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自詡為代表自由、民主、人權，具有極大的迷惑性，這成為其民主霸道價值邏輯的重要來源。與此同時，西方民主製度優越論則成為西方民主的霸道邏輯的關鍵注腳。西方國家通過強大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控製世界輿論，掌控政治話語霸權是西方民主霸道邏輯的主要特點。

 

　　民主，作為人類社會共有的政治文明成果，當今儼然成為西方的代名詞。某些西方人士將是否堅持或遵循西方民主製度或形式作為區分“民主與專製”“民主與非民主”的唯一終極標準。這種霸道邏輯不僅與當今現實國際政治狀況相背離，而且阻礙了新型全球化的有效推進，不利於有效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概念不僅能打動人，而且極具號召力。西方民主常常自詡為“自由、民主、人權”的維護者，試圖站在人類道德製高點，在價值觀方麵臣服他國，成為其強權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由的本質是自主，在中世紀的歐洲，主人的自主包含對奴隸的絕對權力，而奴隸的自主則是指對主人的反抗權力。而對自由的解釋較早來自西方的貴族。“13世紀英國的《大憲章》被視為自由發展的裏程碑。然而，簽署憲章的高級僧侶和貴族們從國王那裏爭取的自由，就是包含著對自己領地內農奴進行統治和奴役的權力。”①這種自由是貴族的自由，少部分人的自由。在西方殖民主義時代，所謂的自由則是資本的自由，即以極小的代價獲得巨大利益。荷蘭殖民印尼350年期間，通過荷屬東印度公司攫取了巨額利潤。僅僅“從1602至1782年，荷屬東印度公司發給股東利息共達2.32億荷蘭盾，相當於股本的36倍。”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美等戰勝國打敗了法西斯國家，它們從昔日的殖民統治者演變成自由的捍衛者，並自詡為自由世界。

 

　　民主，被西方視為超階段、超時空、絕對的，屬於全民的。這種對民主的絕對化解釋是霸道邏輯，不符合辯證法原則。客觀上講，民主具有正麵價值和局限性兩種屬性。一方麵，民主作為公民個體表達利益的方式，體現了人類追求個體的主體性、自由全麵發展的理想，以及平等參與政治的權力，同時民主作為一種有效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方式，可以充分發揮公民個體積極性，強化公民參與與民主監督，推動組織機構廉潔運轉，也能有效促進和保證個人根本利益的實現；另一方麵，民主如果運用不當，則可能造成多數人暴政。如何尊重多數人的同時保護少數人權益，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關係，整體與多元關係等，則成為民主局限性的爆發點。

 

　　西方民主背後的霸道邏輯還在於其會形成一種“多數人的專製”。如當代美國思想家艾倫·布魯姆在其《美國精神的封閉》當中所指出，“除非反對派的意見確實有堅實的基礎，大多數人的意見總是占上風。這就是真正危險的多數人專製的形式。它不是積極迫害少數人的那種專製，而是粉碎了內心反抗意誌的那種專製，因為反主流原則的夠水平的資源不存在，更高的正確性也不存在。隻有多數派存在，多數人的決定是惟一的裁決。這種專製的可怕不在於其權力，而在於其貌似正義”。這體現西方民主的脆弱性和虛偽性。從西方對“自由、民主、人權”理解與實踐來看，上述華麗的辭藻隻是西方民主霸道邏輯的遮羞布。

 

 

　　工業化、現代化浪潮肇始於西方，並成就於西方社會，推動了人類社會文明與進步。由此，西方學者鼓吹西方現代化的成功源於西方民主製度優越論，並試圖在全世界推廣西方民主模式，這是西方民主霸權道路邏輯之所在。

 

　　西方民主製度根植於西方本土社會，經曆了數千年的發展，與西方曆史、宗教、文化等密不可分。民主製度實踐最早追溯於古希臘雅典民主，它發端於古希臘哲學自然法權論，是對當時神權的超越。近現代西方民主與古希臘雅典民主相去甚遠，則是源於中世紀英國的議會製度。分權製衡和多數決定原則，在英國議會製度發展曆程中得到充分體現，這奠定了西方民主製度的基礎。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製度激發了西方社會的活力，推動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具有曆史階段性特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民主製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美國國會兩黨陷入內鬥，聯邦政府幾度遭遇關門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惡化，難民危機難以緩解。“民主之春”“黑夜站立”“占領華爾街”等社會運動在西方社會蔓延，各種暴力活動此起彼伏。各種亂象表明，西方民主正在經曆有史以來的最大的製度危機。所謂西方民主製度優越論為時尚早。

 

 

　　政治話語霸權則指的是通過控製輿論，壟斷民主概念的定義權、民主道路的闡釋權和非西方國家民主發展狀況的評判權。現在世界主要媒體由西方所控製，掌控社交媒體西方也處於強勢地位。西方通過強勢手段和強大的政治話語製造能力，主導國際民主政治話語走向。民主概念雖然最早來自西方，但經過幾千年發展，已經成為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現在關於民主概念的解釋大都來自西方，反映的是西方民主發展的曆史與實踐，蘊含著西方人的政治邏輯與價值觀。

 

　　比如西方民主理論大師熊彼特將民主的最初定義“人民統治”轉化成“競爭性選舉”，將“人民主權”矮化成“人民投票權”。結果，“競爭性選舉”成為對民主最主流的定義。其實，對民主的定義，各國都有自己的理解。根據筆者實地調研，印尼巴厘島居民認為，民主不是舶來品，在巴厘島村社就存在幾千年民主傳統，協商一致是民主的主要內核。

 

　　由於社會科學發展程度的鴻溝，西方社會知識界壟斷了民主道路的闡釋權。他們把西方民主道路視為普世真理，要求非西方國家遵循西方民主發展道路，否則這些國家的政權屬於非民主政權或專製政權。換言之，這些政權沒有反映民意，缺乏基本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其實，這是忽視了民主發展道路的多樣性與特殊性，故意混淆了民主價值的一般性與民主發展道路特殊性的差異，其結果則是以同一性壓製多樣性。西方國家憑借強大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壟斷了對非西方國家的民主發展狀況的評判權。他們通過製定各種類別民主評價指標、指數、排行榜等數據成為各大國際政策機構分析民主發展狀況所引用的權威資料來源。這些機構的測評和評判標準儼然成為全球民主評判的終極標準。這些評判機構以非政府名義，打著大學、媒體、學術機構等名義，以所謂客觀公正立場發布評估報告，其實質是彰顯西方意識形態屬性，對發展中國家充滿了“傲慢”與“偏見”，烘托了西方民主評判的霸權邏輯。

 

　　近年來，隨著亞洲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一些東亞學者開始以“亞洲的視角”闡釋東亞民主政治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房寧等著的《自由、威權、多元—東亞政治發展研究報告》，通過田野調查與口述曆史相結合，深刻闡述了東亞民主發展的一般規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非西方國家對政治民主的話語權。盡管道路艱難，非西方國家破解西方政治民主話語霸權的勢頭越來越猛。這不僅取決於學術界自身的努力，更取決於非西方世界快速崛起的進程，而這一進程正在引領時代潮流，成為21世紀新時代一道亮麗的風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