，要求他們重新考慮：“xxx犯了錯誤，他女兒又沒有犯錯誤，為什麽不能上高中？難道共產黨還株連九族？” 組織部最後修改了政審回複，同意我姐上高中。命運是捉摸不定的，如果當年我姐沒有上高中，不僅小小年齡下鄉受苦，77年恢複高考，也肯定考不了大學。母親後來談起此事，還會很激動地說：”我問他們，難道共產黨還株連九族？“
母親是地方政府的一個普通幹部。熱情開朗，工作勤奮，下鄉搞工作組，總是積極報名。和農民三同，她和村裏同姓的婦女隊長成了姐妹般的好朋友，交往多年。挑擔子，她要和工作組的男同事拚比，中年後飽受腰椎間盤突出之苦。諸多優點中，母親最喜歡聽的讚語是“為人直爽”。她的性格，有些遺傳到我們身上。我姐當工人時，車間的同事用四個字概括她：嫉惡如仇。我下鄉時，同隊的知青對我的評價是“沒有一點奴顏和媚骨”。LOL，那是一個十分政治化的年代。
母親的性格，不知是天生的，還是因為她童年的經曆。她出生在三峽下遊不遠的一個小城鎮裏，上小學時她母親病逝了。她母親育有兩女一子，這時她姐姐已經出嫁，家裏剩下她和比她大三歲的哥哥。她父親再娶後，她們和後媽的關係很不好，老是抗爭，尤其是後媽有了孩子之後，一家人很難在一起生活。這時她開小店的舅舅舅媽把她們兄妹倆接了過去，在下遊不遠的另一個小鎮裏，過上了平靜溫飽的日子。她哥初中畢業後，離家出走，到江南投奔了新四軍。母親初中畢業時，遇到了解放，她進了城裏的地區幹部學校，培訓後，成了新政權的幹部。那是一個熱情燃燒的歲月，母親把她的雙名“安珍”改成單名“青”，長發剪成短發，穿一身列寧服，戴一頂八角帽。先是到縣裏廣播站架電線，寫通訊，搞播音，後來調到地委宣傳部，在那裏認識了我爸，她在宣傳部一直工作到文革爆發。
母親對我們很嚴格，她信奉傳統中國育兒理念：打是愛，鬆是害，不打不罵就變壞。她當年住在她舅舅家時，就很看不慣舅媽對其獨生女的嬌慣，勸告舅媽別把孩子慣壞了，嬌子不孝。到了自己有孩子後，母親不再需要提建議，可以全盤實施她的育兒理念。 母親性子有點火爆，我和我姐犯了什麽錯，尤其考試成績不好，她都會疾言厲色，打我們的屁股，其威懾的力量大大大於巴掌的力量，對我們十分有效。如果錯誤太嚴重了，她會加罰跪。有一次我們被罰跪，她要出門辦事，臨走告訴我們她不回來，不準起來。不一會，小夥伴們趴在窗台上，說：”你媽走了，你們快起來吧，她回來了，我們告訴你們，再跪下。“ 我們沒有起來，直到我媽回來。我小時老是犯錯，老是挨打，周圍的老奶奶們逗我：”你不是你媽親生的，是抱來的。“ 抱，收養的意思。我不喜歡聽，”我媽那麽不喜歡小孩，怎麽會抱一個呢？“
我最大的一個錯誤，是五年級時犯的，那時到了可以幫著做家務事的年齡。一次我去買菜，剩下五分錢，買了一包菱角。我分給了我姐一些，我姐討好我媽，給了她一些。我媽吃著吃著，突然問：“這菱角那裏來的？” 聽到答案後，她十分重視。小時偷針，長大偷天，這麽小的年齡就挪用公款，大了不就是一個貪汙犯？ 我被打了一通屁股，罰了跪，這次還加了一個懲罰：寫檢討，就像當時文革揪出來的那些壞分子一樣。我寫了一份檢討，最後一句是：“我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我姐看了，對我結尾的用詞佩服的五體投地。顯然她每天忙於跳橡皮筋，不怎麽愛看大字報。
我們小時侯怕我媽，但又很喜歡她，因為她愛吃零食。隻要不到農村出差，家裏的瓶瓶罐罐，總能找到糖果和蘭花豆一類的小吃。我爸爸不管教我們，但他也不買零食。上中學後，我媽開始實行文明教育了，我們也不再害怕她。後來，家裏人都喜歡拿母親開玩笑，她也很開心，跟著笑。有次我姐去城裏的楚劇團買戲票，票賣完了，空手而歸。我媽問她：
“賣票的是不是李阿姨？”
”是“，我姐回答。
”那你為什麽不進去找她, 說你是xx的女兒？你長得這麽像我，她一看就知道了。“
我媽很生氣，又加了一句：
”像豬一樣!” 像豬是我們罵人傻的一句話。
從此與她有關的笑話集裏又增加了一個。
我姐和我小時候家裏都不給零花錢。六十年代中，風行打乒乓球。我當時小學三年級，反複請求後，母親花七毛錢，給我買了一個光板球拍。我很羨慕其他小朋友穿回力鞋，讓母親給我買一雙，她不同意：“為什麽要多花幾塊錢呢？不就是解放鞋上麵多一圈帆布嗎？” 我長大之後才知道的，母親其實是很能花錢的。當年保姆離開我們家的時候，她女兒讓她去幫助照護小外孫，她不情願，給自己家的人引小孩，沒有零花錢，想再找一家人做保姆。母親勸她說:”你去引小外孫吧，零花錢，我來給。“ 後來母親一直每月給她送零花錢，直到她們家日子過得寬裕起來。我大伯被打成右派後，失去了優厚的待遇，一家八口，從武漢下放回老家，母親每月要給他們寄錢，幫他們維持生活。母親的舅舅去世後，逢年過節，她給她舅媽寄錢，回報養育之恩。有一段時間，母親還每月給她後媽家寄錢。當時她的父親和後媽先後去世，留下一個大女兒和三個弟弟，大女兒剛上初中，最小的弟弟隻比我大一歲。匯款持續了好些年，直到大女兒當了工人，她的大弟參了軍。母親後來談起這件事，總是很自豪，喜歡重複四個小繼妹小繼弟感激她的話：”姐姐，你不知道，那些年，我們每個月都是等你的匯款，收到後，馬上去糧店買米。”
母親的工作，多是行政性的，除了寫工作報告，不怎麽寫東西，但她對我們作文比較重視。文革學校停課時，她會不時給我們一篇報上的英雄事跡，讓我們寫讀後感。高中畢業時，我們兩個畢業班要在一起開一個告別晚會，讓我準備一篇畢業致辭。我當時為開頭犯難，想避免那時常用的”在當前一片大好形勢下“等套句，母親走過來說：”你可以說‘在這個春暖花開的時節‘。 “ 我頓時耳目一新，這是那個年代的我們這些中學生想不出或不去想的句子，眼前的母親，突然變成了當年的那個女中學生。開完晚會回來，我媽問我姐畢業致辭怎麽樣，我姐說：”開頭挺好，就是長了點。“
母親當年擔心嬌子不孝的她舅媽的獨生女，我們後來叫小姨的，不僅長大後對她媽非常孝順，對我媽也特別親近，姐姐前，姐姐後親熱地叫著。文革時，小姨很可憐她姐姐，一家四口，生活在三個地方，衝炒麵，連豬油都沒有。小姨經常幫助我們家，逢年過節，給我們家弄些豬肉，狗肉，豬油，香油，還騎車到鄉下去看望她姐姐。暑假，把我姐和我接過去住，我看浩然的《豔陽天》， 就是在我小姨家。
母親身邊還有兩個親人，兩個截然相反的人，一個是我父親，一個是她的哥哥。
我在一篇關於我父親的回憶裏，這樣描述我的父親：
“父親的為人，像他的字，隸書和小篆寫得很到家，可以贈送親友，有時寫寫行書，但他從來不寫草書。…他的三反言論，可以說是文人習性的顯露，言他人之不能言，不善言，不敢言，但他不張揚… 做了一輩子的文案，看了一輩子的書，沒有留下任何文字。“
我舅舅是個愛寫狂草的人，寫了就裱起來，贈送親友，我現在還有他寫的一幅立軸。他寫詩，寫小說，寫劇本，在地方刊物上發表。他個性張揚，大鳴大放，馬上成了右派。右派平反後，到城裏師專教文學。但我父親對他從來不屑一顧：品位不高，“半吊子”。
打成右派後，我舅舅被遣送到農村，後來到城郊的磚瓦廠當工人，幹出窯這種最苦最累的活。後來有人給他介紹了一個農村婦女，結了婚，生了個兒子，就離婚了，把孩子留在鄉下。我父親本來就不喜歡我舅舅的個性和作派，打成右派後，大概有過激烈的爭吵，斷絕了來往。“他說我們是共產黨六親不認，也不會有好下場的，話說得太毒了！” 我媽這樣解釋。 文革後期，舅舅開始到我們家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每次填寫履曆表時都不情願填寫的舅舅。 他梳著一個背頭，戴一副寬邊眼睛，說話時笑咪咪地盯著你的眼睛，不緊不慢，一板一眼。他當時說：“我一個長輩，你們從小長大，我也沒有盡什麽義務，對不起你們。” 他告訴我媽磚瓦廠的情形有了很多改善，因為廠宣傳隊的一批年輕人把他拉去寫節目，很崇拜他。
舅舅後來一年到我們家來幾次，我爸對他還是不熱情，見麵打個招呼，一起吃飯也不交談。多年後我妻子到我們家，看到的還這個情景，她十分詫異：”你爸爸怎麽可以這樣對待你舅舅！“ 我媽對她哥哥很隨便，人前人後，直呼其名，每次來了，都有好飯菜招待。當時他一個人過日子，春節吃團年飯，我媽會把他叫過來。舅舅很少談他的過去，包括他在新四軍時的事情，隻是八十年代初，白樺編劇的電影《今夜星光燦爛》走紅，他說新四軍時，他和白樺在一個連隊，一起搞文化宣傳。” 右派平反後，舅舅從磚瓦廠到了師專，把他兒子從鄉下接到身邊。小孩子從小沒人管，野慣了，不愛學習，常常打架。當時我媽在電影公司工作，內部放電影時就把他叫過來，讓他去陪姑爹看電影，趁機苦口婆心地和他談話。
其實母親曾經很佩服她哥哥，他是個敢說敢幹，熱情奔放的人，中學畢業，就離家出走，投奔了新四軍。母親曾經約了她的一個中學好朋友，去投奔她哥哥和新四軍。臨走前夜，她的朋友突然放棄了。母親不無遺憾地說：“她當時談戀愛了，不然，我也是解放前參加工作的幹部了 。” 解放後，母親到縣政府工作，和她哥哥在一起。當時她哥哥是縣裏的筆杆子，縣裏出布告，都是他起草，用毛筆抄了，掛在縣政府大門口。我媽很可惜他：“他這個人老是對現實不滿。解放前不滿，投奔新四軍。解放後還是不滿，成了右派。” 舅舅後來到師專當老師後，春風得意，六十多歲的人了，帶著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友到處跑。我媽說：”他又得意忘形了。“
那個星期天血壓複查合格後，不久我被外省的一所大學錄取。離家後十幾年，和父母在一起的時候不多，直到90年他們到芝加哥來看我們，在一起生活了三個月。母親這時已經退休，穿一件傳統的對襟褂，少了許多風風火火，多了幾分淡定祥和。她依舊十分愛幹淨，不光每天飯後洗刷，還把廚櫃裏所有的鍋碗都搜出來用手洗了一遍。母親每天做飯，從家常菜，到扣肉、魚糕這類小時候過年才能吃到的菜，一樣樣做來，不重樣。一個月後，母親說：“我會做的菜都做過了，我們是不是再來一個循環？” 那時，我妻子在印第安那州，周末回來。每個周末，我們開車帶父母各處遊玩觀光。周日時，他們白天看瓊瑤連續劇，晚飯後，我不像往日那樣加班，陪著父母親打撮牌。臨回國的那天晚上，打完牌，母親說：“我們走了，晚上沒有人陪你打牌了。”
新中國成立，已經72年了，文革爆發，已經56年了，父親去世，已經25年了，母親去世，也有了15個年頭。這些年裏，父母親走過了他們奮發激揚、風風雨雨的一生，我們們也經曆了動亂的童年，土插隊，招工，恢複高考，洋插隊，到了回憶往事的年齡。
要無語了,,,
想起了母親當年的那句話：”在這個春暖花開的時節。”
（202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