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地方叫西塬(16)-告別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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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個人孤苦伶仃地過了幾個月淒慘的生活。1973年6月傳來驚人的好消息,大學恢複入學考試,知青都可以報名,而且可以不上工,複習功課兩個星期。憑著記憶我把學過的數學物理公式、化學方程式都寫下來,自己給自己出題作。晚上不再聽美國之音,而改聽中央台,了解形勢,背點兒時興的政治詞語。

六月底的一天,全縣200多知青一起進城趕考,為改變自己的命運做最後一次拚搏。我們滿懷信心,情緒非常高昂。除了考試題不是全國統一,而是各地自己出以外,整個招生過程儼然像是恢複了過去的手續,還要進行體檢,填寫報考申請表,每個人可以填寫三個大學誌願。我填寫的第一誌願是西北礦業學院。有那麽多北京的學校,那麽多其他專業我都沒選,偏要留在陝西學礦業。大概是攔牛把我攔野了,愛上了野外生活,以為學礦業可以走偏祖國美麗山河去尋找礦產,那股書呆子浪漫氣還十足。

因為還報考了北外,所以得考外語。考試很簡單,兩位老師坐在桌子後麵,我站在對麵。一位老師自我介紹說是北外的王老師,另一位是西安外院的,姓什麽我忘了。王老師問我要考英文還是俄文,我說都考。兩位老師略有吃驚地互相望了一下,王老師就遞給我一張紙條,讓我念出來並翻譯。紙條上用英文寫著一些當時的流行口號,諸如“熱愛”、“萬歲”之類。念完之後,西安外院的老師又遞給我一張紙條,是用俄文寫的,但不是口號,而是星期一上什麽課,星期二天氣怎麽樣之類的短句。念完了老師說我可以走了。這下我倒是驚訝地問還要考什麽別的嗎?兩位老師又互相點了點頭,說就這些了。

三天的時間,我們住在縣中學,頭一天參加“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學習班和體檢,第二天跟第三天考試。三天中結識了不少知青,其中有一位黨校子弟,叫小熊,也報考了北外,考試前一個勁兒跟我討教如何學習外語,給我印象特別深。第三天下午考試結束後,我自我感覺非常好,最難的一道數學題隻是用三角計算寶塔山的高度。

傍晚正和幾位同學在縣委大院門口聊天,北外的王老師把我叫到一邊,告訴我外語考試我是全縣第一,北外已經破格錄取我了,入學後直接上英語係二年級,學校會馬上發入學通知書。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難道其他考試成績就不算了嗎?王老師讓我放心,這裏的一切由他們來招生的老師作主,讓我回去等通知。我無法描述我當時高興的心情,大概就象意外中認識了一個稱心如意的女朋友吧。

回到村裏我心情格外輕鬆,望著窯洞裏的炕頭灶台,鍋碗瓢盆,還有些依依不舍。老梁照例每天招呼我去攔牛,我每天也趕著牛群,想多看看那熟悉的山梁和山溝,坐在山坡上想象著上學的滋味,幻想著一個有電燈,有白膜的美好生活,決心努力學習。到了七月底,我盤算著,解放大卡該來了。果然,有一天聽到了汽車聲,緊接著的兩天我找了個借口沒去攔牛,在家裏等待郵遞員二小。可是兩天過去了,二小並沒有來,心裏不禁有些犯嘀咕。

到了八月中,我的心開始從嘀咕變成亂作一團。學校都是九月一號開學,怎麽入學通知還沒來?王老師該不是在哄我吧?也許開學日期改到九月底了?入學通知不會在路上丟了吧?我整天胡思亂想,受不了了,跑到別的村打聽,才知道出了個白卷英雄,考試成績全部作廢,各大學招生名單由縣教育局重新審批,重點招收貧下中農推薦的青年。女朋友無緣無故突然提出要跟要跟你掰的感覺,就是我當時的感覺,悶頭一棒。以後幾天,成天坐在窯洞前發呆,無心攔牛,什麽都不想幹。

度日如年,又過了一個月,秋風已有些涼意,我徹底灰心了,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地攔牛,盤算著下半年怎麽過。一天傍晚,攔牛回來,吃過晚飯,我依舊坐在窯前發呆,一個村裏的娃叫著我的名字跑進院子,遞給我一封信。我接過信,牛皮紙公文信封中間的紅框裏用鋼筆豎著寫著我的名字,左下角印著紅色印刷體“北京師範大學”。記得很清楚,我手裏拿著信,卻無動於衷,把信放下,繼續望著對麵的蟒頭山-我麻木了,絕望了。透過暮色,深綠色的叢林隱約有星星點點的紅色黃色點綴。金葉馱水上來,跟我打招呼我也沒理。遠處有狗叫的聲音,是不是狼來了?天漸漸黑了下來,猛然一陣秋風吹來,不禁打了個寒顫,才想起來有一封信。回到窯洞裏,點上小油燈,打開信。北京師範大學油墨公函清除地寫著“你已被我校數學係錄取,請於9月1號以前來校報到…”沒看完我就又把信放下了。今天到底是幾月幾號?玉米都收了,柿子也紅了,快到國慶節了吧…北京師範大學?我沒報師大,寫錯名字了吧?我啞然失笑,命運真是無情,把人折騰到這個地步還要開這種玩笑。

晚上我像什麽都沒發生一樣睡得很踏實。第二天早上,拿著钁頭要去攔牛,隊長見了就問 “啥時候走嘛?”問得我莫名其妙。

“去啊嗒嘛?(陝北話,去哪兒)”。

“回北京嘛!”隊長笑著說。

我第一個反應是,隊長平時忠厚老實,怎麽也跟著起哄,拿我開心呢?但看著隊長認真地樣子,心突然跳了一下。可能是真的,這可能是真的。直到兩天後,隊裏的驢馱上了我的行李,我還在覺得全世界都在騙我。臨走時,我一點都不激動,做好了思想準備,到了師大,人家拿著信說搞錯了,我就回來。我跪下來,雙手摸著黃土地,對著生活多年的窯洞磕了三個頭,心裏在默默禱告,希望這一切是真的,希望這是與西塬的告別。那天我差一個月24歲,把人生最美好的幾年留在了黃土高原。

登上了駛向北京的列車,希望慢慢戰勝了疑慮,過去一幕一幕在腦子裏閃過:同炕共苦的插友;我們六個人集體渡黃河的壯舉,不怎麽會遊泳的張大鵬差點喪命;跟我風裏來雨裏去的牛群;樸實真摯的老鄉;小狗費利;回北京扒車,同蘭考難民在煤車上度過的寒冷夜晚;饑餓、疾病…

到了北京,沒顧得上取行李,身穿落補丁的還鄉服,腳蹬土布鞋,直奔學校。到了師大,發現入學通知書是真的。我的命運徹底改變了。

後來才聽說,招生的老師們用調包的方法偷梁換柱,把各校原來招生名單上的人名互相大調換,在名單前麵加上了當地幹部子女的名字,什麽糧食局局長的女兒,縣委宣傳科副科長的兒子,騙過了當地教育局,交到縣委審批,最後才通過。這樣我的名字從北外的名單上消失,而出現在北師大的名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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