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的黃背心運動搞了近乎一個月。因為是民主國家，大家有權利這麽做，據說是憲法規定的。所以被認為是真正的民主“運動”。可是這樣的民主真是社會所需要的嗎？據說馬克龍讓步了，屈服了，至於黃背心運動何去何從，是否就此消聲遁跡，還不知道。

黃背心“打砸搶燒”運動，讓人想起了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文革開始那時候，“打砸搶”被認為是正當的，抄家也被冠以革命的名義，沒有受到任何指責。很多人被以革命的名義打死了。沒人追究責任。這次黃背心運動死人不多，破壞卻不小，把一個美麗的巴黎，運動成了傷痕累累的殘壁廢墟，如果誰要拍攝戰爭片，絕對是上好的場景，根本不用再作任何改動。

我不懷疑民眾的訴求和民主權利，但是真有必要這麽做嗎？為了顯示民眾的憤怒和要求，難倒一定要上街搞“打砸搶燒”？ 代表民眾的政黨幹什麽去了，為什麽不代表一下底層的民眾，為什麽不替底層不願忍氣吞聲的民眾呼籲呢？至少發聲一下，讓民眾看到解決問題的希望。

在美國，有時候，也會有這樣暴力訴求的報道，隻是比法國少一些。民眾的訴求和民主權利在選舉過後，怎麽聲張，怎麽發出？ 這是民主社會一個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有時候看著有些國會議員辯論時候的胡攪蠻纏，投票的不負責任，恨不得趕快到下一個選舉年日，把他選下去。可是毫無疑問，要等幾年，等到選舉的時候，可以發泄一下氣憤。選舉後的下一個，又有同樣的問題。就是說，利用選舉而達到民權的民主是遠遠不夠的。選民大約每四年隻有一天可以當家作主，其餘時間都是在讓人做主。

一個國家選出了總統，民眾的民主權利就幾乎結束了。總統要任命一係列官員。而這些官員的任命是否真的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權利，是否真有能力為人民服務，就聽天由命了。由議員在代議製下，審議的的一係列法案是否代表（50%以上）人民的利益，也隻能到此為止而認命了。有多少議員在投票以前，傾聽過他們選區民主的意見，或者做過嚴格的民調?有真正的民意基礎?　很少。大部分議員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的政治觀念和對提案的好惡投票的。和民眾，和他們選區民眾的想法是脫節的。要是有關係，也就是有些人會給議員們寫信打電話，等等。不過作用大小就不得而知了。

當然不可能任何事情都搞“公投”，據說社會的成本太高。所以絕大多數國家的民主都是代議製，可以叫做“代替民主”。

但是，是否應該有些規則，有些機製，讓一個議員對議案的投票，應該和必須有自己選區的民意基礎，例如民調，有過幾次適當而且有效取樣的民調？ 特別是一些重大的議案，一些涉及人們生活的特別議案。例如漲汽油稅，例如大麻的合法化，釋放某些罪犯等，必須有民調作基礎，否則投票無效。

據說民主國家，人們有權對當官的，和自己選出來的議員有監督權，可是怎麽監督?　卻並不普遍，也很不成熟。有些事情，常常讓人民束手無策，隻能上街呼籲訴求，上街打砸搶燒來表示自己的訴求。人民和政府(官員)缺少必要的對話交流。法律規定的強製性的對話交流，很少。

議員們和總統總理隻要忽悠上了台，一般得給他四到五年的“隨心所欲”期。所以，罷免和彈劾應該成為某些條件下的常態。不必一定要等到四年以後。有些被總統和州長任命的官員，還沒有被民主選舉，隻是被選出來的總統州長按照自己的意思任命而已。民眾的監督權也隻能是上街遊行，打砸搶燒，再不過了是通過報紙媒體曝光。可是這些媒體真能代表人民嗎？還是僅僅有選擇性的曝光報道？據說很多媒體隻報道fake news。 因此，這些官員如何讓人們監督。有什麽方式讓人們監督？這是社會學家的一大課題。

我看還是罷免最有效。巴黎的黃背心運動，如果處於選舉的前期，例如選舉日前的幾個月，肯定不會發生。因為人們會用選票決定進退，人們有改變的希望。如果每年搞選舉，也不會有黃背心運動，不會有打砸搶燒。但是，每年搞選舉不太可能，一是沒有必要，二是沒有政策的連續性，三也有成本的考慮。但是，如果人們有罷免的渠道和希望，打砸搶燒就不會發生。必要時，可以簡單搞一次罷免，以消不忿之氣。至於罷免成不成都不會讓人們再上街了。對於一些議案，如果民眾不喜歡，有希望通過公投對議案否決，這樣也會減少打砸搶燒的，通過暴力達到訴求的可能。

過去公投很難，成本很高，那是過去。現在互聯網普及，網上投票，決定一些人們切身利益的議案，通過網上投票，罷免不合格不信任的官員，成本不應該很高。甚至是簡單易行。

所以，希望將來對於公投和罷免（包括那些任命的官員），成為有條件下的常態。那才是真民主，真監督。至於如何操作，則可由社會學專業人士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