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歐洲議會議員候選人謝盛友：

歐盟越大，聲音越小

歐洲時報 張喬楠

http://www.oushinet.com/qj/qjnews/20190525/322173.html

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就在眼前，有一位華人成為了德語媒體關注的焦點。他將代表CSU（基督教社會聯盟）參加歐洲議會選舉。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出現在德國媒體的視線，2014年他便高票當選班貝格市議員。當時的競選口號“Ente gut，alles gut！”依然讓人記憶猶新。他就是謝盛友，這句競選宣言也告訴人們，他還是一名中餐館老板。他在班貝格紮根已有31年。

借歐洲議會選舉在即的契機，記者來到班貝格對謝盛友進行了專訪。記者希望知道，謝盛友為何選擇從政的道路。他說自己一直記著當年留學前父親的話，31年來始終在尋找一個答案。

他1979年考上大學，在中山大學學習德語和英語，後來在上海大眾工作。他的太太也是他的同學，後來在上海另一家德企AEG上班。他對記者說：“我和你爸爸是同一代人，我們這代人生來就挨餓。1959年大饑荒，後來遇上文革，上學就停課，畢業了就下鄉，回城就要待業。我們這代人蠻可憐的，離開書本和知識挺遠的。既然我們讀德語，想多了解德國的文化、哲學、音樂，就想來這裏留學。”

30年來都在尋找一個問題的答案

他把想法告訴了父親。他的父親很欣賞德國前總理阿登納，“我爸爸說，搞不懂日本人和中國人為什麽不能和解，你去德國後能否幫我弄明白，法國人戴高樂和德國人阿登納為什麽能夠和解？”

1945年至1963年，二戰中作為死對頭的德國與法國進入一段關係和解期，兩國關係越來越緊密，如今成為歐盟最重要的兩大支柱。“我30多年來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歐洲大陸和我們中國麵積差不多，但他們產生了許多民族。他們的語言是象音文字，不是我們的象形文字，象音文字變化很快，聚到一起的一群人慢慢就生出了一種獨特的方言，後來就成了一個小民族。在曆史上德國和法國一直是死對頭，經曆了很多分裂與衝突。我們中國能夠統一，是文字統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秦始皇統一文字後，我們的文字要改變，就不像歐洲那麽容易了。”

“歐洲這麽多民族，這麽多語言文字，能夠融合，我認為是和他們的宗教信仰有關係。不管是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大小國家基本上信仰是相似的，有段時間會鬧，但互相理解和包容也比較容易。中國和日本文化相似，都受儒家文化影響，但兩個民族信仰不一樣。這是我的思考。”

從政、融入和讀書人的心有不甘

謝盛友畢業後在大學裏兼課，也在新聞局做一些工作，但養家糊口還是很難。後來看到大學生中午飯的問題很難解決，學生都想吃點又好又便宜的，謝盛友就開了一個快餐店，像大學食堂一樣。沒想到，快餐店生意非常好。店裏工作忙碌，加上當時在埃爾朗根的法律博士導師遇到交通事故意外離世，謝盛友便沒有將博士學業繼續下去。

謝盛友的孩子長大後在慕尼黑工大學習凝聚態物理，後來在研究所裏從事基礎研究。對於孩子的成長，謝盛友很是欣慰，但內心仍有不甘。“對我們第一代人來說就有點犧牲了。一個讀書人開快餐店，每天都能看到營業額，有錢掙很開心，但心裏還是難以平衡，讀書人光做這個不夠。”

他在融入當地社會的問題上同樣有著困惑。“中國文化說入鄉隨俗，但到底怎麽才能融入當地？你德文好，會讀歌德席勒，即便後來入了籍當了議員，你還是外國人。班貝格當地人很保守，內心看不起你，但好在他們表麵上還是很懂禮貌很尊重人。我要融入就要找突破口。在小孩的中小學都有個家長會圈子，你可以為小孩為學校做點事情，很容易被接納。這個圈子很好，家長有不同職業不同黨派，有大小企業家。我們德文好，在一起說小孩的事情就很自然。”從學校家長會的圈子裏，謝盛友結識了許多朋友，後來也從這裏找到了突破。

“選擇加入什麽黨派，當時也有考慮。自民黨，基社盟或者社民黨，我看他們的黨章政策，畫了3個圈，發現還是基社盟的理念符合我的想法多一些。我開始還有顧慮，一個很保守的黨派會不會接納一個外國人？當時議會有朋友介紹我進去，問我你是想做一般的黨員還是想競選黨委會委員。我說，入黨就是要做事情的，所以2013年開黨委會的時候，我去做自我介紹，反響很好，得票很多。地區黨主席赫爾穆特是個牛津大學的博士，他認同我的理念，又覺得我善於推銷自己。他後來問我要不要競選市議員。”

謝盛友沒有立即應允下來，而是說要等到5月份才能給答複。那年5月班貝格舉辦一場馬拉鬆比賽，謝盛友為了測試自己在班貝格的知名度，決定去跑一圈。“我當時一跑，沿途很多人跟我招手。當時心裏不禁想，一個小小的快餐店，可能小城80%的居民都來吃過。”於是他就告訴黨裏，要選，並且預計自己會得到很多票。

外界普遍認為基社盟是較為排外的黨派。謝盛友競選市議員並取得理想的結果，會是基社盟回擊外界的一個有力舉動。2014年，當時班貝格共有9個黨派，每個黨派有44個候選人，謝盛友以班貝格最高票數當選市議員。“當時報道很多，地鐵屏幕都是我那句宣傳語，Ente gut，alles gut！”他解釋道：“德語諺語ende gut, alles gut 結果好，什麽都好。弗蘭肯地區人，t和d發音是分不清的，這個競選口號讓人們同我的身份結合起來。”時間推移到2018年3月，基社盟要從班貝格推選一個人參加歐洲議會選舉，謝盛友不想錯失機會，“30多年我都在做爸爸交給我的功課——歐洲人為什麽能夠團結到一起。”

基社盟位於慕尼黑的黨中央支持謝盛友參選的決定，基社盟也將成為德國唯一一個推薦非歐洲人候選人的黨派。2018年11月的候選人競選大會，共有61人參加。謝盛友介紹：“中國有富二代官二代，德國也有。他們自我介紹時很自信，第1到第10名是黨中央安排好的，後麵的排名就靠表現。我自我介紹完了，包括澤霍費爾（基社盟主席）、曼弗雷德·韋伯（基社盟政客，歐洲人民黨議會黨團主席）在內所有人都全部起立鼓掌。我從第60名升到第25名。”

若成功當選歐洲議會議員，謝盛友表示將重點推動三個領域的工作：一，推動歐洲全麵禁止童工，這個問題在東歐部分國家仍較為嚴重；二，全麵禁止日常消費中的塑料包裝，這跟他作為快餐店老板關係緊密；三，加強歐洲在癌症防護與治療上的保障工作，這方麵他學習的對象是瑞士，是韓國與日本。

憂慮：歐洲中間力量越來越弱

但是，對於歐洲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謝盛友卻並不樂觀。“歐盟一直不停地擴張，需要平衡的利益方更多了，從6個到9個，到17個、24個，現在是28個。為什麽英國要脫離歐盟？歐盟太大，很多事情決策上就難以統一意見。歐盟不按人口，一個成員國一票，歐盟越大，聲音就會越小。”在他看來，這次歐洲議會選舉有其戲劇化成分，英國要離開歐盟，卻始終拖著無法離開，到5月22日之前若未能脫歐，英國也必須參加歐洲議會選舉。“今年選舉本身就怪怪的。”

他談及2015年秋天百萬難民湧入歐洲的問題。“歐洲發展到今天，這種人文關懷的底蘊是很深的，不接納難民不大可能。但盲目的歡迎，比如默克爾三輛火車沒有經過檢查就讓人進來，就導致了很難得境地。按照都柏林協議，要每個國家分配、接納，但歐盟國家這麽多，很難協調。”

“默克爾是總理，也是一名牧師的女兒，但2015年的時候，我想她自我身份定位有些混亂。默克爾希望按照都柏林協議去接納，但匈牙利這些國家不接受。人性是自私的，這代人享受了70多年的和平時期，已經很不容易。難民把穩定的社會衝垮了，左翼和右翼勢力就起來了。社會要穩定，中間力量就要強大，但看德國東部幾個州的選舉，選擇黨可能會超過基民盟成為最大的黨派。右派其實也就是本土主義，要保護德國本土，本土利益保護多了，歐盟整體利益就少了。”

中間力量小了，左右的力量大了，國家和社會就有分裂的趨勢。曆史總在螺旋曲折地發展，合久必分，團結久了就會有衝突。歐盟今年的選舉似乎就走在曆史的轉折點上。難民如同催化劑，讓隱藏在角落裏的極右翼思想找到了重新登台的機會。

記者提及，國內外均有一種深刻的憂慮，擔心歐洲終有一天會“穆斯林化”。謝盛友認可這種觀點：“二戰實際上是基督教和猶太教打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肯定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打。這是我最大的擔憂，現在天主教也好，新教、路德教也罷，做禮拜的人越來越少了。穆斯林很保守，也很虔誠。歐洲人過得很好，很自由，不結婚不生小孩了。現在歐洲都是穆斯林生小孩，最大的風險就是這個了。歐洲穩定，需要中間力量強大，就跟我們玩跳板一樣。極右勢力擴大了，之後極左勢力肯定也會起來。和平時間一久，中間力量就越來越弱，很難出現一個像阿登納、戴高樂一樣的強人領袖了。”

華人融而不入：自己是法蘭肯的中國人

記者把訪談的話題重新拉回到“華人融入”上，似乎沒有改變現實帶來的沉重感。謝盛友認為，中國人在德國是“融而不入”的狀態。“中國人不像穆斯林，與歐洲沒有根本上的文化衝突，被接納是容易的，但要真正實現‘入’很難。即使現在，我跟他們談論政治時會有共同話題，坐在一起閑聊還是很難聊到一起去。聊中國的東西他們不會感興趣，聊德國的東西我們知道的又不多。所以我拚命地學和寫班貝格的東西，寫這裏的秘密。多學一點，和德國人在一起時至少可以吹牛。人在一起聊天，其實很多內容都是廢話，但沒有廢話講就很難和他們融入到一起去。”

他把自己定義為“法蘭肯的中國人”，把其兒子定義為“有中國背景的法蘭肯人”，把其孫子稱為“具有法蘭肯背景的法蘭肯人”——“真正融入德國社會需要三代人。”他的兒子從小學習很好，拉小提琴也經常獲獎，很多同學圍著他轉，但他身上的中國烙印依舊存在。他曾掌握1000多個漢字，後來因為很久不寫就忘記了，還會說中文。

謝盛友直到2010年才入籍，之前在不少國內媒體寫過專欄，入籍後精力不夠了才停止，但自己博客上倒是一直沒有停止更新。他希望把德國社會很多細節寫給國內人看，比如垃圾如何分類。他每天都會看《明鏡》，也會看國內兩岸三地的新聞，在他看來兩者一樣重要，“至少要知道‘一帶一路’有什麽事情在發生，台灣有誰要競選領導人……我兒子就不讀國內新聞了，但有時候還會問海南家鄉的情況，問中大母校有何新聞，問上海浦東的變化，因為我們在上海的家，兒子還回去過幾次，他會問那個房子還在不在。”

他感慨，“到第三代將來就不會問了，他們沒有中國的記憶。我兒媳婦是德國本地人，現在30歲，有了兩個孩子。我的孫子孫女在這裏出生長大，將來什麽都懂，肯定能100%融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