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愛戴的國際友人

過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力爭不做乏味、油膩的中年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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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采訪活動中,遇到過好幾位國際友人。他們的事跡感人,品德高尚。但我在寫稿時,由於字數的限製,往往過多地報道了我國領導人會見他們時的講話內容,很少詳細介紹他們的事跡,每每想起來我都感到有些歉意。但他們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貢獻,卻永遠記在我的心裏。

新西蘭老人路易·艾黎

我兩次見到路易·艾黎。一次是在1981年12月8日,為祝賀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戰士、老同誌、老朋友84壽辰;一次是1987年4月21日,在人民大會堂為慶祝他來華工作60周年的招待會上。

不知怎的,我一見到這位老人,欽佩、尊敬感就悠然而生。他是一位自信、樂觀、勤勞的老者。

那天,萬裏副總理來到北京飯店馬路對麵的小院裏。這是中國人民友好協會所在地。在堆滿各種書籍和朋友送的紀念品的小屋,萬裏一見艾黎就祝賀他84壽辰。萬裏的第一句話就引起了我的興趣。他說:“您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的貢獻,我們非常感動啊!”

路易·艾黎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共產主義戰士。半個世紀以來他把整個心血和汗水都奉獻給了中國的土地和人民。

1897年12月2日,艾黎出生在新西蘭坎特伯雷省伯利鎮。祖父母是農民。父親是一所學校的校長。1927年4月他還是個小青年時就來到中國,一直住到1938年。曾在上海公共租界工商部任消防處檢查工廠防火措施的低級官員——消防處督察、工業科工廠督察等職。1933年他就與美國友人史沫特萊、馬海德等人一起參加了第一個由外國人組織的馬列主義小組,在上海與中國共產黨秘密建立了聯係。艾黎的住所成了地下黨的工作地點和避難所。他還和史沫特萊、宋慶齡一起,通過國際組織,冒著生命危險為蘇區傷病員購買醫藥和無線電訊器材。在上海居住了11年的艾黎同魯迅、宋慶齡、茅盾結成了好朋友。

1935年,紅軍在山西洪桐抄了地主的一萬元山西地方鈔票。他把這些錢兌換成能用的錢。

1938年初,抗日戰爭爆發不久,艾黎與斯諾一起在武漢組織工業合作組織。他在西北和新四軍地區建立了工合分站。在短短的兩年期間,通過工合建立了3600多個大小不同的工廠和作坊,安置了30多萬工人,向前線輸送了4萬多名技工,支援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鬥爭。

20世紀40年代,他在陝西、甘肅創辦過培黎學校,為中國培養了大批優秀工業技術人才。

解放戰爭時期,艾黎是世界和平大會的新西蘭共產黨的委員。

1953年定居北京。住在北京飯店對麵的對外友協的院子裏。

幾十年來,他參加了各種國際會議,走遍了中國的名山大川,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向中國提出過有關植樹造林、水土保持等建議。出版了65部書籍。他說:“發展中國家對造林很重視。”

1977年,艾黎80壽辰時,鄧小平在祝酒詞中誇他“50年如一日難得”。

1981年陝西發生水災,他一定要去看看。

早在國民黨時期,他就關心培養青年人,培養他們數學、實際工作技能。

在“四人幫”猖狂時期,艾黎沒有跟著他們跑,沒有替“四人幫”說話。

難忘1981年12月8日這一天。萬裏出於對艾黎的關心,問“身體好嗎?耳朵不好,你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作出了貢獻。我們非常感謝你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貢獻,祝你健康長壽!”

萬裏勸他不要再外出了,在家寫點東西。

艾黎輕輕地點點頭。他用中國話說:“最近我剛從廣西回來,還調查了老革命韋跋群同誌的事跡,廣西的形勢倍兒棒!”

這時,我環顧艾黎的房間,基本上隻擺著兩種東西,一是各種書籍,一是各方麵的朋友送給他的紀念品。萬裏與艾黎在一起談經濟調整、談農業、談青年人的教育、談中國的光輝前程。可以看出,艾老真的與中國人民在同呼吸、共命運。

萬裏說:山丹有些問題,你提的意見很對。今年鄧小平專門找我談了這個問題,建議全國堅持不懈植樹造林。昨天(1981年12月7日)在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已經討論了全國開展植樹造林的議案。

艾黎聽後很高興,他說:“這是個很大的事情,要長期規劃。”

萬裏說:“全國的林業覆蓋麵積少。林業搞不好對子孫後代都有影響。我們過去有一個錯誤的口號——以糧為綱,把草原破壞了。糧食也一年比一年少。北京變成了沙漠。”

艾黎說:“福建也有植樹造林的問題。50年後,北京變成沙漠了。這一次準備全麵整頓,寧肯進口點糧食,也不能砍樹。過去農民沒有辦法,隻能砍樹。”

采訪完這次活動,我在筆記中寫道:“值得中國人民永遠愛戴的艾黎,祝您健康長壽!”

1987年4月21日下午,一位滿頭銀絲,穿著天藍色襯衫,藏青色西服的老壽星坐著輪椅來到人民大會堂。人們都紛紛圍了過來,親切的問候聲不斷,老遠就聽到有人在喊:“艾老,您好!”“路易·艾黎,您好!”這表達了中國人民對這位傳奇式人物的感激之情。當時,艾黎90歲。擴音器裏播著艾黎最喜歡的陝北民歌。

招待會上,對外友協會長章文晉首先宣讀了鄧穎超同誌的賀詞。賀詞中說:“我們為有路易·艾黎這樣一位老戰士、老朋友、老同誌而感到驕傲。為了友誼,為了和平,為了建設與中國人民一起迎接21世紀的到來。”

鄧穎超還托秘書趙煒把自己院子裏的月季花帶到大會堂獻給路易·艾黎。

全國政協副主席、著名書法家、詩人趙樸初在會上朗誦了他為艾老寫的詩:

不是上帝的派遣,

而是革命的呼喚。

從南半球的新西蘭,

來到了神州磁縣。

和我們一起生活,一起奮鬥,一起流著血和汗。

整整60年,啊!整整60年。

……

不會忘記30年來,

您為新中國作出的寶貴貢獻,

寫下的光輝詩篇。

你來時很年輕,

你今天還是一位老青年。

90歲童心未變。

對國際的友好旺盛熱情,

對光明的未來抱著堅強的信念。

老當益壯、美麗延年。

我們的老朋友啊!

祝您壽比南山,心如東海寬。

花兒常好、月常圓。

文筆不衰,腰甲更健。

艾老今天顯得格外高興。他是中國60年曆史的見證人。他用英語講話說:每當想起許多我所認識的人,內心充滿親切之感。他們曾那樣英勇地戰鬥、前進。他們的偉大精神鼓舞著人們為更美好的中國而繼續奮鬥。隻要10億中國人民本著延安精神和老一輩革命家的精神,保持穩步前進的勢頭,國家的統一和振興是無法阻擋的。

艾黎獲得過英國女王頒發的“女王服務勳章”。新西蘭駐華大使華德宣讀了新西蘭總理朗伊的賀詞,表彰艾黎為促進中國與新西蘭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友誼所做的貢獻。

我采用現場報道的形式把現場的音響與記者的解說有機的結合了起來。考慮到廣播的弊端,在敘述時,充分地運用了顏色的描述。趙樸初在會上朗誦詩,使整篇報道達到了高潮。所以,聽眾把我親自播的這篇報道與兄弟新聞單位發的公式化的報道作了比較。

哈爾濱鐵路局聽眾邴素敏聽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以後來信說:“關於路易·艾黎的現場報道。我從頭聽到尾。開頭的導語就很吸引人,很別致。‘輪椅緩緩進入大廳’、‘老壽星’,形象感特別強。緊接著就是老壽星爽朗的笑聲,有氣氛、有感染力。鄧穎超秘書送鮮花這一段,讓聽眾猶如身臨其境。”

安徽安慶市第十中學教師王中平給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聽眾工作部寫信說:“我反複聽了好幾遍,覺得這是頗有趣味的現場報道。記者對慶祝活動描繪口語化,層次清晰、敘述生動、自然。我們仿佛置身於現場。不少國際友人在我國數十年如一日,辛勤地工作,望電台能安排一個計劃或開辟專欄,介紹他們的事跡。”

高級翻譯愛德樂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愛德樂同誌在他走完了85個春秋以後,於1994年8月4日在北京逝世。根據他的遺願,骨灰已經撒在他熱愛的中國國土上。

索爾·愛德樂同誌1909年出生於英國,後來加入美國國籍,主要攻讀經濟學。20世紀40年代初來到中國,1947年返回美國,1962年,正當我國遭受苦難時期,他毅然來中國定居。主要從事國際經濟和政治研究工作和重要文獻的翻譯定稿工作。曾任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顧問。他曾談到他來中國定居的三個原因:一是我始終對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領導抱有極大的信任和信心;二是我對社會主義事業始終抱有堅定的信念和信心;三是我希望盡可能長的在中國工作,為世界和平,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

新中國成立前,他關注中國人民的命運,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爭取解放的鬥爭。新中國成立後,他多次訪華,熱情地介紹中國,為使外國了解中國做了大量工作。

1994年9月2日,在北京舉行了愛德樂同誌的追悼會。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顧錦屏說:“從1961年到1965年期間,愛德樂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第一至四卷的翻譯工作,從1975年到1978年,他又參加了《毛選》第五卷英譯文的定稿工作。他改過的稿子,是中國翻譯同誌鑽研翻譯技能,提高翻譯水平的生動教材,他們從中獲益匪淺。即使後來他因年高體衰,不能直接參加翻譯工作,他本著認真負責的精神,經常指出翻譯中存在的問題。”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師陳琳把愛德樂稱之為朋友和老師。他說:“索爾的品格、修養和溫柔,是我終生的榜樣。我將永遠以是他的學生為榮。”陳琳談到1976年秋,北京市民湧上街頭,遊行慶祝“四人幫”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結束。由於索爾的夫人帕特當時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那天一大早我們先到索爾的家裏接他們一起到王府井參加遊行隊伍。他們夫婦倆都很高興。索爾戴著他最喜歡的飾有彩色羽毛的禮帽,拿著他用了多年的竹手杖,走在北外校旗後。那天,他在遊行隊伍中滿麵春風,談笑風生,用他不太好的中國話同大家一起喊口號,始終開懷地同朋友們說著笑話,完全沉浸在中國人民的歡樂和喜慶中。

陳琳聽愛德樂說過,上個世紀40年代,他作為美國財政部駐重慶的代表,有一次,孔祥熙請他吃飯,灌他喝酒,想套他的話。他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浦山說:“在胡喬木主持下寫的有關三個世界的著名文章定稿以後,譯了各國文字,英文稿請愛德樂審閱。他不僅對英文翻譯做了修飾,而且提出了一係列的實質性問題。喬木同誌對此非常重視,逐項進行了討論。有些意見被采納。”

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美中書籍出版項目主任詹姆士·佩克說:“從1975年,我們第一次相識,我就感到他在各方麵充分表現出的卓越人品。索爾的精神是不可多得的。他的思想是如此富有活力,如此生機勃勃,不停的運動,其洞察事物和體察人情之敏銳,在我所認識的人當中是罕見的。他的國際金融和全球經濟知識是豐富的。”

愛德樂的朋友依莎貝爾和大衛·克魯克得知索爾逝世後寫道:現在是痛悼之時,但我們又為結識索爾這些年感到高興與自豪。我們可以回顧他的平易近人的作風,他堅定的政治影響和貢獻,他淵博的學識和雄辯之才,當然還有他的幽默。

劍橋大學的艾沙格博士寫道:我同索爾相識40多年,認為他是我最有人情味、最機智和可靠的朋友之一。極大的遺憾是,社會從來不能充分利用他的傑出才能和他對社會科學的廣博知識。對索爾在社會科學和幾乎所有學科中給人印象深刻的知識,無論怎樣說都不會過分。這包括曆史、哲學,他對多種語言的掌握,最重要的是他的熱情、機智、真摯和正直、誠實。身旁沒有索爾,我們都覺得缺了不少東西。

愛德樂的夫人帕特在愛德樂追悼會上說:索爾的父母是窮苦的猶太移民。全家9個孩子。他們艱難奮鬥謀求生存和教育這麽多的孩子。索爾最了不起的品質之一就是他能發展深厚和長期的友誼。幾年前,他曾要我在他死後,向他的新老朋友引用英國詩人濟慈的幾句詩。

想一想,人生最大的榮光,從那裏開始,又結束在何方?

說說看,我生前的榮光,豈不正是有這樣一些朋友在身旁!

全國政協副主席吳學謙在1994年9月2日愛德樂的追悼會上深切緬懷愛德樂同誌革命和戰鬥的一生,緬懷他30多年來,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的積極貢獻。

吳學謙說:愛德樂早年追求真理,關心社會進步事業。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艱難歲月來到中國。他關心和同情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爭取解放的鬥爭,他的心和中國人民緊緊連在一起。

愛德樂同誌始終和我們同甘共苦,肝膽相照。他的逝世使中國人民失去了一位真摯的朋友。他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使我們永誌不忘。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慶祝陽早、寒春來華四十年

1986年9月是機械工業部顧問、美國專家陽早來華工作40年,寒春來華工作38周年。

他們夫婦分別於1946年和1948年到我國,當時正值美國政府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之際。為了中國革命事業,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衝破國民黨反動派軍、警、特的阻截,曆盡艱辛來到我國陝甘寧邊區工作。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他們能吃苦耐勞,同群眾同甘共苦,從不接受特殊照顧。他們對工作認真負責,對我黨的革命事業充滿勝利的信心。

新中國成立後,陽早和寒春於1965年調到北京,他們將全部心血投入到我國的農牧業機械化和現代化事業中。他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進城後,仍然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

他們對毛主席、周恩來老一代革命家懷有深厚的感情。

他們襟懷坦白,實事求是,對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失誤能夠直率地提出批評。

他們對我黨的現行方針政策給予熱情的支持。

40年來,陽早和寒春夫婦支持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為中國的農牧業現代化和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為了表彰和慶祝他們在中國的成就,機械工業部、農牧漁業部和外國專家局於9月20日舉行慶祝活動。

我在人民大會堂采訪過他們的活動。兩位外國同誌非常樸實、大度,對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完全能理解。

把全部才華貢獻給中國的川越敏孝

那是在人民大會堂的新疆廳,1996年2月7日,國務委員李貴鮮會見了中國人民的真摯朋友、崇高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川越敏孝同誌。

當時川越同誌已75歲,來中國工作了50年。

川越是日本神戶人,京都帝國大學經濟係畢業,曾在日本大藏省做會計工作。

1944年1月,川越被強征拉入日本軍國主義隊伍,在哈爾濱關東軍俄語教導隊。

1944年6月,開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衛生部門和東北人民政府做俄文翻譯工作。20世紀50年代,他在中共中央聯絡部、外文出版局做翻譯工作。在中國期間,他把全部的精力都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為增進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為增進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促進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中國革命的艱苦歲月裏,川越同誌毅然投身到解放戰爭的洪流,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辛勤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川越把全部精力都傾注在中國的對外宣傳事業上。他參加過《毛澤東選集》、《周恩來選集》、《鄧小平文選》、《陳雲文選》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著作,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重要文件的翻譯、定稿工作。

1970年1月,川越先生唯一的兒子川越亮在清河汽車修理廠學工時,不幸死於工傷事故。麵對這一殘酷的現實,川越表現出博大的胸懷。他認為,兒子能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生命是光榮的。為表示中日友好,他把兒子的骨灰的一半送回日本,一半留在中國,並謝絕了國家為他提供的撫恤金。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川越不得不攜全家回到日本。在日本,他積極從事中日友好活動。他先在日本的《毛澤東思想研究會》雜誌編輯部任主編,後來又組織編輯《中日詞典》。在日本他還到街頭叫賣《人民中國》、《北京周報》、《中國畫報》,義務推銷中國刊物。並且邊賣邊向日本人解答他們提出的有關新中國情況的問題。

1975年應中國外文局的電報邀請,他毅然又回到中國,並立即投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翻譯工作。3年後,他在中共中央編譯局工作。

川越先生在我國工作、生活了幾十年,與我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幾十年來,他認真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觀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先後走訪了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後的山西、安徽、山東和北京郊區的廣大農村,並與農民進行了廣泛地接觸。還到了廣東、福建、海南、上海、大連等地的對外開放城市進行考察,詳細深入地進行調查研究,加深了他對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項方針、政策的理解。他就是以這種科學、認真的態度,不斷求索,不斷進取的。

川越先生酷愛學習,通曉日、俄、漢、英、德文。他勤於思考、努力鑽研,治學嚴謹、一絲不苟。他的文字水平很高,即使是在日本也堪稱一流。他把自己的全部才華貢獻給了中國的對外宣傳事業。特別是在人代會和黨代會期間,為了保證翻譯稿準時發出。他常常工作到深夜兩三點鍾,甚至抱病通宵不眠。為了準確表達某些專業詞匯,他總是反複推敲,反複和中國同誌商量,直到認為滿意為止。他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埋頭苦幹,很少提出個人要求。那種“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常常是我們中國同誌所不及的。

會見的時候,李貴鮮祝賀川越先生75壽辰,讚揚他在中國革命戰爭艱苦年代投身解放戰爭中去,並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而努力工作。在新中國成立後,致力於我國的對外宣傳事業。李貴鮮感謝川越敏孝和夫人50年來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的貢獻。

中美友好的先鋒莫莉·雅德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黃鎮1987年6月2 日在北京舉行招待會,歡迎美國朋友莫莉·雅德來華訪問。

莫莉·雅德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1938年6月,她曾作為世界學聯代表團成員來中國訪問,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代表團在華停留的兩個多月,訪問了漢口、南昌、西安、重慶、廣州等城市。在武漢,周恩來同誌曾多次會見他們。代表團還特別訪問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歡迎他們的規格是空前的。光是延安南門廣場的歡迎大會,參加的各界群眾就有15000人。他們參觀了抗大、陝北公學等,並同各方麵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他們受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會見。毛主席還請他們吃過飯。毛主席就當時的抗日戰爭形勢以及中國革命的前景同他們進行了廣泛的交談。莫莉·雅德女士對當時的所見所聞,做了詳細的記錄,並完整地保存了與毛主席交談的英文記錄稿。與此同時,她還拍了幾百張照片,收入了不少邊區的報刊、雜誌,並拍了兩部具有曆史意義的小電影。這一切已成為珍貴的革命曆史文物。

莫莉 ·雅德女士回國後,就以美國學聯主席和遠東學生服務基金執行書記的身份,到全美國各地去演講,報告日本侵略中國的種種暴行和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保衛民族獨立和世界和平的英勇鬥爭,號召美國人民用各種方式聲援我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參與成立遠東學生服務基金,為支持我國學生的抗日運動募捐,並從此對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寄予關心和同情。她曾把大量的捐款寄往中國。組織美國婦女抵製日貨,把用日本絲織成的絲襪燒掉,把碼頭工人組成糾察隊,阻止廢鐵運往日本。

莫莉·雅德女士在中國人民還處於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就對中國人民的鬥爭給予支持,並且長期堅持對華友好。這是非常可貴的。

中美友好協會副會長陸璀回憶說:“1936年,那正是中國學生一二九運動以後,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派我做代表出席了1936年9月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次世界青年大會,然後又委派我到法國、英國和美國宣傳抗日救國。我到美國時,莫莉是進步的美國學聯領導人之一。她和美國學聯和其他進步的青年組織為我安排各種活動,提供各種機會,使我有機會向美國各方麵人士講話。還安排了我與羅斯福總統夫人在白宮共進午餐,我當麵向他們闡述了日本侵略中國對遠東和世界和平的威脅,並要求美國政府對日本采取禁運及其他製裁。在此期間,莫莉兩次讓我住在她家裏,在生活上給予了我無微不至的關懷。”

莫莉·雅德女士之所以對中國友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她出生在上海,直到13歲才同父母前往美國。她把中國看作是她的第二故鄉。她對中國的情誼是真摯的。

Rosaline 發表評論於
這篇文章是博主的母親在文革結束後在中國寫的。對不起,帶著強烈的中國記者的革命風格。

Sidney Ritternberg 先生是二戰期間美國駐雲南的美軍,參加美軍之前,是美國共產黨員。他從雲南跑到延安了,是中國第一個外國共產黨員。在“中國人民站起來”的一聲宣告之前,斯大林告訴中國共產黨,Sidney 和史沫特萊都是美國間諜,所以Sidney 先生被關押在牢裏幾年,沒有見到天安門的開國炮禮。出來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均對Sidney 先生道歉,Sidney 先生負責新華社對外廣播電台。Sidney 工作中與王玉琳女士結婚,養了四個聰明漂亮英俊的孩子。文革開始後,Sidney 先生在秦城監獄呆了近十年。Sidney先生在文革結束後,帶著全家先後回到美國。Sidney 先生和夫人王玉琳的兩部自傳,忠實而極有文采的記錄了這段生活。Sidney 先生現在已經是96歲了,剛出版了第三部著作,仍然在學習量子物理,偶爾開一下他的心愛玩具,特斯拉上路。夫人王玉琳女士堅強豁達,我很喜歡她的自傳。
Rosaline 發表評論於
請博主看一下Sidney Ritterberg(李敦白) 先生的自傳“紅幕後的洋人”,和他夫人王玉琳女士的自傳“苦盡甘來”,後者目前僅有英文原版,沒有中文翻譯版。
SSL1234 發表評論於
這是我母親的采訪筆記,她本人文革的時候在幹校受苦,所以無法回答您的問題。
X723 發表評論於
所有的國際友人在文化革命時全部都是特務你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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