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奶便是娘”“人總得活著”是漢奸的理論

任何一個國家遭受外族入侵時，出現“有奶便是娘”“人總得活著”的賣國賊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為何冒出這麽多漢奸來？

漢奸，並非生來就是漢奸，也不都像影視片裏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個“皇軍”的樣子，那實在是小瞧了漢奸的水準。
想當初，曾經追隨孫中山的汪精衛是如何了得的熱血青年。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汪精衛親赴北京行刺清朝攝政王載灃所作《致南洋同誌書》何等壯懷激烈！誰能想到，這個曾經有著荊軻刺秦般豪邁和勇氣的人，最終卻淪為出賣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

誰又能想道，汪偽政權中僅次於陳公博、周佛海的骨幹頭目，官居汪偽政權組織部長等要職的梅思平，當年曾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點第一把火的學生領袖，這個慷慨激昂大罵曹汝霖是賣國賊的人，抗戰期間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實的大漢奸。而陳公博、周佛海也曾是顯赫一時的中共一大代表。他們先是背叛了共產黨，又背叛了國民黨，死心塌地地將自己的命運牢牢綁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戰車上。“卿本佳人，奈何作賊？”然而，這就是人和曆史的詭異、深刻之處。

其實，看似偶然的社會現象，背後一定有必然的東西在支撐。“漢奸現象”的繁衍，有其複雜的社會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之所以有漢奸，一定是因為有外部敵人。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是日本侵略者實施“以華製華”策略並與漢奸親日派相互勾結的結果。

抗戰初期，日本首相發表對華宣言，就公開聲稱“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和發展……”日本侵華無異於“小蛇吞大象”，沒有漢奸，他們就是聾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視采取威逼利誘等各種手段，扶植漢奸偽政權達到自己的目的。

1935年3月18日，以民國“美男子”著稱的汪精衛畫像出現在美國《時代周刊》封麵上。頗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經曆時把他比喻為“鯨魚的胡須”，意思是容易彎曲，也容易反擊，暗諷汪對日態度變了，已經彎曲了。

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敗和主政挫折後，曾一度主張積極抗戰的“鯨須汪”，完全改變了立場，成了堅決“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積壓下，他的“鯨須”徹底彎曲了，再也找不到那個熱血青年的影子了。

正如毛澤東同誌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義根源於民族悲觀主義，即民族失敗主義”。對外反侵略戰爭的屢戰屢敗，使國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發展。抗戰初期“民眾經過上海撤退、南京淪陷的大變，在愛國的心情上呈著害怕敵人的薄霧”。

“不戰亦亡，戰亦亡”。汪派漢奸們恐懼於日本力量的強大，片麵認識中日力量的差距，視敵人如神物，看自己為草芥，無視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義的力量。汪精衛、周佛海認為，以落後中國與強盛日本為敵，“勝負之數不問自知”，“日本感覺著癢的時候，中國感覺著痛了；等到日本感覺著痛的時候，中國已會因痛而死了。”

正是這種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們自作聰明地得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結論，以為隻有采取“非常舉動”“堅定地與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脫離抗戰陣營，走上自絕於民族的“和運”之路，實際上完全成為受日本人擺布的傀儡。

有學者研究“漢奸文化”時發現，在汪偽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別是一些甲午戰後赴日留學接受了“洗腦”的中國學生，輕而易舉被侵華日軍所利用成了鐵杆漢奸。他們自以為對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準確，因而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破壞性。從中我們也不難發現，日本通過留學教育在中國留學生中培養親日派的險惡用心。

“漢奸現象”的泛濫，說到底是人的價值觀的淪喪。“居其地，而獻其土，視為不忠。食其祿，而弑其主，視為不義”。忠奸正偽是中國人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道德命題。

漢奸的本質特征是背叛、出賣民族利益。既然是“出賣”，就必然會有“進益”，賠本買賣漢奸是不會做的。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是漢奸定義的基本條件，也是漢奸真實心態的記錄。

所謂“小奸出於愚，大奸出於智”，汪精衛敢跳火坑做漢奸，與其野心勃勃、權力欲望膨脹有較大關係。汪精衛本來擁有優越的政治優勢，長期與蔣介石爭領袖地位而居於下風，隻得到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虛名而無實權，自嘲為蔣記“賬房先生”“秘書處”。故此，另辟蹊徑，再起爐灶，企圖借助外力以滿足其“領袖欲”，成為汪精衛附逆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

被川島芳子勾引下水、身居偽江蘇省長等高位的李士群常對其部下說，可以在河邊摸大魚，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魚。我李士群什麽都沒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說我是漢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現在有的是錢，有的是力量。

收入優厚的汪偽頭子周佛海，當年竟以“每月交納20元黨費太多”為由，宣布脫離共產黨。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等要職後，對自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仍不滿足，而做漢奸從事“和運”，自感“始覺與兩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從這些赤裸裸的自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靈魂是多麽肮髒、醜陋和低下。

與大漢奸相比，低級點的漢奸理論就是“人總得活著”。當問及作為中國人為何當偽軍不當八路軍時，有的偽軍竟作答：偽軍有軍餉，能養家。其實，漢奸們活得很悲哀，因為他們沒有祖國；漢奸們活得很卑賤，因為他們沒有靈魂。

漢奸的繁衍，反映出我們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問題。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專製造就了許多國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傳統文化的糟粕，對國人心靈造成極大侵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利己主義思想、“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處世哲學，忍氣吞聲、隨遇而安、逆來順受等傳統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國難當頭時很容易叛國變節，跪拜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抗戰時期漢奸之所以大量出現，主要是由中國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漢奸的產生與中國近代長期不統一密切相關。曠日持久的內戰，使近代中國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為政，致使一些民眾地域觀念很強，缺乏國家認同意識與歸屬感。這種被孫中山稱為“一盤散沙”的狀況，為外國侵略者對華推行“以華製華”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民國建立後，並未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安定和幸福，相反是獨裁統治，吏治腐敗，軍閥混戰，外強淩辱，國運日衰，人民生活水平極端低下，造成社會離心力加劇，為漢奸思想的流行打開了通道。

當我們研究抗日戰爭史時發現，抗戰中投降日軍的國民黨將級軍官達58人之多，成建製投敵的國民黨軍隊達五六十萬人，追隨汪精衛降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居然也有20多人，並由此構成了汪偽政權的班底。而共產黨在抗戰時沒有一個降日的高級將領或中央委員，也找不到一個營、一個連成建製投敵當偽軍的部隊。

何以出現如此迥然不同的結果？在國民黨的指令中，有可以“保存實力、暫時投降”的諭戒。與此相反，在共產黨的入黨誓詞中，有一句近百年不變的錚錚誓言：“永不叛黨”。曆史上黨內雖也有叛徒，但終沒有形成氣候。

抗戰期間，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給德國外交部的密電中，這樣描述蔣介石對中日“調停”的態度：“他(蔣介石)秘密地告訴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國政府會被輿論浪潮衝倒，會發生革命，唯一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會在中國占優勢，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

蔣介石:“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這是一句震人心魄的大實話。在共產黨的字典裏，確實沒有“投降”“變節”的字眼。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成為危難之際全民族奮起抗戰的價值引領；共產黨人用“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的壯舉，給一個飽經屈辱的古老民族注入了“沛乎塞蒼冥”的英雄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