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的24個王朝，大一統的有11個，存活過百年的隻有6個。這其中有四個朝代，先不提北宋，西漢、唐、清在統治穩定之後，都有至少一個在位超40年的皇帝：漢武帝，唐玄宗，康熙和乾隆，其共同特點是：存在感非常強，一提到某王朝，大家會自然而然想到他們；在其治下，王朝走到強悍之巔，稱之為名震寰宇也不為過。

　　北宋同樣擁有一位在位超40年的皇帝。您第一時間會想起誰？是“一根棍棒打下四百軍州”的宋太祖趙匡胤，是“燭影斧聲、弑兄奪位”的宋太宗趙光義，還是那“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的徽欽二宗？

　    都不是。這個人叫趙禎，廟號“宋仁宗”。讓人“意外”的是，宋仁宗迥異於其他朝代那幾位皇帝：他既沒有曆史上的“存在感”，也沒有世人口中的“豐功偉績”，似乎“庸庸碌碌”度過一生，甚至，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無論是教科書還是民間閑談，說到他，都隻是輕描淡寫的幾句話：比較注重休養生息，一個老好人，很有人情味，好像，還有點兒傻......

       這不是宋仁宗的悲哀，盡管，他是中國第一個“仁宗”。事實上，皇帝堆兒裏，廟號仁宗的都跟偉大扯不上關係。國人崇拜雄主，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這些開疆裂土的強人，是國人心目中最好的皇帝。提起這些人，很多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那是自己的帶頭大哥，為自己謀得了千般富貴、萬世太平。於是，我們記得幾乎所有的“太祖”“太宗”，連李世民誅殺手足也被讚為千秋“大義”。

        但是，誰也無法否定，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現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張紙幣誕生在仁宗一朝；四大發明有三項或出現或開始應用於仁宗一朝......人文、金融、科技，這三項現代人最重視的軟實力，竟然如此鍾情宋仁宗，那些光耀千秋的巨擘，全然匯集於他在位的四十年，使那個看起來缺乏大事件的朝代，竟是那麽的令人向往！

　　真正的繁榮，是老百姓兜裏有錢；真正的強大，是知識分子有話就說。穿越兩千年風煙，想找出一個比仁宗朝更好的時代，恐怕相當不易。

　　被曆史選擇性埋沒的宋仁宗，因何成就了兩千年的最高峰？

寬 容

　　趙禎（1010－1063），宋仁宗，北宋第四位皇帝

　　嘉佑六年（1057年），蘇轍參加製舉科殿試，在試卷裏憤然寫道：“我聽人說，宮中美女數以千計，隻以飲酒作樂為生；皇上既不關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國安邦大計。”

　　這基本上是道聽途說的虛妄之言。如此“惡毒攻擊”一個九五至尊，簡直“大逆不道”。考官們自然共同撇嘴。這時，仁宗卻發話了：

　　“朕設立科舉，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蘇轍隻是一個小官，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予功名。”

最終，蘇轍與兄長蘇軾同登製舉科。宋仁宗甚至還為兄弟倆的策論斷言：“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欣喜自得之情溢於言表。

　　某次，包拯聯合其他諫官，合力彈劾三司使張堯佐，指責他平庸無能，言辭十分激烈，並要求罷免他。張堯佐是張貴妃的伯父，依著張貴妃的恩寵任此要職，包拯這麽一鬧，仁宗感到很難辦。

　　見拗不過包拯等人，仁宗想退一步再說，答應免除張堯佐的現任職務，放外去當節度使。誰料眾諫官的態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詞壯聲高，連唾沫星子都濺到仁宗臉上。

　　仁宗也有些動氣：“你們這是在聲討張堯佐嗎？節度使是個粗官，值得這樣爭吵嗎？”包拯旁邊的諫官唐介立馬接著說：“太祖、太宗都曾擔任過這一官職，節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仁宗氣得幹瞪眼，外放的事隻得作罷。

　　回到後宮，憋了一肚子怨氣的仁宗，把悶火撒在張貴妃頭上，他對張貴妃吼道：“你隻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當時同時任命四職）！你哪裏知道，現在是包拯當禦史呢！”

口含天憲的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狽，千古無有！反過來說，倘使沒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來包拯的千古盛名？宋仁宗一直在學習唐太宗，唐太宗節儉愛民，宋仁宗就把節儉做到極致；唐太宗有一個好老婆，宋仁宗就硬著頭皮接受了非常討厭的曹皇後；唐太宗寫了《貞觀政要》，宋仁宗就寫了《洪範政鑒》；唐太宗擅長飛白，宋仁宗就苦練飛白；唐太宗沉迷丹藥，宋仁宗沒有。唐太宗也曾有殺掉魏征的念頭“殺此田舍漢”，宋仁宗除了回到後宮對妃子發點牢騷，可是真沒動過此念，“台諫之言，豈敢不行”！

　　如果這還僅僅涉及一些所謂的“麵子”，下麵這件事似乎觸動了“骨子”。四川一個士子獻詩給成都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這不是明目張膽煽動造反麽？成都太守將他縛送京城，仁宗卻道：“這老秀才是急於要做官卻始終當不上，這才寫詩泄泄憤而已，怎能治罪呢？不如幹脆給他個官做做，說不定因為感激，他會做得很好。”就授其為司戶參軍。

　　趙匡胤黃袍加身後，告誡子孫“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連坐支屬”，奠定了大宋朝厚待知識分子、寬恕異己人士的基礎。仁宗一朝，將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稱羨的高度。並且，不僅是對知識分子。饑荒年間，總會發生一些盜米和傷主事件，仁宗道：“饑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然，無知迫於食不足耳。”饑民的死罪統統免除。

審 慎

　　仁宗朝，三冗問題已積重難返，宰相文彥博提出裁兵6萬，仁宗猶豫不決---他擔心，裁兵一時爽，兵變火葬場，多出來的6萬人如何處置？

　　相比較，明末崇禎帝精簡驛站時，一次裁掉8萬員工，為朝廷省下大量白銀，是不是很英明、很果敢？但稍具曆史知識的朋友都知道，他裁掉的8萬員工中，有一位叫做李自成。

　　宋仁宗反複與文彥博探討，直到文彥博詳細給他列出裁員條例和後續措施，並立下軍令狀，保證不會發生兵變，仁宗才最終拍板。

　　何況，宋仁宗清楚，之前王則起義（仁宗朝最大的農民起義之一），就是文彥博輕鬆平掉的，這是宋仁宗拍板的底氣之一。最終，裁員任務順利完成。

　　宋夏戰爭之初，西夏聯遼攻宋，但滿腹小算盤的遼國把軍隊開到宋遼邊境，意欲先敲詐一筆。與此同時，半自治的廣西壯族人民不堪交趾國的壓迫，希望歸順宋朝以圖大宋的庇護。

這本是好事，但此時答應，無異於宣布同交趾為敵。若換成國人所膜拜的秦皇漢武，那肯定就是西夏、遼、交趾三線開戰，先打他娘再說。

　　宋仁宗不敢冒險。他第一時間派富弼去和大遼談判，自願被敲詐。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是，大遼被爭取到自己這邊，遼主甚至禦駕親征幫助宋朝攻打西夏。

　　西南這邊，暫且放棄廣西。壯族首領儂智高撐不下去，投降了交趾，並幫助交趾攻宋，這就是所謂的儂智高起義。不過他起義時，宋夏正好打完，仁宗讓西軍將領狄青去平儂智高，很快順利解決。三個威脅全部解除。

　　“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這是宋仁宗常說的話。什麽人喜歡戰爭？想靠戰爭獲利的人，吃飽了沒事幹的人。在宋仁宗眼裏，戰爭是什麽？“將以利物，不以害物；將以救之，非以危之。”戰爭是為了拯救，而不是為了帶來災難，“總而言之，帝王興師，必本仁義。”

一個封建帝王能有這樣的想法，實屬可貴，但有多少人會認為他了不起？“歲幣”一直被視為宋仁宗妥協大遼的屈辱。但是，假如宋仁宗寧願背負屈辱也要踐行他的理念，這樣的人古今有多少？

　　民間有俗語，爺們漢唐娘們宋，意即大宋閹割了民族的血性。時至今日，仍有相當多的國家主義者在歌頌開疆拓土、雖遠必誅的秦皇漢武，仍有相當多的民族主義者在讚美“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朱元璋，然而，如果所謂的血性，就是讓更多老百姓成為無謂的炮灰，究竟有多少人會力挺這種血性呢？

克 製

　　某日早朝，一大臣發現仁宗臉色難看，問何故。仁宗道：我不太舒服。

　　大臣想當然地以為，這肯定是昨晚貪圖美色用力過猛了，就婉勸皇上別那麽玩命。仁宗哈哈一笑：哪有此事！我是昨晚餓的。本來想吃口燒羊肉，但沒現成的，就忍了一宿。

　　大臣們眾口一詞：何不傳禦膳房？

　　仁宗道：唉，我當時考慮，老祖宗的法度中，也沒有夜供燒羊的先例啊，要是開了這個頭，後世子孫就有可能一輩一輩傳下去，這今後不知夜裏要殺多少隻羊啊！還是拉倒吧！

　　不要以為仁宗真的簡單是因為“祖製”而節欲。仁宗清楚，放縱自己的欲望，便意味著朝廷權力的擴張，同時意味著民間權利的退縮與失守。某日深夜，仁宗在宮中聽到絲竹之聲，問何處在作樂？宮人說：這是民間那些酒樓在玩耍。仁宗哦了一聲不再過問，宮人卻忍不住接著道：庶民都如此快活，咱這皇宮卻如此冷落，這哪成啊！

　　這時，宋仁宗說出一句如此牛逼的話：

正因為咱這裏冷落，他們才有了這種快活；我要是想那麽快活，冷落的就是他們了！

　　仁宗有一些妃嬪，服侍多年一直未晉升，提出升名位，仁宗說：“無此先例，恐行不通。再說我答應了，朝廷恐怕也通不過。”眾妃嬪都不信：“皇上所言即為聖旨，誰敢違抗聖旨呢？”仁宗笑道：“你們不信？好吧，我現在就為你們寫一道聖旨。”結果，朝廷中樞果真否決了聖旨。

　　不久，又有妃嬪要求給她們晉升封官，仁宗這次不廢話，取來彩箋，上書某人某官，眾妃嬪稱謝而去。發薪時，她們理直氣壯地要求加薪，管理部門卻不認這個帳，將禦書全部退回。妃嬪們來告禦狀，看到仁宗“為難”的樣子，當著仁宗麵撕了禦書，邊撕邊說：“原來這個真不管用的。”

　　事實上，曆代帝王攬權，常用方法便是繞過宰相領導的政府（明清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腦），直接下手詔。仁宗並非沒下過手詔，但都不是出於攬權---“帝性寬仁，宗戚近幸有求內降者，或不能違故也”：他性子軟，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絕，隻好下一道手詔，請宰相給予破格提拔。

“雷人”之處在於，仁宗知道這是破壞法製的事，總是事先給宰相打好招呼：

　　凡我所下手詔，你們不必遵行，退回來就行了。

　　王權大不過製度。做不到不私發手詔，卻明言其手詔“毋輒行”，這便是君權的自我克製。

　　1608年，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要親審一起案件，被法官們斷然拒絕。詹姆士大怒：我是國王，和你們一樣具有理性，由我進行審判是合理的。大法官柯克反駁道：的確，上帝賦予陛下豐富的知識和非凡的天資，但陛下對英格蘭王國的法律並不精通。詹姆士更加生氣：你們還要不要國王的領導了? 大法官答：國王在萬人之上，但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08年，對應大明萬曆36年。但是，讓我們看看比詹姆士一世要早500多年的宋仁宗。宋仁宗也曾要過一把大法官的癮，當時的風俗是，“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議法”，仁宗自己當法官，準備直接給近臣判罪。“近臣”為皇帝身邊的內侍，屬於皇室家奴，以家法私自處置理論上並無不妥。但諫官王贄還是站出來抗議：“情有輕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於聖斷，前後差異，有傷政體，刑法之官安所用哉？”

王贄認為，司法是一門專業技藝，“情有輕重，理分故失”，這裏麵的細微處，君主未必通曉，假如“一切出於聖斷”，難免會因為不專業而出現差異裁決，鬧出笑話。況且，君主當法官，叫專業法官往哪裏擺？因此，王贄提出，“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宋仁宗是怎麽回應的？“許之”。

　　兩個故事相似，但結局大不同。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勃然大怒，柯克感覺到落在他頭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祈求陛下憐憫他、寬恕他”，隨後被免職。宋仁宗卻最終采納了王贄的意見。很顯然，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會克製自己的權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獨立性。晚清的立憲派一直想說服清廷“虛君立憲”，終究失敗，如果將滿清轉換成宋仁宗時代，“虛君立憲”的轉型，又將是一副何等氣象？

　　缺乏野心、霸氣和手腕，實事求是地說，宋仁宗的確談不上雄才大略，在國人的傳統認知中，根本算不得傑出。但他節儉、謹慎、寬容，他有私德、不折騰，仁宗時期的中國或許不是“大國”，彼時的宋朝人卻最接近“大國公民”的表征，這，也許才是文明的真正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