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九點，星巴克咖啡店。一些上班族行色匆匆，上班前經過這裏，拿杯咖啡提神。

還有一些年輕人已經占據了大部分的座位，看著他們都像是老顧客，非常習慣在這樣的公共場合“工作”，或者約人見麵，或者獨自在這裏消磨時光。他們在電腦前、或手機前全神貫注，旁若無人。

按著約定的時間，我和 Barbara （芭芭拉）幾乎是同時走進這家咖啡館的。打過招呼後，我們在靠牆邊的，一扇大玻璃窗前的小桌旁坐下。清晨的陽光灑落在她不再年輕的臉龐上，像是塗了一層金黃色的淡妝，顯得格外動人。

我招呼著問她喜歡喝點什麽，這時她的先生，Michael Klausner (邁克) 走了進來。

Michael 說：“你現在是在我們的國家了，我來吧。” 我們大笑起來。

“You are in our country now!”

“Our country” ，“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聊天就從這裏開始了。

“國家” 這個詞，在日常生活中，也許是一個概念化的名詞，但是對於邁克這樣的法學教授（他年輕時，在北大給學生上過美國憲法課），他可以輕易地說出一個準確的法律定義。在美國生活，“國”的概念也許變得模糊了，但哪裏是“家”，在哪裏你感到在家（feel at home) ，這是我們更加關心的話題。

上次見到邁克，那是1985 年的事情，時光已經相隔了33年。

那時，他們夫婦倆是通過中美法律教育交流委員會派到中國的最早的訪問學者之一，在北大法律係學習、工作了一年。

2007年 Barbara 在 Palo Alto 學區競選校董，朋友辦了一個競選人與鄰居的見麵會。在那個見麵會上，我又一次見到她，20 多年未見麵，便一眼認出她來。

她也馬上認出了我，叫出了我的名字。

那時我才知道，他先生現在斯坦福法學院當教授。89 年那個夏天，大家都很關心我們這些中國留學生，從其他美國律師朋友那裏知道他們在香港的美國律師事務所工作。

看到芭芭拉離開了律師行業，當了小學數學老師, 對她的選擇，我一點兒也不奇怪。我們聊起北大，聊起孩子，他們三個孩子，都是典型的傳說中的“人家的孩子”。

最近在 Palo Alto 一次社區活動，再次見到芭芭拉, 我們相約和麥克一起見麵。

望著眼前這對夫婦，三十多年前我剛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很年輕。他們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優秀畢業生，剛結婚。

當時美方的主席在推薦信中用了一些熱情非凡的言辭，告訴我們邁克是班上的尖子學生，有幾家大的律師事務所在追他。他畢業後去最高法院當clerk, 那是頂尖的法學院，頂尖的學生所去的地方，是美國法律職業生涯最華麗的開始… 但是邁克選擇了去中國，因為他新婚的妻子是個第二代的美國華人。芭芭拉想去中國尋根，這便是邁克去中國的唯一理由。

那時我剛大學畢業，留校工作，負責安排這些訪問學者的生活。在 Mike 的護照上，看到他與我是同一天生日，再加上他的太太有一個特別好記的中文名字，薛安蓓，於是我不僅記住了他們，而且他們在我的記憶裏就變得更加特別了。

他們初來乍到，在中國的生活並不那麽容易。日常生活，出入旅行，做事的方式都非常不同。我也記得他們幾次到辦公室來找我求助的情形。

我們聊起 30年後，他們怎麽看當年的留學和訪問學者的經曆。

邁克說，以前他不認識任何中國人，也不懂中文，他在耶魯法學院遇到了唯一的一位華裔女生, 芭芭拉。她想去中國，所以他們就決定一起去中國。

至今他們總是跟孩子說，你們怎麽也想象不到三十多年前中國的樣子，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以想像這 30 - 40 年中國的變化。

“能夠體驗那種完全不同的文化，是非常稀罕的經曆。” 邁克說道。

他回憶，剛到北大，在勺園留學生宿舍住下來，第二天他們去海澱的商店買茶杯。

商店裏有六、七個服務員在聊天，沒有人理他們。

他們上前打招呼，告訴服務員，他們想買茶杯。

服務員繼續聊天，一位愛搭不理地回答：“沒有。”

芭芭拉指著服務員身後, 鎖在玻璃櫃裏麵的茶杯，說道：“就要那個。”

服務員慢慢騰騰地拿出鑰匙，打開玻璃櫃，從上麵拿出一對茶杯，給他們開了一個發票，到另一頭去交費，當時可能是一、二塊人民幣，幾毛美金。交費後，拿了蓋了章的發票，回來取茶杯。 

在那個年代，對於這些我們司空見慣的行為，他們絕對不能理解，為什麽商店的服務員這樣對待他們？

非常幸運的是芭芭拉在北京有一些親戚。她的叔叔是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住一個很大的四合院，住處附近有湖，可以釣魚。她家的親戚中有高校的教授，也有工廠的技術員，有著不同的社會背景。這些親戚為他們答疑解難，是他們走進北京，了解中國的橋梁。

芭芭拉的親戚告訴他們，這些服務員並沒有incentive 賣東西給顧客，他們得不到什麽好處。這是製度造成的，並非針對他們本人。

聊起當年在中國當訪問學者，仿佛有堵牆，他們無法真正的走進周圍的人，很難與教授，學者溝通。一方麵是文化，另一方麵是語言的問題。他們說，當時我們隻認識你，有什事就找你。我說那是我的工作啊。

他們從美國剛到中國時，感到做什麽事都很難，生活瑣事，外出旅遊，外匯管製等等，一切都不理解， 不明白。 

邁克說，當時他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一輛自行車，在校園裏麵，在北京城裏到處逛。有的地方他們也乘坐公共汽車，公共汽車上擠得前胸貼後背的，不需要扶住上麵的扶手，人都不會倒下去。

“你還記得那時的公共汽車有多麽擁擠嗎？” 邁克問。

“當然。”上高中的時候，我每天早上坐公共汽車上學，必須要使出全身的力氣才能擠上去，否則就會上學遲到。

“那時街上沒有出租車，我們就習慣了自行車，但是冬天騎車從北大到王府井，也不認路，騎車就覺得比較遠了。”

他們感到幸運的是趕上1985 年，中國對外開放的城市從11 個擴展到了100多個城市。於是他們利用這個機會走了很多地方，去了西藏，雲南，廣西，很多邊遠的地方，這是一生中非常難得的經曆。

文化的不同，隻有在生活中才能逐漸地體會，才能真正地了解。現在想起來，當時有一些憑自己經驗的想法和觀念，也許是並不符合事實的。邁克坦誠地說。

邁克說，在北大特別難忘的是那些求知欲望特別強烈的學生。他們與學生溝通沒有任何問題。30多年沒有聯係了，他還能說出三位他特別喜歡的學生的名字，並且希望能夠找到他們，想了解他們現在哪裏，在做什麽工作。

我們一起回憶八十年代，然後我們又聊起彼此在這30年所經曆的職業生涯和家庭生活。

這對夫婦從中國回到美國後，在律師事務所工作了幾年，還在香港做過律師。後來邁克到白宮工作了兩年；最後決定去紐約大學法學院當教授。1996 年他來到斯坦福法學院。如今他是一位很有名望的法學教授。

邁克在紐約大學當教授的時候，芭芭拉也離開了收入很高的律師事務所，重新回到學校學習，取得了教師執照，開始當老師。她參與教育改革，教材的更新，呼籲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她在 Palo Alto 學區擔任校董，後來她在一家從事教育的非營利機構當主管。她是一位受人尊重的教育專家，因為她長期幫助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學習，在 2015 年她還獲得 Palo Alto 社區的 Kiwanis Angel Award。

他們倆都在東部出生並長大，但是很喜歡加州的氣候和環境。 他們有幸福的家庭，三個孩子，都是他們傑出的作品，分別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

聊起法學院的學生，尤其是在美國法學院的同學，他們人生的軌跡，從職業的變化，到地域的搬遷和行走的距離，這種跨度之大，都是我在中國時難以預料的。

我不知道在這三十多年裏，他們是不是一直在尋尋覓覓中，尋找著自己的興趣和位置，直到他們以學者、教育，找到自己喜歡的生存方式？或者他們的各種經曆中不斷地重新塑造自己，而使得他們成為今天的樣子。

穿越時空，在那些我們所共同分享的，共同擁有的時光裏；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經曆裏，在那些陌生環境中所經曆的文化撞擊，我們欣喜、欣慰自己曾經是冒險的旅遊者。這些人生體驗是深刻而不可取代的。 

邁克感歎地說，現在新一代的中國學生和八十年代的留學生已經完全不同了。他們的起點很高，有些家長把他們從小學，或中學、高中就送到美國或者國際學校上學，他們在語言、文化的融入上，我甚至分不清他們是從中國來的，還是當地出身的華人孩子。

邁克和芭芭拉當年在中國的經曆，對於下一代華人孩子來說，已經是很遙遠的故事了，那是上一代人的故事。雖然離我們並不遙遠的，但是現在已經難以想象那個中國了，我們的孩子再也無法體驗那種生活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去留學、去生活的經曆彌足珍貴。它不一定讓你在職業上馬上獲得某種優勢，但是讓人生的體驗變得更加豐富。

不知不覺中我們在星巴克咖啡館聊了很久，還有很多話題來不及說。道別時，我答應一定會找到他們最喜歡的幾位學生，讓他們盡早聯係上。

當我走出咖啡館時，心中感歎，世界是這樣大，又是這樣小。

注明：照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