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醫生的死在中國的民間掀起了軒然大波。幾乎是一夜之間，巨大的悲憤占據了微博和朋友圈，成為了武漢疫情爆發以來最大的話題。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官方少見地失去了對大眾輿論的完全管控，讓人一下子有種回到多年以前的幻覺。當然，此後的兩天便落入了慣常的套路，一票打著“客觀”、“中立”、“理性”的雄文粉墨登場，待公眾的激情消退，喧囂塵上的輿論風波就這樣平息了。

  對此誰也不會感到意外。在當今的輿論環境中，誰也不會期望某個單獨的事件會給中國帶來一場變革，在世界上最完善的輿論控製體係裏，任何群體言論最終控製在當權者鼓掌之中。盡管如此，如此之多的普通大眾自發地對李醫生進行悼念，讓人深受觸動。人們一反常態地，以完全不在乎的態度表達自己觀點，並且享受了這整個過程，這是這個國家的公眾空間中非常少見的充滿勇氣和誠實的一刻。

  在微信朋友圈裏，我第一次發現這樣的情景：上到身家上億的私企老板，下到上門保潔的阿姨，無論是有頭有臉的國企領導，還是深居簡出的碼農兄弟，從愛好打扮的小白領，到不修邊幅的快遞員，從又紅又專的精英政治信徒，到自由經濟的死忠，都在異口同聲地緬懷李文亮醫生，並對他所遭受的不公表達憤怒。我想自己很多年後也難以忘記這樣的一個早晨，打開微信，裏麵是無數盞蠟燭，和同樣的標題：健康的社會不應該隻有一種聲音。

  在這一刻，每個參與其中的國人都偉大了一些。在我看來，這代表了文革後出生的大部分中國人，經曆了改革開放的浪潮，和近年來愈演愈烈的宣傳和輿情管控的洗禮，幾十年來少見地地在某些價值觀上達成一致，這些價值觀並非源於黨國的宣傳和當權者的灌輸，而是樸素的和自然而然形成的觀念，無論是否被叫做所謂普世價值。這更襯托出所謂體製的尷尬——鐵板一塊的正確，不容反駁的權威，森嚴的等級關係和“一切聽領導的”，與日新月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越來越格格不入。

  與此同時，“健康的社會不應該隻有一種聲音”絕非是一個政治主張，聽起來更像是一句被動的辯護，仿佛是來自一個被老師責怪的學生。如果這樣的辯護都不能被容忍，那就意味著當前的輿情管製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僵化，越發向著“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的方向一去不返。這一點還需要時間檢驗。

  在這場風波中，70～90年代出生、受過較好的教育，在城市定居的一代是其中的主力軍。在這個群體內部，也存在著政治觀點迥異的群體，總地來說可以分為三類人：

  第一類人可以稱為中國語境下的左派，他們是真誠的黨國擁護者，憂國憂民者為多，他們支持當前的政治體製，並對西方世界抱有敵意。這類人有兩個來源，一部分人是主流教育和宣傳的信徒（“大眾左派）”，但也有一少部分人，姑且稱之為“精英左派”，這部分人受教育良好，眼界頗廣，自居為精英政治的衛道者，將大眾，也包括前一部分人視作是需要教化和領導的烏合之眾。他們也會毫不留情地批評一些官員，但他們的批評是建立在對體製本身不加懷疑的基礎上的，更多地是對基層執政者的不滿，所以說他們才是最為堅定的改良派。事實上，大眾左派的人數在80後中已經越來越少，但精英左派的人數卻在增多。根據我的觀察，其中向來不缺少一些國資企業的中高層，但也越來越多地包括各行各業裏混得不錯的的專業人士，以金融行業為甚，可見個人收入和社會地位確實是哺育精英意識的溫床。

  第二類人則是中間派，他們有著真誠的國家自豪感，對西方世界沒有敵意，但對政治話題抱有消極和警覺的態度，轉而對個人利益有著高度的關注。這類人是典型的個人主義者，從未熱衷於公共事務或是嚐試參與後心灰意冷，或主動或被迫地從公共空間中撤退，最終安於私人的角落。對於社會問題，他們沒有預設立場，能夠從最樸素的觀念出發得到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麵卻易受外部環境尤其是群體立場的影響，並出於趨利避害的本能，避免與大多數人出現分歧，久而久之，更疏遠了他們對公共空間的參與。但當一個李文亮醫生這樣的事件出現，其價值指向如此鮮明，一邊倒的言論又提供了安全的空間，廣大中間派就毫無顧慮地參與其中了。中間派有著龐大的基數，他們一方麵是官方教化的失敗品，另一方麵也是千年以來統治者和民眾分隔的延續。在我看來，大多數年輕一代的城市人口都在中間派之列。他們既是現有體製和社會基礎的壓艙石，也是最大的能夠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他們的選擇則很大程度上也會是中國的選擇。

  第三類人是所謂右派，這裏的右派是中國政治語境下的說法，與前兩種人最大的不同在於，這類人對目前的政治體製持否定的態度，對西方世界則抱有接納和讚同。他們的觀點並不為官方所允許，更談不上參與公共討論的機會，因此在平時，這類人實際上體現為中間派的樣子。在中國，這是一個組合奇特的群體，其中有飽受打擊、逢社必反的極端人士，也有不折不扣的學者和專業人士。這類人的規模並不龐大，但嚴苛的言論控製下，他們沒有機會表達觀點。在我看來，這個派別最為可悲之處在於中國從來就不具有自下而上決定公共事務的模型，阻擋互聯網的高牆下，右派無法通過公共空間的討論影響真正的中間派，與此同時，不少人也深陷於中國特色的矛盾之中，一個勇敢地在朋友圈中問責政府失職的人轉眼間就會要求關停某某低俗文娛節目或是嘲笑諸如廢青們的低能，這也是與一個民主社會的觀念基礎是不相容的。

  記得魯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提到了一個鐵屋子，如果很多人不是真睡而是在裝睡，將如何叫醒他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