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名博石假裝的文字，也想寫幾個字紀念我的那個難忘的經曆。

一九八九年八月，簽證下來了，夫君寄來了機票，是南斯拉夫航空公司的機票。兒子剛一歲，呀呀學語，蹣跚學步，可愛至極，一家三口分開十個月後又要團圓了, 我盼望著這一天，同時也知道將要去的地方一定是天涯海角，遠離父母公婆 ，兄弟姊妹，同學朋友。

公公親自送我們娘倆去北京，婆婆摔傷了腰，不便行動。坐了一天的火車，一歲的孩子時時刻刻需要看護，我和兒子睡一張火車臥鋪，爺爺睡另一張睡鋪，一晚上咣當咣當也沒有睡好。到了北京，公公在北京的一個上屬招待所要了房間，就湊和了一晚，經過白天的折騰，離開了熟悉的姥姥姥爺，孩子不是特別舒服。晚上起夜，又折騰一番，把爺爺也參合進來，招待所房間裏沒有水，做一點事情都要去水房，衝製嬰兒米粉，洗奶瓶，洗勺子。。。我去水房，爺爺看孫子。稀裏糊塗睡了一會兒，好在床比火車臥鋪舒服些。早上起來洗臉，洗孩子，打飯，喂飯，忙活完了，要去機場了。當時為了方便買了一個折疊嬰兒車，一個日式塑料水壺，兩包當時流行的蝦條小吃，一包雀巢嬰兒米粉，一箱子衣物，我們娘倆就這樣上路了，哪裏會料到這一走就是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

我們中國孩子一般一歲都不帶尿布了，兒子每天早上起來後的條件反射早就被培養成習慣，到了飛機上全都亂了。我抱著孩子，用帶來的幾塊布尿布，盡量每隔一段時間就帶他去廁所，所以基本情況還好。吃的東西可就不適了，在姥姥家，孩子有小灶飯，姥爺做的小餃子，小餛飩，龍須麵是孩子最愛，姥姥做的粥和菜泥最好吃，所以孩子一口也沒有吃飛機上的飯，怎麽喂他都閉著小嘴，搖頭不吃，沒有辦法，連米粉也不吃，隻好吃蝦條，喝著還是北京招待所帶去的涼開水。當時的座位安排也是十足的體現了南斯拉夫共產國家的劣質服務，我和孩子並沒有被安排在前排母嬰座位，而是中間一行，現在也記不得是否靠邊的座位。

這是夫君第二次給我們買的機票，國內那一年局勢的緊張，在外的人以為學運後要變天了，好多人出不來，我的城市與單位還好，反正工資都快發不出來，也不需要我們這些大學畢業不久什麽都不會的人，我很順利開來介紹信辦理出國探親手續。簽證也沒有費勁，夫君讀博士，拿的是工作簽證，理所當然的探親理由。我休長假，每天一個人伺候幼小的孩子，哪有閑功夫去關心學運。北京的八月烈日炎炎，一片安靜平和氣氛。感覺不到一絲六月的惶惶殺機。

也不知道飛了多少個小時，第一站是迪拜，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迪拜是哪裏，旁邊有一對中年夫妻是去歐洲其它國家，好像還是使館工作人員。這對中國大哥大嫂說他們要去迪拜機場，因為機場有免稅店，那裏的黃金便宜，他們好心的問我要不要也下去，因為飛機隻停留45分鍾然後還要繼續飛，我謝了他們的提醒，其實我的兜裏隻有二十幾美刀，哪裏敢癡心妄想去買黃金首飾，我恨不得讓飛機加速飛到夫君那裏，一家人團圓才是最最的渴望。時間飛逝，航行繼續，還是那壺水，還是那包蝦條，可愛的兒子有時站起來朝鄰座的叔叔阿姨們咪咪笑，招小手，咿咿呀呀，招人喜愛，又熬過了一段航程。再過幾個小時，我們將著落南斯拉夫首都布爾格萊格機場，這次需要換航班，好像這中間有2，3個小時的時間，我還想怎樣打發這麽久的時間。

就在降落之前，兒子醒來，乖乖的兒子開始鬧了，水也不喝，蝦條也不吃，站在我的腿上哇哇大哭，我以為他哭一會兒也是正常的，可是過了約有十幾分鍾，還是那麽大的狂哭，同時我的耳朵也開始不舒服，才明白是因為飛經下降減壓導致的耳朵疼，兒子小，不會說話，隻能哭述身體的不適。這一鬧，差不多大哭了整整三十分鍾，飛機降落後他精疲力盡睡著了，我卻覺得不知道像有多少刀在心上刮。離開了生我養我愛我的父母，要去的地方太陌生，誰知道哪一天才能回去看望他們呢？

下了飛機推著孩子車，隨著轉機的路線來到一個櫃台，當時我英語隻是能夠聽懂簡單的句子，盡管我是全年級英語快班的科代表，口語筆試都是學霸等級，但是真正與鬼子交談還就不是那麽一碼子事了。把護照遞交給辦事的鬼子，人家反複看，然後又與其他鬼子討論一番，讓我們娘倆等了好一會兒，我已經是又累又困，接近二十小時沒有睡覺了，注意力全部集中給兒子了。過了幾分鍾，來了一個女鬼子解釋我們的簽證有問題，不能放我們坐下一個飛機，我當時那叫真正的崩潰！像五雷轟頂一樣，我們這一家難道就不能相聚了？我們要被丟在這裏？我哪裏有錢買返回的機票？我隻有那麽一點點美元。頓時眼淚嘩嘩，我實在控製不了自己了，那一刻被嚇得已經豪無主張，那種無能為力的感覺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好在這個女鬼子說她要聯係我目的地的使館詢問，然後才能回答我，我推著孩子車，一路哭求她，孩子也哭鬧起來，我們娘倆淚臉對淚臉，不知道熬過多久的時間，終於等到了結果，女鬼子說問題搞清楚了，我們可以登下一個航班了。我記不得當時是怎樣的反應了，反正上了最後一班飛機，終於看到曙光了。

現在有時候回憶這個經曆，總在思考為什麽當時我在布爾格萊格機場被卡住，可能因為我像大學生？夫君的想象力更豐盛，說可能南斯拉夫人把我當學運領袖了，（真的一點都不像柴玲，而且還帶眼鏡）事實可能是因為兩個簽證官在我護照上簽的字，因為不同的字體就被引起懷疑，這個東歐共黨國家的機場地勤鬼子在我出國那二十四小時裏搞了一場如此大起大落的人生插曲，差一點耽誤了我們一家的團聚。這一段經曆一輩子也不會忘記，想起來後怕！

後續

四年後夫君答辯取得學位，我們才第一次回到家鄉看望父老鄉親，也算是衣錦還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