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常會想起李純愚老師，他離世至今將近60年了。

1950年代，李純愚是當年西北師範學院（現在的西北師範大學）物理係講師，北大研究生畢業。在50年代末，反右後的拔白旗運動中，被拔白旗，發配到甘肅極貧窮的農村勞動。聽說後來因體力和精神都不堪重負，看不到人生前途，服毒自殺了。

查西北師院李純愚，居然沒有查到任何信息，非常失望和遺憾，畢竟他在師院教了那麽些年書。後來在2003年出版的《北京大學物理係九十年》中，總算查到他在北大讀研的記錄。

我沒在西北師院讀過書，和李純愚老師本來不會有什麽交集，但無意之中卻有緣相識，有些接觸和一點點了解，也就比較關注。

前麵寫過，建國以後，從1950年開始，我父親就來到甘肅蘭州的西北師範學院曆史係任教。50年代前半期，我作為師院子弟，在西北師範學院附設中學讀書，喜歡打乒乓球。

1956年暑假高中畢業後，我去西安讀大學。大學第一年，感覺不大好，一來感覺大學裏的老師教學水平普遍不高，遠不如我們師院附中的老師；二來那一年學校裏太多政治活動和運動，先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寫大字報批判教授，後來開始抓右派，大家都沒有多少心思學習；其三，同班同宿舍有一位L同學，正在積極爭取入黨，不僅自己積極學毛選，同時也過度關心周圍其他同學的言行動態，開會學習討論的時候，也許是為幫助同學提高覺悟吧，常常掏出他的小本子，說某某同學在什麽時候什麽場合說過什麽話，思想有什麽問題，。。。。。。弄得大家都不願意在宿舍裏待，回宿舍也不想交談。在反右派運動中，就有人倒黴了。（再次聽到這位L同學的消息時，是說他在工作崗位上不幸英年早逝，由於他的突出成績和表現，被樹為青年楷模。也曾聽說，畢業很多年後，他曾經向某同學表示過道歉和後悔。）

1957年暑假，我以“得了關節炎”為由，申請休學一年。無獨有偶，我們班另一位王姓同學也以同樣理由申請休學，他是從蘭州鐵中考來的。1958年暑假後複學時，我們倆和1957級學生一樣，才開始讀二年級。

我在蘭州西北師院家裏休學的這一年，有一個鄰居老頭正管理著位於單身宿舍（平房）區的教工俱樂部，裏麵有書報閱覽室，有象棋、撲克等娛樂項目，也有一張乒乓球台。老頭喜歡打乒乓球，我也喜歡，就常去教工俱樂部打乒乓球。在那裏結識了五、六位球友，都常在晚飯後去打球。最厲害的是曆史係學生郭宗（越南華僑），曾代表甘肅省隊參加過全國比賽；物理係的李純愚老師也是其中之一，他總是打到出汗為止，就脫衣離開了。

李老師皮膚白皙，個子不高不矮，胖瘦也適中，戴眼鏡，比較書生氣，沉默寡言，打球之外不多說話。更何況他是大學老師，而我隻是一個教工子弟，大一休學的學生而已。我隻知道他是師院物理係講師，北大研究生畢業。不過那年頭，北大研究生畢業的老師也是很稀罕的，所以我印象蠻深。似乎他當時還是單身，至於他是哪裏人，怎麽來到西北師院物理係等等，我都不知。

那一年，我還去旁聽過李純愚老師給西北師院物理係學生上的普通物理（電磁學）課，百多人的大教室，我坐在後排。感覺他講得挺清楚，比我的大學老師好很多，又多幾分欽敬。

在家休學這一年，也正是西北師院大抓右派的一年。當年甘肅省委是非常極左的，西北師院也是異常極左，西北師院的許多教職員和幾百名青年學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我的父親是曆史係副教授，從來與人無爭、不多講話，也不幸中招，在1958年被定為右派分子；一輩子家庭婦女的我母親竟也受牽連，遭了更大的罪，兩位老人家蒙冤受難整整二十年。

那些年，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李純愚老師，在反右中躲過一劫，卻未能躲過下一年的“拔白旗”運動，他被拔了白旗，還被發配到極為貧窮落後的甘肅農村勞動。那個地方窮得沒有牛（或沒有足夠的牛勞力？），隻能用人力拉犁來耕地種莊稼。當時甘肅農村正處於經濟困難時期，他一介書生，大約體力和精神上都很難承受，加上不愛說話，無法排解，看不到前途，便想一死了之。

關於他的死，我後來聽說的情況是：那一天他把所剩的糧票油票全交給他住的那家人，請人家給他烙成餅，吃完餅，就服毒自殺了。還聽說他父親接到師院通知來到學校，一個人呆在他的宿舍裏，不吃不喝，兩天後帶上兒子的一些遺物離開了。

我早已年逾八旬，作為李純愚老師當年的小友和編外學生，在將近一甲子之後，寫下這樣一篇小文，是為紀念李純愚老師，也是為自己心安，並立此存照。

從《北京大學物理係九十年》查到，李純愚是1948年入學的北大研究生，他研究生導師是光學專家趙廣增教授，有幾位他當年的師兄弟，後來名氣很大。他1951年研究生畢業，是北大物理係在複員回北平以後、直至建國後1952年院係調整前唯一一位畢業的研究生。非常感謝這本書的編著者沈克琦、趙凱華教授，辛苦收集、整理、編輯、刊出北京大學物理係這麽多年、這麽齊全的檔案。

 下麵是錄自《北京大學物理九十年》的資料：

 １９４７—１９５２年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