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在北戴河看著汪洋大海，想起了曹操曾在此寫過千古名篇，不由詩興大發，也寫了一首《浪淘沙·北戴河》，結尾誌得意滿地寫道“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那時，他真是有本錢得意，有底氣自信。他換了天地，贏得了億萬民眾全力全心的支持。即使在以後的十幾年裏一直麵對整個西方世界的製裁與武力威脅，他仍然毫無畏懼，還有餘力屢次三番打破擁戴他的國人飯碗，欠下累累血債，而真正神奇的地方在於少有人敢發怨言，一張嘴便是深刻反省自責，又忠又愚，隻要老人家揮手發聲，響應者林立蜂擁，山呼海嘯。

今年以來，中國領導人又遇到了幾乎被人扼住喉嚨的挑戰，與毛時代相比，中國的國力強了不止百倍，公認為全球第二，外部的壓力遠不如戰火燒到鴨綠江邊那般緊迫，但是有信心誇口，能萬眾一心，共度時艱嗎？

麻木是明清以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評價之一，奴性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人對同胞的共識。這種麻木、奴性表現在對武力、霸淩、權勢等的漠然屈服上，在外國武裝入侵和本國政府壓迫上尤為突出。

然而，另一種共識又暴露了中國人的另一麵；於沉默中爆發。毛把它概括為：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而且易走極端，鎮壓和反抗都極暴力，鮮血淋淋，你死我活。

自古以來，中國時隱時現地流行著一種觀念：夏代歌謠，“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周書》說“撫我則後，虐我則仇。”因父兄被楚國殺害，伍子胥不但轉投吳國，而且帥吳軍攻破楚都，這樣還不解恨，又從棺材裏拖出老主子的屍骨猛抽一頓。這倒也罷了，值得注意的是社會輿論幾乎一致偏向伍子胥，連孟子都認可這種原則。“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明太祖見此咬牙切齒：“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焉？”對挑唆民眾爭取與統治者對等關係要求的老壞蛋，不能輕饒了！他說出了古今獨裁者共同的心聲，理所當然地動手刪去了不利君權的語錄。然後鼓勵民眾鞏固家族關係，重續尊卑長幼等級，嚴肅家教，統一家訓，翻翻每本家訓的頭一條幾乎無例外都是：“忠君愛國”。這個君不是先帝，而是今上。這個國不是其它什麽構成因素，而是朕的國，朕的家業。識時務者為俊傑也是許多家訓必列的條款，目的當然不是提高認識世界的能力，而是為家族的生存與發展找尋最佳途徑。這條途徑就是順從時下的統治者，也就是魯迅說的做穩奴才的途徑。於是平民百姓真不在乎誰坐龍椅，家族平安是第一位的。

做夢者愛做美夢，一般人考慮問題會不自覺地偏向有利於自己的一麵，常常有意無意地忽略掉不利自己的另一麵。中國改朝換代者往往隻願意看到大多數草根極容易跪伏權勢者腳下，而不情願去琢磨“前徒倒戈”、百姓載舟覆舟的原因。別的都不說了，就拿曾經登上峰巔的毛來說，屍骨未寒，人們悼念的淚水尚掛在臉頰，便敲鑼打鼓歡慶鏟除了毛的心腹鐵杆。為什麽會這樣？一方麵人們的內心深處仍打著“撫我則後，虐我則仇”的烙印，另一方麵政變翻天都改變不了被統治的命運，能夠換來稍好的生存條件就滿足了。

如今，先輩們留下的信用紅利，早就揮霍殆盡。從基層到中央的各級官吏已經把共產黨的招牌腐蝕得麵目全非，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分離與對立的關係基本恢複到曆代王朝末期的狀態。政治上推翻老鄧為中共痛改前非開出的良方，複辟終身製，定於一尊，把已經證明失敗且自己也不相信的意識形態垃圾撿回，奉為至寶。自己內心嚴重鄙視所謂低端人口，或辱罵、或威脅、或驅趕，或鎮壓，狂妄驕橫自大，巧立名目，橫征暴斂，腐敗創曆史紀錄，拒絕公布官員財產，對關乎民生、國運的醫療教育方麵的投入與官方猛吹的GDP相比，簡直可憐的可以忽略不計，在全球屬於最少的國家行列。即使在內憂外患殘酷的當下，黨國精英們一麵重複著曆代帝王的口頭禪，收攏控製民心，一麵卻像明末官員們一樣堅吝地不願回吐鼓脹的私囊，施惠民眾，這樣，能拉攏群眾與你共度時艱嗎？平時沒想到把好處分給民眾，危難來了，要求跟你一起堅守，可能嗎？自己把子女財產送到國外，卻要百姓與你同心同德，咋能“同”起來呢？真正深入底層和知識人中，聽到的怨聲是中共建國以來最多的時候，不見統治集團改正，唯見高壓封堵。這可是古人中的明白者反複告誡的呀！不聽會怎麽樣呢？都懂得。

不要說外國軍隊打進來，再來一次宮廷政變，老百姓一定又是簞食壺漿以迎，起碼也是像清末百姓那樣漠然圍觀吧。伊拉克殷鑒不遠。

今上再念毛的《北戴河》，還能有毛的自信底氣嗎？怕是換了心情，淒涼苦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