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1832年，失去英國上議員席位的律勞卑（Lord William Napier），開始四處謀求一個優奉的政府職位，他曾是前英王的伺寢大臣（bedchamber）。在活動約一年左右後，謀到了英政府新設立的“對華商務監督”一職，該職為大使級。這個職務的設立，是用以取代原由東印度公司所代理的商務代辦，以應付規模越來越大的中英貿易。

這個職位原擬是任命奧克蘭勳爵，鴉片戰爭時的印度總督。但奧克蘭勳爵拒絕了這個 “地球上對一個歐洲人來說最不愉快的地方”的職位，原因是自1760年以來，廣州一直不允許外國商人入城，外國人僅允許在九月份到來年的一月呆在位於廣州城外、珠江邊上的商館內，其它時候則必須離開，所有事務，無論是商、政或外交，均須由“十三行”來代呈。

除了上述不愉快外，更為麻煩的是商貿：英國人對中國的茶、絲和磁器的巨大需求和中國人（政府）對英國的產品的排斥，形成了巨大的貿易逆差，這個逆差一直到鴉片的出現才開始逆轉，而中國政府卻禁止鴉片，使得鴉片貿易變成走私，鴉片商人積極推動鴉片合法化或者對英國產品全麵開放。

此外，在中國的宗教傳播也遇到巨大阻力。傳教士認為中國人傲慢和缺乏平等對待他人及異族：“中國（人）不加掩飾地顯示其傲慢和無法接近的高貴，令人厭惡地拒絕任何一個國家平等對待的要求。”這一切使得駐華外交（商貿）官員這個位置對奧克蘭勳爵缺乏吸引力。

律勞卑的職責, 是確保這個由對華鴉片走私來維持的貿易, 對英茶、絲出口不被中斷；而他自認為的解決方法就是用大炮，僅管在其離英之前，時任英首相古瑞（Lord Grey）致信要求他不要引起中方誤解和恐慌，盡量使用溫和勸說的語言來解決問題。1834年7月25日，律勞卑抵達廣州，隨後在英國商館裏升起了英國國旗，在到達的兩天內他破壞了幾條規矩：無護照；未經允許擅自停留廣州；嚐試直接向官府遞交照會。律勞卑的行為並未打動廣東巡撫盧坤，盧坤著人傳話令律勞卑返回澳門；激怒的律勞卑堅持要麵見巡撫，造成正午烈日下在廣州城門前約三小時的對峙。隨後，巡撫的曉諭故意將其名字譯成律勞卑——意為勞累、卑賤。更加憤怒的律勞卑於是派人在廣州張貼華文告示，指責盧坤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壞蛋（presumptuous savage）。

九月二日，盧坤派人封館，中斷貿易。律勞卑則召來兩艘護衛艦沿珠江溯河而上，以期逼迫盧坤就範；而盧坤則派人在珠江沉船困住了軍艦。律勞卑此時染上痢疾，由於被困，一星期後才得以逃出珠江，耽誤了治療，兩星期後死於澳門。

且不論許多不相幹的英國人認為律勞卑魯莽且過度反應，認為貿易應通過和平手段而不是戰爭；亦不計律勞卑違反了許多製度，並忽略了他所受指示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也不論盧坤威脅要砍他的頭，因為他在告示中有煽動反叛清政府；廣東衙門從未對他采用暴力手段（就連律勞卑自己在寫給外交大臣巴麥尊（ Lord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的信中也承認，英國政府也不會像廣東政府那樣容忍他，假如他是一個中國人且無護照的話）。英國現在有一個開戰的借口，在於英國政府來決定是否用它：清帝國的廣東政府在廣州害死了英國國王的人，英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被羞辱和造成了損失, 英國的鷹派堅持隻有武力還擊才能解決。

盡管律勞卑的外交失敗，但他的失敗成功地促成了兩個因素：一是中英關係向武裝衝突更近了一步，相對平和的實用主義讓位給自身經濟和傲慢的愛國原則；二是將英國對戰爭的願望被重塑成一種責任，是對中國人的一個“慈善”，英國炮艦所播下的將會是友誼。盡管對戰爭的鼓吹未能得到英國政府的響應，但他們對無法容忍的中國傲慢的譴責, 則日漸入英國人心，從而在鴉片戰爭暴發時建立了如此的觀念：是充滿敵意的中國人逼我們動手自衛的。遲鈍排外的中國人形象在西方一直貫穿於整個19和20世紀，《廣州紀事報》（Chinese Repository，又譯為中國叢報）在1836年最後一天的評論中說：“中國是一個孤獨、外表華麗到枯燥、自給自足的國家，視其它國家均低它一等；認為它的文明、資源、勇氣、藝術和軍事上均遠遠超過他國。。。確實令人奇怪的是整個中華帝國結構並未四分五裂。” 一記“外界強國有力、準確的一擊”，就會使它“從基礎上開始搖晃”。

1839年, 在清政府拒絕給那些鴉片走私商人食物、飲水並中斷商貿，以期他們保證不再向中國運進鴉片後，經過英國商人向外交大臣巴麥尊遊說，英國政府給了中國這一“擊”。

在今天的中國，鴉片戰爭是這個國家近代曆史的苦難開始。曆史書、電視記錄片及紀念館裏，異口同聲地講述著一個中國民眾人人相信的鴉片戰爭曆史：19世紀初葉，恬不知恥的英國商人將印度鴉片強行輸入中國，中國政府為了避免鴉片所帶來的道德、體質和經濟的災難而宣布禁煙後，英國以炮艦強迫中國賠償了數千萬兩白銀，並使中國喪失了經濟和政治的獨立性。炮艦外交、鴉片和1842年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迫使中國，一個富庶、強大的國家，屈服於列強，使她的人民沉迷於鴉片的毒害，無力反抗隨後接踵而來的歐、美、日殖民主義者。鴉片戰爭現已成為中國愛國主義的基礎之一：第一次反抗西方對中國的欺壓，也是“世紀國恥”的開始，標誌著中國為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解放自己的鬥爭的開始，並作為一個強國最終“站起來了”。

隨著人民共和國的統治者在其奇跡般的崛起所帶來的信心, 和對自認西方決意抑製它的懷疑間左右搖擺，鴉片戰爭一直被放在愛國主義的最前一頁，特別是從1990年開始，中共為了擺脫自己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統治的合理性危機，開始了排外的愛國主義，鴉片戰爭在一係列的“愛國教育”運動中有如紀念碑一樣，出現在教科書、報紙和電影裏。1989年“天安門事件”被指責是“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199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150年的紀念，成為政府的一個公關良機，各種媒體的社論、評論大動幹戈地討論這個由西方炮艦所造成的“國難”。

對鴉片戰爭與正統觀點不同的重新評價會刺激政治高層的神經，2006年，中國政府關閉了中國自由化周刊《冰點》，因為它刊登了一位哲學教授，袁偉時，挑戰曆史教科書裏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教義，因為它“惡毒地攻擊了社會主義體製，並嚐試為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的罪惡行徑辯解。它嚴重地歪曲了曆史事實；嚴重地違反了新聞宣傳紀律；嚴重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情感。。。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影響。”於此同時，政府決定在所有大學裏用中國近代曆史來替換強製性的、令人昏昏欲睡的馬列主義課程，當然，此新課目的內容始於鴉片戰爭。這些課程以使中國最為聰慧和在大學內最為突出的一代能夠“正確地”了解過去，並明白過去與現今的聯係。

與今日人們對鴉片戰爭的關注相反，在戰爭開始時，絕大部分中華帝國，包括一些應當指揮戰爭的人，尚無法認定中國與英國是否正在進行一場鴉片戰爭。清帝直到1840年7月底才明白他在與英國正在進行一場戰爭，這差不多是英國認為武裝衝突已進行了一年了；他不明白為什麽英國大炮要轟擊他的東海岸，直到英國艦隊開抵天津，要求向“皇帝的大臣”呈交英國外交大臣的書信後才得知。在武裝衝突已正式確認後，清帝和他的大臣們仍不願承認這是一場戰爭，而傾向於稱之為“邊釁”——隻是一係列沿中國海岸線上的小衝突。盡管英軍用當時最為先進的軍事技術，將訓練和指揮糟糕的一塌胡塗的中國軍隊打得抱頭鼠竄，他們仍被稱作“小醜” 、“土匪” 、“海盜” 、“強盜” 、“叛逆”（偶而“離經叛道的叛逆”）；他們隻是短時的叛亂者，在嚐試反對清政府牢固控製的社會製度。這一切，在清朝統治者眼裏，與其他同時期的叛亂沒有什麽兩樣，僅增加了一些麻煩，沒有什麽可擔心的。

然而，在戰爭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來，鴉片戰爭從一個“邊釁”，演變成中國近代曆史的悲慘開始，成為中共一黨專政的一個支柱。現今重塑這場衝突可容易地提醒中國人，中國曾受西方的淩辱；所有的錯都發生在“舊社會”，是共產黨掌權後使事情改正過來了。每當西方批評中國——主要是人權紀錄，或缺乏獨立的司法和新聞自由，中方朝野的聲音就以鴉片戰爭為依據，反擊回來。

然而超越當今正統的中國曆史觀點來看它初次與西方的公開衝突，一個完全不同的畫麵的中國就會浮出水麵。19世紀的中國並不是一個本能地排斥所有外來事物的國家，而是一個對外界有著廣泛反應且相當鬆散的社會：三心二意、多疑、盛氣淩人、好奇。20世紀中國賦予鴉片戰爭如此的重要性，就這一事實，說明了中國意在對西方開放而不是敵視。鴉片戰爭還在進行時，西方觀察家就認為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對許多中國的名人來講，它不過是帝國龐大邊疆某處的騷亂和麻煩而已。但從1920年起，鴉片戰爭被重新定位成近代中國曆史的開始，中國史學界全麵接受了西方觀點，認為戰前中國是個“沉睡的國家”，在等著西方將其喚醒。讀完許多19世紀中葉有關中國和鴉片戰爭的英文書籍，你會有理由認為戰前的中國根本沒有曆史。掃一眼略為詳盡的中國現代曆史編年，就可以發現中國內亂所帶來的戰爭遠多於外亂: 19世紀的農民起義，造成數以百萬計的死亡和流離失所；20世紀的內戰亦是同樣。在現今中國媒體極度渲染1839到1842年英國遠征軍對中國的傷害時，共產黨統治時期的人為災害 —— 1960年代的大饑荒；因政治迫害所引發的極度暴力的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的流血事件，也就被徹底的遺忘了。

中國官方媒體努力使讀者和觀眾相信，現代中國曆史是中國人民英勇地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曆史。（實際上，這個現代史也許應稱之為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相互勾結史則更為適當。中國與其他飽受侵略和占領的國家一樣，有著裏通外國的悠久傳統。）但仇內和對內反思，而不是向外尋找借口，在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占據了主導地位。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見證者們，不是責備外國侵略造成了滿清帝國的失敗，而是歸咎自己的官員和軍隊組織混亂和膽怯。

中國人對鴉片戰爭和對帝國主義的總體反應有著複雜的曆史過程，但它無法消弱許多19、20世紀西方種族主義者對中國的喝斥，這種態度在政客、士兵和著名評論員所寫的文章及所所作為中隨處可見。同樣，許多文字顯示中國在與西方帝國主義的相處時，表現是扭曲和缺乏人性的。上述的兩種行為均不能使這段曆史中必要但是恥辱的衝突事實變得輕鬆：英國政府曾為保護收益巨大的毒品走私而打了此仗。但鴉片戰爭及其後果暴露出中國的分離化：一場看上去再清楚不過的外部侵略，是如何產生如此之多的不同回應(忿恨、欽佩、自怨自恨)和效忠對象。

今日中國，在不受政府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幹擾時，許多中國人不會在英國的炮艦外交上浪費時間；當你問這些人對英國的感受時，你多半得到的是讚賞而不是嚴斥；當問及對鴉片戰爭的看法時，他們常常對你說都過去了，他們更著眼於現在（也許他們並不聽從政府的宣傳）。盡管中學曆史課本和考試裏，仍向年輕的頭腦裏灌輸“中國是受害者”式的近代曆史，永遠是以鴉片戰爭開始，在課堂裏對鴉片戰爭的討論很容易地轉變成對西方的仇恨，及對19世紀中國腐敗和軍事孱弱的厭惡。與一個中國人討論鴉片戰爭，遲早，他就會蹦出一句極其上口的句子：“落後就要挨打”，這句話意為這場失敗的戰爭注定會降臨中國。在中國民族主義者對鴉片戰爭及其後果充滿怒氣和仇恨的敘述之下，深藏著更耐人尋味的故事：對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國家所經曆的各種危機，以痛苦的自我批評和不肯定性，而不是敞開胸懷的尋索，期待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本書將以此戰爭的一係列事件為開始——滿清的擴張與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滿清政府內的禁煙派的誤算；雙方的誤解將兩方政府推向戰爭；英國的機會主義式的虛偽；英國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和中國對其軍事現實確乏認識所導致的可怕的血腥屠殺。然後將探討在隨後的170年間，中國和西方如何各自編織出各自版本的鴉片戰爭神話，接著講述中國怎樣借助於帝國主義之手：１８５６－６０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１８９４－９５年的甲午戰爭；１９００年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遠征；１９３０年代的日本侵略，來強化“國恥”這一含義，並使它結束以共產黨為自身利益駕馭的曆史記憶所作的努力。本書將用較大的篇幅勾畫出反對鴉片的群體中奇特和矛盾的故事：歇斯底裏禁煙的西方傳教士；試圖用砒霜、海洛因或柯卡因來去除鴉片癮的醫生；２０世紀中國的兩位絕對禁毒的獨裁者——兩人均公開地反對鴉片但均由鴉片受益：蔣介石和毛澤東。

最後，本書將帶讀者們拜訪當代中國的公知們（政客、新聞記者、教師、博客）和公共曆史教育的地點（展覽、博物院、戰爭紀念），以反射存在於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悖論：為什麽在中國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開放給（或依賴於）國際力量之時，中國政府卻選擇了動員民族主義­——這個認為西方對中國在曆史上曾犯有罪行、因而對西方充滿仇恨的力量呢？為何中國在其即將成為超級強國之際，它的人民必須不停地被提醒一段不堪回首的“羞辱”曆史呢？中共要將它灌輸給它的人民的、反對外國的愛國主義進行到何種程度呢？在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傳說的屏幕後麵，鴉片戰爭和戰後所暴露出的鬥爭和困境，中斷了近代中國的曆史探索：西方對中國的誤解和劣行是如何激發出中國的愛國神話，而這些神話又如何被重塑到中西方對抗的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