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有機會見到卡瑪。卡瑪就是卡瑪麗達，對北京的許多老三屆，特別是101的老三屆，是個非常熟悉的名字。父親是美國“國際友人”韓丁，自己1949年12月出生於北京，直到1971年才第一次回到美國。在“外國專家”圈子裏長大，卻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國孩子，從小拒絕說英文，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在學校裏與中國同學談天說地，參加文化革命，回美國上大學還得重新學英文。

卡瑪的父母非常革命，文革一開始就貼出大字報，“決心要成為堅強的革命者，成為堅定的反修戰士。為了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我們決心鍛煉和考驗我們自己。我們的後代必須成為堅強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決不允許他們變成修正主義分子。”在這種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卡瑪把自己當成革命接班人。在學校裏自我感覺非常好，革命勁頭十足。

文革開始後，大部分“外國專家”的孩子們都回國了，卡瑪卻留在中國，參加大串聯、大辯論，下廠下鄉勞動。軍訓不讓她參加，“內部”學習也要先把她轟出去才開始，給她內心的衝擊很大。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不能讓她去插隊，她主動要求去工廠，結果被分到遇羅克曾工作過的人民機械廠，開始讓她看到中國政治最黑暗的一麵。她始終從心裏覺得自己是個中國人，隻不過長了一張“洋臉”，直到現在，每次要去中國還是用“回國”兩個字。

卡瑪不尋常的一生使她對中國和美國有著複雜的感情糾結，對兩個國家都是又恨又愛。恨美國是出於狹隘的個人感情，因為父親53年回美國，被麥卡錫主義國會議員定為“叛徒”，吊銷了護照，使父女失散十幾年；恨中國是出於廣義的正義感，特別是天安門事件後，徹底認清了中國政府的性質。愛美國則是本能，21歲以後真正享受到民主自由，體會到自己是美國人是多麽幸運；愛中國是愛中國人民，愛她的朋友不顧文革壓力繼續與這個美國人來往，使她感受到了困境中的友誼。她坦白承認，不希望美中兩國之間發生戰爭，因為如果打起來，她真不知道應該站在哪一邊。

卡瑪回到美國後上大學，跟美國人結婚，名正言順地恢複了本來屬於自己的“美國人”身份。她給丈夫起了個不能再中國的名字：高富貴。她自己的中文名字是韓倞，她說就是北京人的意思。可是沒有人叫她韓倞，隻叫她卡瑪。

卡瑪大學畢業後心裏還是留戀中國，決定跟丈夫一起從事拍攝有關中國的電影。最主要的兩部紀錄片是《天安門》和《八九點鍾的太陽》，分別講述天安門事件和文化革命。她采訪了無數名流，從媒體和民間收集了幾百個小時的錄像，讓觀眾看到從來沒有公開過的鏡頭。然而，由於每部影片隻有3個小時，她刪減的結果得罪了許多人，政府罵她歪曲曆史，顛倒黑白；學運領袖罵她斷章取義，還是個毛分子，讓她無處辯解。她說自己是“風箱裏的耗子，兩頭受氣”。

這兩部紀錄片在中國被禁，但她還不在政府的黑名單上，每次“回國”都能拿到簽證，隻是到哪兒後麵總是有條尾巴。目前她在大學裏教書，如果再拍電影，可能會是關於中國環保問題。

會打仗嗎？幾天前川普下令取消美國和台灣之間的外交來往限製。北京大怒，指責美國製造事端，讓人又聞到了火藥味。如果美中真的打起來了，你站在哪邊？是像卡瑪一樣，不知道應該站在哪一邊？在美國大陸華人的窘境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說你站在美國這一邊，會有人罵你；如果你說站在中國一邊，也有人會罵你。我會站在美國這邊，有人想罵就罵吧，別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