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大學的五種重病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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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溫儒敏

 

這十多年來,高等教育規模擴大,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大學教育規模最大的國家之一。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更多年輕人有機會上大學,這是巨大的成就。但是,從多數大學目前的情況看,前進中也出現新的問題,甚至是“重病”,我把它概括為“五病”。

 

“一病”:市場化

這種趨向日益嚴重,對大學教育產生致命的傷害。原因是教育投入仍然嚴重不足,教育資源分配越來越不均。每年兩會都有代表提案,要求加大對教育投入。這些年基礎教育的投入的確增加了,但高等教育欠賬很多。這是關鍵問題。國家投入不夠,學校要自己去賺錢,不少大學隻好不斷擴招,靠獲取學費來維持運行。還有就是“創收”(這個詞對於學校來說很不好),辦各種班,賺了一些錢,可是風氣壞了,人心野了,老師哪有心思教學?現在學校的商業氣氛越來越濃,越來越世俗、庸俗。

進北大校園看看,太熱鬧了,到處都是廣告橫幅,什麽班都可以進來辦,而且很多都是老板班、賺錢班。誰有錢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講台。結果弄得大學生剛進來就心急火燎,急於找各種賺錢門道。什麽時候能讓北大重新找回“博雅”的氣氛呢?

再說老師的心態也受到影響。我們許多教授往往身兼數職,有的很少時間真正放在教學上、放在學生的學習上。中國有這麽多好的年輕人,為什麽培養不了?現在名教授都不教本科。為什麽?全部為自己的利益去了,所以大學生的程度比以前明顯降低。師資外流現象非常嚴重,更嚴重的是敗壞了校風。北大有些院係教師的收入非常高,甚至可能比某些基礎學科教師的收入高出十幾倍甚至幾十倍。容許一部分老師“先富起來”,多拿一些錢也無可厚非。問題是不能沒有管理,否則有些教授可能就是為錢上課,而且造成校內貧富不均,兩極嚴重分化,學校成了市場,人心搞得很勢利,既不利於校風建設,也不利於學科建設。

 

“二病”:“項目化生存”

所謂“項目化生存”,是對那種沒完沒了爭做各種項目的描述,特別是那些很可能隻是泡沫、沒有多少學術價值的項目,不斷對付著做,實在浪費人生,浪費資源。為什麽要這樣?年輕的老師不申請項目是不可能的,因為現有學術生產管理體製有這種量化要求,特別是理科與工科的研究,往往就是通過項目來實行的。還有,就是追逐利益,項目都有錢,有些老師其實就是奔著錢去申請項目的。這其實也是市場化的弊病。

現在學術腐敗嚴重,假成果、假學問遍地都是,學術會議、成果鑒定、資格審查、項目審批過程普遍玩手段走過場,吃喝、遊玩、送禮、拉關係、作交易反倒成了實質內容。現在很多人當上教授就整天過“項目化”生活了,很少給本科上課,是不正常的。我近30年幾乎每隔一年就要給本科生上課,上個學期還給一年級上基礎課。這學期來山東大學,學校很照顧我,不給我什麽限製,可是我自己覺得既然當老師,上課是基本的工作,這學期就給文學院的本科生上課。本是份內的普通的事情,沒想到此間報紙還當做新聞專門報道。可見現在“項目化生存”多麽嚴重。

現在社會以實用技能為標準收羅人才,輿論更被市場的泡沫所左右。人們為謀生而學習,沒有內在的事業衝動,上大學無非是畢業後好在人才市場上找到買主,賣個好價錢。這種短視的觀念嚴重挖空大學文化的基石,腐蝕現代精英的人格品質。

 

“三病”:平麵化

大學越來越失去個性特色,就是平麵化、均質化了。原因之一是都搞大而全,都在升格。大學合並本來也有好處,對50年代以來形成的分工狹窄、體製封閉、低水平重複、小而全的高校辦學模式,尤其對打破多年的利益集團化、沼澤化有好處,利於“清淤消腫”。但許多大學合並,就是貪大求全,原有一些傳統特點就丟失。

吉林大學幾乎把長春的主要幾個大學全都合並了,規模之大,令人感歎:不是吉林大學在長春,而是長春在吉大了。於是吉大自己原有水平也扯平了,特色淡化了。武漢原來有個水利學院、還有個測繪學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上中學時就知道,現在合並到武漢大學了,融合一塊了,文章發表的指標上去了,可是特色也不見了。北大幸虧沒有和清華合並。大學辦學個性與特色的丟失,是個大問題,現在都“平麵化”了。

 

“四病”:官場化

現在是按照官場那一套給學校管理人員套行政級別,學校也有所謂副部級、正廳級等等之分,動機也未必是壞的,可能是為了幫助學校爭取資源吧。但後果很不好,助長學校的官本位風氣。政府部門有些上不去的官員,就去大學做校長書記,還不是促使學校越來越官本位?院係一級的黨委書記有的也高度職業化,都是外派的,不懂業務,就很難進入狀態(這方麵北大好一些,院係一級黨政領導幾乎全都是本院係的老師,不當這個“領導”了,就回去當老師)。

現在大學官場化,誰當領導誰就得到更多資源,以致有的教授也爭著去當處長,有點可悲。不是處長不重要,是這種風氣不適合學校。管理對於學校教學科研的運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但管理不等於領導,而是服務教學科研(不是服務教師)。管理做好了應當很有成就感,但管理不應當是當官。

我到過一些學校,看到有些院係支部書記的權力都很大,可以支配院長、係主任,一級一級官階很鮮明,在各種場合會看到人們互稱官銜,就好象在政府機關裏麵一樣。我當中文係主任多年,係裏很少稱呼我“溫主任”的,那樣稱呼會讓我不舒服。許多大學的官本位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隻要有一官半職,地位就比教授、老師、學生要高,甚至動輒可以決定他們的命運。在這樣一個體製下麵,怎麽可能會有“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學風!

更嚴重的是許多大學書記和校長職責分不清,說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可是“兩個一把手”,黨政不分,誰最終負責?往往就是誰強勢誰就真正“一把手”,弄不好還彼此矛盾爭鬥,影響工作。這個問題好像很難解決,但總要想想辦法,有所改進。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識分子喪失獨立的思想和判斷,失去頭腦,失去靈魂。傳統宗法製度和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網的劣根滋長,腐蝕了近代以來形成的中國大學精神。

 

“五病”:“多動症”

過去搞運動,反複折騰,是“多動”。現在也“多動”,是不斷改革、創新,不斷搞什麽“戰略”、“工程”之類,名堂、花樣讓人目不暇接。意圖可能是好的,可是效果值得懷疑。

教育有滯後性,不能老是變動。有些試驗要跟蹤多年才能下結論。比如北大搞實驗班,搞了幾輪,搞不下去了,也沒有總結,我稱之為“無疾而終”。接著又搞“元培學院”,也是著急出經驗,弄到現在全國都在摹仿。北大本科教育還是比較成功的吧,為什麽要大動幹戈?即使試驗,也要有個過程,有跟蹤。我們都有點沉不住氣,老想改革,就是不願意下功夫。比如我們大學教師到底在本科教育上麵下了多少力氣,這才是大問題。

上級主管部門往往為了顯示政績,搞“教育的GDP”,所以“多動”。但學校應當有自己主心骨,盡量抑製“多動”。我擔任北大中文係主任9年,全國大學的中文係幾乎全都“升級”為學院了,我說不必去跟風,即使要變學院,那也等全國的中文係都“升級”完了我們再升格吧。現在全都“升級”了,這裏還是巋然不動。我不當係主任了,以後北大中文係是否升級為文學院,也就不可預料了。我們大可不必在“名堂”上下功夫。

針對“多動”,我們這些年提倡“守正創新”,在比較艱難的條件下,教學科研以及課程建設還是維持在較好的水平。這也得益於北大的寬容,校方沒有逼著我們“多動”。在許多情況下,改良比改革更切實。辦教育和辦工廠不一樣,教育需要積累,不宜變動太過頻繁。我們把“守正”放在“創新”前麵,是想說明繼承優良學術傳統的重要性,基礎性,不讚成浮躁的教育“大躍進”。我們能做的不過是要堅守最基本的人文道德精神,並且將之付諸於積極的建設。

 

本文為溫儒敏教授在青島大學所作的題為《大學傳統與大學文化》的學術報告的講稿。

Wiserman 發表評論於
應該有特色教育、而不是從眾模仿;
中國人貪財、愛名是一大缺點!
李聽 發表評論於
神馬玩意,一個編中學語文課本的人,占了是文革前最後一批大學生,文革後第一批研究生的年齡優勢。山中無老虎,自己沒有著術流傳就強調教授要給本科生上課,教學水平比網文寫作培訓班的教員差遠了。中國大學就是被這種體製內既得利益者搞臭搞爛的。得利於北大中文係主任的名頭,73了還要去山大占個茅坑,得了便宜還賣乖,別人都有病,就他出淤泥而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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