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九)

滌蕩襟懷須是酒,優遊情思莫如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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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黑五類狗崽子”的抗爭

作者 黃澤文

國慶節一過,班上的紅五類同學開始出去串聯。地處成都的中學生們,文革的步伐總是比北京的中學生晚了許多。

開始之時,按照校文革的規定,是各班選五名代表。這自然是班上紅五類們的特權,班文革的成員和紅衛兵們優先當選,興高采烈地出發到北京去了。我等黑五類狗崽子隻有羨慕的份,哪敢奢望有這樣的待遇。接著,串聯的口子越開越大,紅五類們一批批地走了,出身為麻五類的同學也開始被批準出去。據說,有一名表現特別好的黑五類子女也被校文革批準去北京了,算是一種恩典。文革初期的大串聯就這樣在成都的中學裏逐漸形成了燎原之勢。

我們沒有資格出去串聯,仍然被監管著。隨著紅五類同學的紛紛出走,管理我們的人換成了班上緊跟紅五類的麻五類同學。他們受命監管,雖拿著雞毛當令箭,但監管卻鬆弛了許多。這個時候,給我們的規定是自己組織學習,所謂學習,就是學習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的文件社論,還有毛著。我們七個同學開始有比較多的時間坐下來,安靜而專注地學習文革開始以來的一些綱領性文件。

到北京去、看天安門、見毛主席,是當時中學生的最大幸福(轉引自網絡)

 

首先我們認真學習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文革《十六條》。我們發現,黨中央指出的文革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校文革搞的文革,卻把鬥爭矛頭對準老師和學生,至於我班搞的文革,更是完全對準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與中央的指示背道而馳。中央還指出:“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並明確規定:“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

我們還學習了剛剛發表的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的國慶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此社論專門提到各地均有“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采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形式”的極少數人。他們“壓製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在混淆鬥爭的大方向。

文革綱領性文件《十六條》(轉引自“翠湖竹林島”微信)

 

從學習毛著中,我們也獲得了不少的啟迪。“如果把同誌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9]。“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10]。

大批同學都出去串聯了。此時的校園,不再有往日的喧囂,此時的我們,不再有訓斥,體罰,批鬥和各種幹擾。終於,我們能夠從容地圍桌而坐,開始認真閱讀和思考。我們邊讀,邊小聲地議論,結合我們的親身體會,結合這些文件和文章的語句,體會著自八月底以來,校文革,班文革,紅五類,紅衛兵們的所作所為。我們發現,他們完全錯了,因為他們把鬥爭的矛頭對準了自己的同學。中央一再強調要堅決製止“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因為在毛澤東的心中,“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派 (轉引自中國新聞網)

 

這樣的學習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的信號,文革來了,敵人的陣營改變了,但並不包括我等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中學生。把我們當作階級敵人來收拾,是人為煽動起來的階級仇恨所致,這混淆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轉移了鬥爭的大方向,是在幹擾黨和毛主席的戰略部署。這樣的學習改變了我們心中一直籠罩著的自卑、軟弱、麻木的心態,給了我們底氣,擦亮了眼睛。我們終於發現,我們沒有罪,我們不是專政對象,我們還有出路,我們還有前途。

學習帶來了認識,認識帶來了覺醒,但尚未帶來深層次的獨立思考。若幹根本性的問題,比如:為什麽血統論會在文革初期的校園裏盛行?為什麽對待黑五類子女如同對待階級敵人?為什麽我們當時如此軟弱可欺?在新中國“家庭出身歧視”的深層原因是什麽?血統論與兩千多年的中國皇權社會有什麽關係?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尚未開始思考。當時,我們的思考僅僅限於對自身利益的述求。

正當我們學習得勁頭十足之時,我班幾個在校的紅五類,從一個管理我們的麻五類同學那裏得知了我們變得輕鬆的精神狀態,頗為震驚,決定要來收拾我們一下。

一天, 當我們正在教室裏認真學習的時候,來了一個小孩子,此娃兒就是前麵提到過的,在九·七辯論會後用水槍噴射來折磨我們的我班張姓女生的弟弟。他人小鬼大,有恃無恐,走到我們麵前二話不說,就用一根手杖套住一個人的脖子,直往外拉,拉了一陣才說,是“七中隊”的紅衛兵有話要問。取名為“七中隊”的紅衛兵是我校紅衛兵的一個別動隊,隊部設在初中教學樓的二樓上,成員多為革幹和革軍子弟,清一色的行頭包括:黃軍裝、軍皮帶、黃軍帽、毛主席像章、紅衛兵袖套。該組織成員在校園裏麵趾高氣揚,風風火火,以抄家積極,打人凶狠而惡名遠播。

被拉住的同學隻好跟他走。我們被一個又一個叫出去了,可一個也不見回來,我正在疑惑的時候,輪到我了。我心神不定地登上了初中樓的二樓,突然聽見教員休息室裏傳來我們七個人中的一個,一個張姓男同學的淒厲的呼號聲和刺耳的皮鞭聲。我一下明白了,新的報複開始了。

審問我的是我班一個梁姓男同學,是在走廊上開始的。他吊著雙眼,手提黑色皮鞭子,眼露凶光地喝問我:“你們這幾天幹的好事!簡直越來越沒有規矩了。”他還說:“貓走了,耗子就鬧翻了天,狗崽子隻許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如果亂說亂動,老子立即取締!”我一言不發,沉默以對。他稍後又用和緩一些的語氣說:“你是組長,要拿你來負責,你如果說了他們在幹什麽,就沒有你的事情了。”我並未理會他的這些話,眼睛向著一邊瞪著發神。我心中想到的是我們這些天來快活輕鬆的情景,那如饑似渴的學習,激動而小心的討論,以及中央文件中的明確語句,黨的政策。想到這些,心中就有了底氣,我回答他說:“我們在一起沒有幹什麽不該幹的事,我們在學習十六條,紅旗社論,毛主席著作,這些都是遵照你們的規定做的。”這個姓梁的,見我與他虛與委蛇,不肯吐露實情,突然惱羞成怒,一拳打在我的胸口上,我毫無準備,身體踉蹌了一下,還沒有站穩,腳上又挨了一下。我又氣又恨,但想到這些天來母親的反複叮囑,為了不給風雨飄搖中的家庭惹事,我還是忍住了。我說:“你打人,你無理,違背十六條的精神。”他正要再動手時,班上另外一個紅衛兵走過來,把他勸住了。

由於問不出什麽,又沒有發現我的什麽漏洞,於是就把我放了。當我走下樓梯時,聽見那個張姓同學還在挨打。那天,我們小組裏,好幾個同學都挨了七中隊紅衛兵的鞭子,除了張姓同學外,前麵提及的那位段姓同學的手被打腫,腫得像饅頭。

此時,外麵形勢大變,這些曾經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紅衛兵也開始麵露淒惶,無暇再在我們麵前抖露威風。我等當時並不明白個中原因,事後揣想,估計是文革的烈火把他們的父母也燒了進去,或者是外麵的局勢在快速變化。

從此以後,我們學習得越來越有勁了,還能放開聲音大笑。甚至,我還敢把一些批判反動血統論的傳單拿到班上來給大家看。這是我的哥哥從他學校拿回家的。哥哥當時在四川省財政學校讀書,文革開始以來,其命運和我有雲泥之別,不僅沒有被打成黑五類,還戴上了“紅友兵”的袖套,而且還首批到北京去了。可見,我前一兩年上趕著積極表現,爭取入團,把自己家庭背景暴露無餘,後果是滿嚴重的。而所謂“紅友兵”者,紅衛兵之戰友也,當屬麻五類子女的一種“革命友軍”的身份標誌。在那個紅色年代,手臂上能弄一個紅色的布套套戴著,是滿自豪的一件事情,哪怕隻是紅色隊伍的外圍戰友。

外麵形勢變得如火如荼,我們卻仍然繼續著安靜的學習。我們開始把椅子挪到操場的一個角落,在秋日的樹下,沐浴著送爽的金風,度過金秋十月的那些思緒起伏的日子。班上一些紅五類同學串聯回來了,再也不來打攪我們,大概他們領略了首都和外地的風氣,知道用以前的那種手段折磨我們是錯誤的,違背了文革大方向。但這個時候,我們卻不會放過他們,該我們找他們了。因為,我們要外出串聯。

一天,一個班文革的王姓同學走進了教室,我們立刻叫住他,要他把沒收了的學生證,校章,日記本等還給我們,我們也要到北京去。他有點吃驚且態度傲慢地說:“你們也要出去串聯?”我們說:“當然要出去,還要去北京呢!”我們繼續說:“過去你們整我們,把我們當作專政對象,剝奪政治權利,剝奪人身自由,不讓我們參加文化大革命,這是資本主義反動路線,是方向錯誤。”我們把積蓄了很久的話都發泄了出來。這個矮個子同學自知理虧,有點張口結舌,口氣軟了下來,卻又推脫說:“我剛回來,不知道那些東西放在哪兒了?”我們卻步步緊逼,要他去找,不能拖延。我們說:“我們非要不可!”最後,他低著頭,沉默著借故溜走了。

其他的班文革成員,紅衛兵,以及紅五類們,也都不敢再和我們麵對麵地說話,看見我們都繞道離開。不可一世的掌權者們,這些被階級鬥爭和血統論煽動起來的紅色同學們,這些幹了將近兩個月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同學們,此時顯露出一種灰溜溜的神態,而我們,卻把頭顱高高地抬了起來,恢複到正常人的精神狀態。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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