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泉》第一張專輯《最美》於1999年11月10日發片，發片之後那段時間，陳羽凡與胡海泉經常到公司走動。在11月18日下午，公司與《羽泉》簽約剛滿一周年，也是陳羽凡的生日，我在公司看到陳羽凡，還特地跟他說生日快樂。陳羽凡在幾天之後，接受媒體采訪，還説“公司老闆看到我，跟我說生日快樂，讓我十分的感動。”
在接觸過諸多藝人之後，我對這類事情的看法很淡然。很多藝人的感恩之言，就像是“當天的報紙”，在當天大約是有效的，隔日就可以丟了。
爲了祝賀公司推出《羽泉》獲得巨大成功，在2000年中的某天，我邀請了《羽泉》，以及公司所有員工，到北京麗都飯店附屬的麗都鄉村俱樂部遊玩。麗都俱樂部有遊泳池、網球場、檯球桌、乒乓桌與各種各樣的健身設施，是當時很多派駐北京的外商高管的休憩場所，在當時算是個高檔的俱樂部。
在俱樂部，我與陳羽凡玩了會兒檯球。陳羽凡的檯球功力不錯，可以打出三度空間的球，就是打擊母球，跳過中間的球，擊中第三顆球，而且他這個特技球的成功率頗高。
那一天，陳羽凡的父親來了；胡海泉在瀋陽的父親與姐姐，也來參與聚會，場麵十分熱絡。
陳羽凡的父親很低調，不怎麽交際説話。胡海泉的父親，在瀋陽的一家報社工作，見到我，很熱情的與我握手寒暄。
我記得他對我說：“我對薛總的印象真是好極了，謝謝你對海泉的照顧。”
然後，他送給我一本他寫的詩集，讓我帶回家好好欣賞。
那一天，麗都俱樂部十分熱鬧，公司員工在俱樂部中上下玩耍，人聲喧嘩，與一般外商高管，在俱樂部內活動時的優雅安靜，大不相同。麗都俱樂部的管理人員，都對此次人聲喧嘩的聚會，印象深刻。
2016年的八月，距離那次聚會有16年之久了，我到了北京，順道到麗都鄉村俱樂部故地重遊。令我感到訝異的是，我一進俱樂部，就看到了當年的前臺經理李義輝先生。李義輝經理立刻就認出了我，臉上笑容燦爛。
“薛先生，好久不見了。您看起來還是跟以前一樣，很好認的。”李經理說。
“是啊，臺灣天熱，我到呼倫貝爾草原避暑，順道在北京停留幾天，今天特地來麗都看看。”我説。
“我還記得您那次帶全公司到俱樂部來玩，還有幾位歌手。”李經理說。
“不好意思，那次實在太吵鬧了。”我説。
“沒事，玩的好就行。”李經理說，帶著北京人的爽氣。
“那次來的歌手《羽泉》，後來背信忘義跑了，我們打了好多年的官司。”我繼續說。
“嗨，這種事經常發生，您就別放在心上吧。”李經理說，笑了笑。
“我可以再進去逛逛嗎？”我問他。
“沒問題，您是老客戶，請隨意了。”
我在李經理的同意之下，進了俱樂部，看了看裏麵的網球場、遊泳池、檯球桌、乒乓桌等。想起當年的一場京華春夢，頗有《過春風十裏，解鞍少駐初程》之感。無論如何，這次小小的麗都懷舊之行，李義輝的友善接待，讓我深感北京仍有人情溫暖。
中國大陸人多，什麽樣的人都有。混子騙子王八羔子固然比比皆是，像李義輝這樣富有人情味的，其實也很多。臺灣很多人評論大陸，喜歡一概而論。我在北京有多年的生活與工作經驗，常有臺灣人問我對於大陸的看法。我跟人説，我看待中國大陸，有兩個重點。
第一，中國很大，看待中國，幾乎等同於看待整個歐洲。所以很多事，不能一概而論。
第二，中國是個動態社會，變化的節奏很快。很多以前的經驗與觀點，未必跟得上社會的變遷。對於大陸的看法，要與時俱進。
簡單來說，中國大陸像個與時推移的萬花筒，其中善惡美醜、正邪良寙，什麼明堂都有，要懂得以詼諧與寬和的心情，與之相處才好。
我與《羽泉》所簽的歌手合約，包含了唱片約與經紀約。在合約的有效期限內，歌手的相關演出收入，公司與歌手，應依照合約所定的比例分配。這是一個業界公認的合理條款，也是業界的共同做法。
公司在新簽藝人身上，不論是付出生活費、製作專輯、推出專輯、還是宣傳與發行活動，都要做出巨大投資。很多新人做不起來，公司也要承擔風險，接受損失，所以藝人的演出收入要與公司分成，是合理的，不論在國內外都全是如此。
公司的藝人，會由公司的宣傳人員陪同藝人接通告，安排行程。公司的宣傳人員，與藝人經常共處，不免就會有了背著公司，私下抱團接單的想法。私下抱團接單的動機，就是瞞著公司接單，可以省下該給公司的份額，宣傳與藝人因而彼此都能多分到些收入。公司蒙受損失，宣傳與藝人皆大歡喜。
我事後省思這些問題，記得當時與一些內地人士聊天，三不五時會聽到一個説法，就是“你們這些境外人士，憑什麽來賺我們的錢啊？”我想，有不少的大陸人士，會以這樣的心態與説詞做藉口，來做些不合乎道德與法律規範的事情。
公司的宣傳袁濤，幫《羽泉》安排宣傳與演出通告，後來就私下抱團接單了。當然一開始是按照規矩辦事的，邀約方會提出通告合同，公司由我代表簽名，蓋上公司印章，有一個完整的流程。
但是後來袁濤與《羽泉》彼此之間，逐漸磨合有了共識，開始背著公司私下接單。而且，隨著《羽泉》的名氣越來越大，通告越來越多，公司的宣傳袁濤與藝人《羽泉》抱團私下接單的手法，也越來越不入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