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巨龍嗬護四小龍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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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這漢語英語翻譯,我以亞洲四小龍的翻譯最為滿意。亞洲四小龍,英語翻譯成 Four Asian Tigers,很有積極意義,雖然沒有翻譯出那種橫空出世的氣概。這個 Four Asian Tigers 是指自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期間,經濟迅速發展的四個位於西太平洋的經濟體:韓國、台灣、香港及新加坡。

亞洲四小龍在1970年代之前以農業和輕工業(小型工廠)為主導,1970-1990年代經濟發展高速。它們利用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吸引外國大量的資金和技術,利用本地廉價而良好的勞動力優勢適時調整經濟發展策略,發展迅速,成為東亞和南亞繼日本國後新興的發達國家或地區(雁行理論),也成為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火車頭之一,其成功的經濟發展過程和經驗是發展經濟學研究的典型例子。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隨著國際經濟情勢發展變遷較為少用。

亞洲金融風暴是有人主導的,以搞垮亞洲經濟為險惡用心。那個關鍵時候,東方巨龍立在那裏,雙目炯炯有神,上擋風雲下撥巨浪,應了老人家那句話:老子歸然不動!

鑒於四小龍之首的新加坡心裏總是念念不忘在洋人嗬護下的日子,上海決定建立洋山港。洋山港的話題如果有必要再說,今天簡而言之,洋山港就是為了防備新加坡倒向外星空間而設立的。

事實證明,洋山港是成功的。目前的新加坡港口,隻有上海港口的八成功效。

想當年西方列強對中國大陸實行經濟封鎖,長達30年之久,在中國大陸周邊不斷挑起戰爭,迫使新中國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消耗了巨大國力,阻擋了新中國的和平發展。

當然了,即使沒有封鎖,靠北洋黃金十年的搞法也是白搭的。

不過,這封鎖的鏈條,卻讓嚴州四小龍在搖擺中成就了一番事業。1953年,台灣經濟已經恢複到二戰前的最高水平。抓住美國、日本產業轉移的曆史性機遇,1960年代初,台灣開始建立出口加工區,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擴張,雖受兩次石油危機的衝擊,依然增長強勁,1978年經濟增長率高達14%,其中工業增長率達23%,台灣當局強令擴大預算,而很多機關卻為不知如何用完年度撥款而發愁。雖有1979年的台美“斷交”、民眾抗爭,蔣經國的權力十分穩固,可以得心應手,開展政治革新,開放黨禁、報禁,允許老兵回大陸探親。

李承晚誌大才疏,治國無方,拒絕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至1958年,南朝鮮經濟才恢複至二戰前的最高水平,為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反觀北朝鮮,靠十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幫助,在一片廢墟上迅速重建,展現了公有製度的優越性,許多南朝鮮民眾越過三八線,逃往北朝鮮。1961年樸正熙發動軍事政變,推行獨裁統治,借鑒台灣經驗,大力吸引外資,全力發展經濟。至1975年,南朝鮮民眾的生活水平已經與北朝鮮持平,看到了通過和平競爭,勝過北朝鮮的希望。

香港大力發展轉口貿易,成為中國大陸與西方世界聯結的一座橋梁。新加坡建國後,緊隨美國,發展經濟。因香港、新加坡地小人少,為城市經濟體,沒有廣大的農村,地理區位極佳,經濟起飛遠較台灣、韓國為易。1980年代初,台灣、韓國、香港、新加坡保持每年約10%的經濟增長率,震驚世界,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一時東亞模式、儒家資本主義為世界矚目,成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效仿的楷模。

近代東亞經濟的發展,是以上海為中心,逐漸向周邊地區波及。1920年,上海已經成為繼倫敦、巴黎、紐約之後世界第四大城市,日本人、朝鮮人、台灣人、香港人、東南亞民眾紛紛來到上海,尋求發展機會。1950年後,因上海被封鎖,約10萬商人移往香港。東京、香港、新加坡趁勢而起,取代上海,成為東亞的金融中心。

中國大陸效仿蘇聯模式,先發展重工業、後發展輕工業,大搞平均主義,人為壓低工人工資。以1980年為例,中國大陸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為人民幣40元,而台灣則為人民幣400元、800元,美國則為人民幣4000元、8000元。從幣值上看,台灣工人的工資為中國大陸的10倍、20倍,美國工人的工資為中國大陸的100倍、200倍,但考慮到稅收、昂貴的醫療、住房費用、購買力,中國大陸工人的實際工資與台灣工人、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相差並不特別巨大。看到中國大陸極其廉價的勞動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迅速關閉本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在中國大陸投資,攫取超額利潤。

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大陸全境開放,亞洲四小龍在美國對華戰略中的地位開始下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根本競爭不過中國大陸,而從加工、裝配轉向研發、品牌,又受製於技術、市場、人才,效果亦不明顯。台灣外向型經濟以中小企業為主,高科技之路十分艱難。韓國雖頂住美國的壓力,全民打造出三星電子,仍競爭不過蘋果手機。

2000年後,台灣進入低速增長階段。2008年馬英九出任台灣領導人,提出了一些發展經濟的思路,無奈碰上了全球金融危機,幸得中國大陸的扶持,勉強維持經濟的正增長,卻無法兌現經濟年增長率6%、失業率3%、人均所得3萬美元的承諾。民進黨的蔡英文拍著胸脯,保證要給民眾工作、就業、住房,卻是治台乏術,台灣經濟深陷困境,民眾對“爛菜”深表失望。

樸槿惠雖有服務韓國人民的誌向,卻無其父的強硬手腕,麵對經濟下行的壓力,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措施,走上與財閥聯手、推高房價的老路。韓國失業率高升,中產階級忍無可忍,打著反貪腐的旗號,衝向青瓦台,把樸槿惠送進監獄。5月,新總統文在寅上台後,麵對大量失業的青年人,芒刺在背,苦思良策。

香港從“占中行動”到“旺角暴動”,明為挑戰香港特區政府,更深層次則是香港經濟的困境,大量青年學生找不到工作,底層民眾掙紮在溫飽線上。梁振英沒有尋求連任,黯然引退。7月1日,新特首林鄭月娥宣誓就任,要想找到一條振興香港經濟的路徑仍然麵臨嚴峻挑戰。

與台灣、韓國、香港相比,新加坡重法治,大多數民眾過著小康生活,不太關心政治。但是,近幾年來,新加坡的發展模式也麵臨挑戰,經濟增速放緩,一些青年學生找不到工作,底層民眾牢騷增多。

亞洲四小龍是美蘇冷戰、中國大陸被封鎖的產物。圍繞著美國、日本,台灣、韓國、香港、新加坡發展加工經濟、轉口貿易,在早期工業化階段,取得了引以為傲的業績。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東方巨龍終於蘇醒,經濟高速增長,徹底改變了貧窮落後的麵貌,也繪製了世界經濟新版圖。造就亞洲四小龍的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四小龍的經濟平庸化是大勢所趨,如果還沉緬於30年前的輝煌,不思振作,繼續下滑不是不可能的,要警防淪為“亞洲四小龍蝦”。

自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社會一直沒有解決生產的無限擴大與全球市場的有限性這個基本矛盾,甚至有進一步激化的趨向。發展高科技,自創高附加值產業,挑戰美國的經濟中心地位,對亞洲四小龍而言,緩不濟急,亦不現實。環顧全球,中國大陸進入中速發展階段,潛力巨大,仍有廣闊的市場空間。四小龍應該徹底反思經濟發展模式,適度調整發展方向,放低姿態,圍繞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建設,可以著力點甚多,還有很多機會。台灣蔡英文當局拒不回歸“九二共識”,顯然是沒有出路的。韓國文在寅總統如何處理薩德入韓,考驗著他的政治智慧。香港新特首應該鼓勵年輕一代到大陸就業、創業。新加坡不能充當美國反華的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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