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秋是我讀初一的第二個學期，時值秋雨綿綿，學校組織我們去“拉練”，即模仿紅軍長征，背著行李長途行走。整個行程計劃是 15天，從合肥走到六安再走回來，沿途像貧下中農學習，在曾是革命根據地的六安進行傳統教育。

班主任唐老師讓學生推選會計管理夥食費，同學們說讓紅和我當，因為我們數學好。我的朋友紅是數學課代表，可是她說什麽也不要幹，說“出了錯說不清楚”。我傻乎乎的沒那麽多心思，幹就幹吧。學校規定夥食費是每人每日五毛，15天每人交七塊五。全班40多個學生共交了300多元錢，這是我有生以來見到的最多的錢，頓時感到責任重大，難怪紅不願意做這事（她現在是專業會計）。我把錢放在貼身衣服兜裏，拿別針別上，沒想到多年後去歐洲居然用了類似的方法。事實證明管理錢的應該是膽大的，而不是數學好的。

午飯由學校負責提供，各班隻按人數交錢，天天吃不飽，還有“斷頓”的時候。“斷頓”後，喧鬧的隊伍變得鴉雀無聲，學生們像僵屍一樣機械地行走。第一天我們班在一個村莊過夜，南方沒有北方的大炕，我們在農民家堂屋地上打地鋪。堂屋就是農民家最外邊的屋子，有灶台、飯桌、凳子和農具，還有家禽窩等。房間不大，每家隻能住五、六個學生。學生們住的很分散，做飯是自願組合，我隻按各組學生人數給錢，扣除午飯的錢數，多不退少不補，管賬很簡單。

雨季堂屋地上又濕又泥，房東告訴我們去場邊上的儲存室拿幹稻草鋪在地上，我是組裏唯一的班幹部，二話沒說就披上雨衣衝進風雨中。去場上要過一個20幾米寬的排洪道，水流湍急的排洪道隻有一個約兩尺寬、顫顫巍巍的木板橋，上麵還有泥巴。我兩眼緊盯著腳下，小心翼翼地上了橋。走了不到1/3，小橋突然劇烈地晃動，我連忙蹲下，手扶著橋上的木板，然後連滾帶爬地回到岸邊，抬頭一看，一個“熊娃”同學正站在靠近對岸的橋上大笑，為自己的惡作劇得意呢。我氣不打一處來，衝著他發飆：“你就不怕我掉進水裏錢沒了全班餓肚子？給我滾！”那“熊娃”不但不滾，還在那賴皮賴臉地笑，等著我再上橋接著他的惡作劇。我又急又氣，向他扔泥團石頭，小時候和哥哥打架的那點本事全派上了用場。直到一位農民過來把“熊娃”治住我才得以過橋、然後又抱著一捆幹稻草回來，對這位“拔刀相助”的貧下中農，我真是感激不盡。

晚飯後房東的孩子把她家的鵝趕回窩裏，鵝窩就是堂屋靠牆角砌的矮牆裏。鵝看到我們這些生人一個勁兒地“曲頸向天歌”。打地鋪時同學們誰也不願睡在靠大門的那邊，隻好又是我這個班幹部“下地獄”。我就這樣在有人破門而入殺我搶錢的恐懼中慢慢入睡，同時手一直放在“小金庫”上緊緊地攥著裏麵的錢。兜裏的錢讓我睡不沉，半夜被呼嚕聲吵醒，先摸摸兜錢還在。聲音是從一個牆角發出來的，我很害怕，推醒睡在旁邊的平，我們打開手電朝著聲音照過去，看到那個牆角有個大破筐，裏麵有個物體隨著呼嚕聲起伏。我躡手躡腳地走過去一看，差點笑出聲來，筐裏竟睡著一頭豬！豬白天在外麵放養，晚上被趕進筐裏，隻是頭天晚上我們沒注意到。原來豬也會打呼嚕。

接下來的擔心是豬醒了會來到我們的被子上拉屎，剛睡著沒多會兒鵝醒了，大聲叫喚，也不知怎麽還跑出來幾隻，在我們的身上“啪嗒啪嗒”地溜。有幾個女生尖叫著用被子蒙住頭。擔心鵝弄髒我們的被子，我起來揪起鵝脖子將它們一一放回窩，再把窩門鎖好。

第二天我的“苦難”開始了。到達宿營地安頓好住處、做飯小組，我分了錢，大家便開始采購準備燒飯。房東借給我們一個竹筐裝米，並告訴我們就在不遠的小河邊洗米即可。我和輝抬著米筐來到河邊發現河岸太高，輝個頭矮小膽兒也小，我便脫下鞋襪下到水裏把米洗了。上岸後我沒穿襪子趿著球鞋，與輝將淘洗完畢的米抬回屋。這時我的好友楓已經在灶上的鍋裏放好水，並準備好燒火的幹稻草，我們把米倒進鍋裏，楓點火煮飯。我環顧四周，看到女生們都在麻利地忙碌著，一個蘿卜一個坑，沒有插手幫忙的地方，這景象使饑腸轆轆的我聯想到一頓美味的晚餐。

楓在那專注地燒火，火光將她美麗的臉印得通紅，我走過去找了個小凳坐在她身旁，仍然沒穿襪子趿著鞋。我幫她把幹草打成小卷，楓用長火鉗將草卷送入灶火中，我們配合得挺默契。突然，楓一不小心將火鉗放入我的鞋中，我感到一陣劇痛，沒來得及叫，迅速將火鉗移開，楓一直看著灶火，毫無察覺，我的左腳背則被燙傷。我不想讓好友知道，一聲沒吭，跑到小河邊站在水裏，讓清涼的水流過我的腳。

第二天起來後發現傷口沒好，我向擔任衛生員的同學要了紗布，衛生員又交給我一瓶雙氧水，說是教化學的班主任唐老師交給她的，有消毒作用。我簡單清理和包紮了傷口，便隨隊伍出發了。晚上休息時，我發現傷口惡化了。於是我又向衛生員要了雙氧水和紗布，當雙氧水與傷口一接觸，就聽見“斯拉”的聲音，接著出現一片白沫，後來的每天都是如此。還有更壞的，走路時第一步疼得鑽心，後來疼過勁兒就麻木了，卻不能停，停下來第一步又是一陣鑽心的疼。按說應該默念語錄“下定決心···”，可是我總是想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癡》裏梅士金公爵的話：“要配得上你的痛苦”。這是我在北京時跟著鄰居大孩子們讀的禁書，隻是我當時根本沒讀懂這部名著，多年後再讀才知道這痛苦指的是精神層麵的。

那是個無憂無慮的歲數，雖然天天經受傷疼的折磨，卻依然歡快樂觀。一次到達一個地點，學校認為這裏的人民覺悟高，讓我們多停留一天向貧下中農學習。於是我們參加了擔肥的勞動，還好是幹肥，不算太重，我一聲不吭地堅持下來。休息的時候看到一位農民站在水牛拉的爬犁上（見圖）耙地（是幹地，與圖示不同），看到那位農民大叔悠然自得的樣子，我覺得耙地很簡單、很好玩。我躍躍欲試，央求大叔讓我學學耙地，大叔先是一臉驚愕地說：“學生不讀書幹這個？”然後樂不可支地把鞭子交給我，自己到田埂休息去了。我上了爬犁，學著大叔的樣子趕牛，沒走多會兒，那牛就不聽話了，往田埂上走。我“嘚兒駕喔籲”地亂喊一陣，牛還是不緊不慢扭著屁股往田埂上走。旁觀的農民們笑得前仰後合，直到我幾乎從爬犁上摔下來才過來“救命”，還說如果我撲倒在牛屁股上，肋骨能被牛股骨擱斷。這看似簡單的東西原來很有說頭。

（照片來自網絡)

我們到達六安後，住在一所停課的大專學校內。我們住在大樓的教室裏，用水、上廁所都很方便。本來是要休整幾天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可是第二天，學校突然宣布立即返程，回學校傳達重要的中央文件。當天晚上看大家都睡下後，我旁邊的平悄悄對我說，她打探到我們提前返程的原因：林彪被揪出來了。我嚇了一大跳，不假思索地說：“壞人怎麽越抓（職位）越高？先前是國家主席，現在又是副統帥，更高的領導又是個壞人咱們國家怎麽辦啊？”剛說完我和平都怔了一下，我倆立即鑽進各自的被窩裏，我暗自叫苦：一不留神說了句“反動”的話。第二天平照樣和我說笑，好像什麽也沒發生。

返程的路上，衛生員終於發現我每天要雙氧水和紗布的原因，我也因為傷口不愈走路越發艱難。每天到了駐地，同學們照顧我不讓我多走動，行軍時我不讓別人替我背鋪蓋卷，一直堅持到返校回家。回家後幾天傷口就愈合了，留下個一寸多長的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