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第一次去瑞典的經曆太美好了，趁著學校在聖誕節前放假兩周，我又坐著列車來到斯德哥爾摩。

那次正逢百年不遇的暖冬，我離開時挪威尚未下雪，抵達斯德哥爾摩車站時，正值第一場雪後初晴，氣候並沒有我想象的那麽寒冷。

我再次前往莊嚴肅穆的皇家城堡，在那裏遇到了一位身材修長的瑞典中年男子。城堡中的各種紀念碑和雕像上刻的全是瑞典文，好心的他陪著我一路看過去，將文字翻譯成英文，並向我講述瑞典的曆史。

當我問起帕爾梅首相的遇刺地點時，他說：“就在離皇家城堡不遠的一條街道上，可以走著過去，不過那裏沒有什麽值得參觀的。”

他並不是專業的向導，但深深自豪於本民族的文化和曆史，不遺餘力地介紹給外來人。我在遊曆瑞典的過程中不斷遇到這樣的淳樸好客的公民，自發為我做向導，熱情洋溢地說了一大堆本國的風土人情，幾乎每個人都要提諾貝爾獎，生怕外國人不知道 — 瑞典人的愛國教育無疑是成功的。

MBA班的豪坤再三交待我去瑞典的南部小鎮隆德遊覽。他在那兒上大學時遇到了瑞典姑娘斯蒂娜，兩人婚後定居奧斯陸。盡管斯蒂娜會說挪威語，卻一直堅持在工作中用瑞典語與挪威客戶交談（挪威語、瑞典語與丹麥語是互通的，幾國人民口頭交流無障礙，隻在行文時有區別），表達對自己的瑞典身份的認同 – 這也是瑞典人驕傲的一麵吧。

豪坤認為隆德是瑞典最美的小鎮，那裏有不少中世紀留下的建築。我乘著火車南下隆德，逗留了大半天，參觀了大教堂和隆德大學。我坐在校園裏的咖啡館捧著熱咖啡發呆，冬日的陽光透過玻璃窗照在我身上。我望著進出咖啡館的行色匆匆的人流，心中暗想：“不知他們當中有哪位是諾貝爾獎得主呢？”

隆德大學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為斯堪的納維亞最大的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機構，據說走進校園咖啡館的任何一位教授都有可能是名滿天下的學者呢！

我們這些九十年代的留學生大多不富裕，國外生活成本高，大夥兒能省就省，精打細算過日子。出門旅遊時，為了省下住旅館的錢，我們常常半夜坐火車，在白天抵達目的地後，走馬觀花玩一天，天黑了再乘火車趕往下一站，在車上睡覺。買的是硬座票，餐車裏的西餐又貴又不合口味，我們在背包裏塞了各種便宜的巧克力，餓了就咬一口當飯吃。

運氣好的時候，碰到臥鋪車廂有空位，我們偷偷跑到那兒睡幾個小時。乘務員發現了，也沒讓我們補票。記得半夜從隆德返回斯德哥爾摩時，我困得不行，臥鋪車廂又滿員，我突然發現了一節被開辟為兒童遊樂室的車廂，裏麵空無一人，又暖和又舒服。我悄悄溜了進去，坐在那兒的地板上，背靠著牆打盹。剛剛迷迷糊糊地睡著了，乘務員走了進來，很嚴肅地對我說：“這是屬於孩子的地盤，你不能呆在這兒。”

我非常不好意思地連聲道歉，回到了自己的硬座。過了一兩個小時，軟臥車廂有人中途下車了，空出了一個位置，我趕忙跑過去躺在那兒睡大覺，又被那個乘務員瞅見了。不過他他不聞不問的，任憑我睡到了終點站。可見瑞典是個極富人情味的國度，沒有人特地為難一個外國遊客，我因而看不懂最近的那起所謂的“中國遊客半夜三更被瑞典警察送到墳場”的奇葩新聞。

我在旅程的尾段又返回了斯德哥爾摩，找了一家由獨立屋改建的便宜家庭旅館住下。旅館裏有兩位長期住戶，一位是五十歲左右的長滿絡腮胡子的黑人男子，在那裏住了一年多了，另一位是四十多歲的瑞典女子，也住了好幾個月。

看得出兩位租客的關係不錯，不時用瑞典語交談，有說有笑的。我問他們城裏還有什麽好玩的地方，他們不約而同地建議我去一趟斯堪森(Skansen)。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露天博物館(open-air museum)，建立於一百多年前，在那裏可以見識到瑞典五個世紀的曆史，還有多種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動物。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在十月金秋季節去那裏打過卡了，聽完他們的介紹，又去了一趟。

可惜白雪皚皚的冬季實在不是參觀斯堪森的最佳時機，博物館內幾乎空無一人，運動器材也沒有開放。動物們大概也冬眠去了，我見不著一隻。隻有一百多間瑞典傳統的木屋靜靜立在雪中，周圍是一排針葉林。我踩著積雪，徜徉在匯聚著瑞典五個世紀精華的時光隧道裏，內心安詳而自在。

從外麵銀白的世界回到家庭旅館，忽然意識到馬上就是聖誕前夕了。家庭旅館的兩位租客笑嘻嘻地向我建議：大家一起慶祝聖誕吧！

他倆做了烤雞和色拉，我貢獻了一盤西紅柿炒蛋和一份蒜茸包菜。幾盤菜擺上桌，開了一大罐可口可樂，我們的聖誕大餐開宴了。非洲男子和瑞典女人很少吃中餐，對我的廚藝讚不絕口。

我注意到非洲男子相貌英俊，雙目炯炯有神，講著一口流利的英語，氣度不凡，不像是從貧民窟裏出來的難民（瑞典收容了不少非洲難民）。他究竟有著怎樣的故事呢？

似乎看出了我的疑問，飯後閑聊時，非洲男子突然說：“我二十多年前來瑞典留學，主攻東方哲學，研究孔孟之道。”接著，他用英語向我講述孔孟思想的精髓，還順帶提到道教。我聽的呆了，半晌無言以對。我這個七零後國學基礎薄弱，小時候被“批林批孔”的口號洗腦了，從來沒有正兒八經去了解古人的哲學思想。

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追問起他的身世來。他說：“我的父親是非洲某個國家的王室成員，我從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被家裏送到瑞典讀大學。二十多年前我們國家發生了政變，國王倒台了，我有家難回，隻好申請政治避難留在了瑞典。我一直在大學裏教書，幾年前和太太離婚，又失了業。我的專業太偏，不好找工作，為了節省開支，隻好搬到便宜的家庭旅館。”

我在中學時代好歹算個學霸，將《世界曆史》課本背得爛熟。憑著一點可憐的世界史知識，我大概猜出了他的身份，趕忙問：“你說的是埃塞爾比亞嗎？曾經的意大利殖民地？你是個王子？”

可惜我當時不知道埃塞爾比亞（Ethiopia）的正確英文發音（托福和GRE沒考過），隻能對他講中文譯音，他有些聽不懂。不過當我提到這個非洲國家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時，他肯定地點點頭。

和他同住在家庭旅館裏的瑞典中年婦女學的是社會學專業，不久前離婚加失業，工作難找，隻好搬到了家庭旅館，住在非洲王子的隔壁。同是天涯淪落人，非洲王子和瑞典女人在生活中互助，相處融洽，看得出他們都是修養極好的知識分子。

我問非洲王子：“你曾經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一夜之間從天堂跌到地獄，淪為難民。如今又離婚又失業，隻能棲身於家庭旅館，你是如何看待人生的大起大落？怎樣重建平和的內心世界呢？”

他微微笑著說：“我是研究東方哲學的，有信仰的人是不會被人生的驚濤駭浪吞沒的。”

當時的我太年輕了，不能領會話中含義。

 十幾年後，新當選的韓國女總統樸槿惠告訴中國記者：“在我不到30歲的時候，雙親都遇刺身亡，我和弟妹們的心情何等的絕望和痛苦，可想而知。讓我更絕望的是，陪在父親身邊的人一一離開，而且我的父母由於政治原因受到人們的指責。就在這時，有一本書悄悄地走進我的心房，成為了人生的導師，那就是馮友蘭先生所寫的《中國哲學史》。東方哲學與重視邏輯和論證的西方哲學不同，講究領悟。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哲學家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蘊含著做人的道理和戰勝人生磨難的智慧，讓我領悟到了如何自正其身，如何善良正直的活著……”

 她與非洲王子的領悟何其相似。

離開斯德哥爾摩的那個夜晚，非洲王子和瑞典女人往我的背包裏塞了不少零食，笑容可掬地送我出了門。

許多年過去了，我已為人妻人母，在加拿大過著平凡而幸福的日子。寫這篇文章時，我特地上網查了在1974年的政變中失勢的埃塞爾比亞國王海爾·塞拉西一世的生平，驚訝地發現窮居於瑞典家庭旅館的非洲王子與老國王在麵貌上有七分相似，同是絡腮胡子，劍眉，麵容清臒。從二者的年齡判斷，那位非洲王子很可能是老國王的孫子輩的。

可是僅憑一次邂逅和幾小時的閑談，我不敢百分百確定自己的推測無誤。童話中的王子和公主不是在金碧輝煌的城堡裏麵度過歲月靜好，就是在經曆刀光血影後而幸運重生的。北歐是盛產童話的地方，隻有你不敢想象的，沒有什麽是不可以實現的。可是童話的劇情從來經不起推敲，最打動我的，反而是那個真實的一路落魄潦倒卻保持著真誠本心的非洲王子。

原來在斯德哥爾摩的寒冷的冬夜裏，我躺在寂靜的家庭旅館裏傾聽雪落的聲音，上天已經通過各種奇遇把信仰的種子播進了我的心田。

我的兩次瑞典之行如斯美好，以至於我常常對家人說：“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是斯德哥爾摩，如果今生還有再次重返高校升造的機會，我一定會選擇隆德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