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太陽是怎樣升起和被毀滅的
希特勒的上台卻是合法的。他最初唯一的資本便是“群眾演說”，直接訴諸人民。他的演講能夠把聽眾帶入癡迷狀態，但作者並不認為這是由於希特勒的雄辯，而是一種君臨一切的意誌力使他的演說具有大眾催眠術的效應。但是即便如此，直到1933年，大部分德國人仍然投票反對這個突然發跡的無名小卒，有的甚至認為希特勒“並不真的存在，不過發出些噪聲罷了”。當代德國青年常常望著自己的長輩，對他們竟然會盲從希特勒而百思不解；老人們也深感無地自容，愧對晚輩。但是脫離曆史條件來談任何問題都是不科學的，並非德國人民都是受人擺布的白癡，而是希特勒迫使他們把對他的懷疑轉化為對自己的懷疑——不過他使用的不是強力，而是成就，令人信服的成就。
不談希特勒的成就，就無法解釋千百萬德國人對他的狂熱崇拜和絕對服從。希特勒上台後的成就使全世界對他刮目相看：從1933年到1936年的短短三年中，在沒有引起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他主持的納粹政府解決了德國六百萬工人的就業問題，實現了經濟起飛。在外交上，他公然無視凡爾賽和約，重新武裝德國，而無人敢說一個“不”字。到1938年，德國已擁有歐洲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在政治上，他大權獨攬，徹底瓦解了德國政府，使全國統一於他這位至高無上、隻對自己負責的元首。他毫無誇張地宣稱，“帝國的命運決定於我一人”。當整個西方世界沉淪於尼采所詛咒的那種令人沮喪的文明的墮落中，德國卻精神煥發地站起來了。全世界都低估了希特勒。
個人崇拜是指以大規模宣傳手段將某個人在一個社群中塑造成崇拜對象，通常都通過媒體手段將其人格形象理想化、英雄化甚至神化。當政府利用大眾媒體、宣傳及其他方式予以不質疑的奉承和頻繁的頌揚、美化等等，將某一在世（或已身故）的政治領袖塑造為英雄化、神化、理想化的公眾形象，則自然會產生個人崇拜的群眾現象。
納粹德國元首希特勒在統治初期，利用其滔滔不絕的雄辯之才和豐厚的國家資源，以及其手下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戈培爾為希特勒一手打造的文宣活動，成功說服了蒙受一戰戰敗陰霾籠罩的德國人民為其死心塌地賣命與效忠，在當時盛行而後來遭德國聯邦法令禁止的納粹舉手禮就成為希特勒塑造個人崇拜的主要特色。
希特勒憑著獨裁者共有的直覺，徹底擺脫了憲製的約束。他絕不當什麽“公仆”，而是元首，“絕對的主人”。希特勒上台前，魏瑪憲法早已名存實亡，希特勒從未提出任何新的能夠實施的憲法去取代它。1934年以後，德國便成了沒有憲法的國家，政府對人民的權力便不再受到限製。其次，希特勒一貫善於創建各種新的可稱為國中之國的權力機構，並全麵直接地控製它們，諸如納粹總部、衝鋒隊、黨衛軍等等，都隻向他個人負責，通過它們製造他所需要的恐怖氣氛。
希特勒改組後的政府中各部門職權不清，甚至相互對抗，絕對不可能彼此聯合成力量來製約他或反對他。政府的混亂統一於他個人，隻有他一個人在進行控製協調。這種局麵的產生不是由於他對國家機器的無知，而恰恰是他精心的創造。他把自己變得無法取代，而且徹底堵截了任何可能以正常方式罷免他，或者產生新領袖的途徑。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死了，一定會被認為是德國的救星，但是人們也馬上會發現他的死亡所暴露的權力真空，而這正是一個國家最不穩定的因素。至高無上，不可取代，不受憲法約束，不向任何人負責——這些便是一切大獨裁者為自己橫行霸道所創造的基本條件。
由於希特勒一手複興了德國，反對他、懷疑他的人便失去了依據、喪失了自信。他們在困惑、驚羨、感激的同時，進而放棄了自己觀察和思考的權利。不是說不敢公開懷疑他，而是從內心深處不能再懷疑他：難道你不希望德國興旺嗎？難道你要對一個複興德國的人吹毛求疵嗎？終於，善良的人們為經濟起飛而接受了集中營。希特勒逐漸成為絕對真理的化身、德國的化身。元首的意誌便是德國唯一的意誌，並將成為世界唯一的意誌。也許隻有超出一般人理解的狂妄才能對一般人產生足夠的威懾力。盡管也有不順眼的事發生，人們現在隻是埋怨：“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想一想，這一切竟然發生在崇尚獨立思考的新教誕生地——德國，可見人的自信是何等輕易地被摧毀。希特勒成功的秘訣之一就是他深諳群眾心理，屢屢試探，步步為營，盡量不公開做群眾不能接受的事情。在1933年4月1日排猶運動前，他早就製造輿論，似乎要把猶太人斬盡殺絕的樣子，一旦人們發現事實還沒有壞到那種地步，反倒容易接受現實了。希特勒的統治手段是相當詭詐的，他懂得如何恰如其分地掌握恫嚇的分寸，使人們既害怕又不至鋌而走險。
可是複興德國並非希特勒的最終目的，國家對他來說，“不過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他從來對建立一種作為持久秩序的國家不感興趣。他選中德國是要它成為征服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工具。現在德國已經羽毛豐滿，希特勒開始把魔爪伸向歐洲的其他部分。從1936年到1938年，他取得了令人目眩的輝煌勝利：吞並奧地利、波希米亞、摩拉維亞，直至慕尼黑協定瓜分捷克，他不費一兵一卒，全憑外交途徑。為什麽希特勒的領土擴張如此順利呢？與其說是德國的強大，不如說是對手的懦弱。英國隻想安撫住德國，寧可退出東歐，過些太平日子。法國則軟弱得眼看德國猖獗而無能為力，隻好違背民族利益去順從英國的綏靖政策。英法的綏靖政策使希特勒得寸進尺，但是又使他失去宣戰的口實。但是戰爭是非打不可的，原因有二：首先，希特勒堅信人類曆史就是種族競爭史，戰爭是常態，和平不過是戰爭之間的間歇，一旦條件成熟，就必須發動新的戰爭。其次，希特勒是根據自己的年齡來計劃他的政治行為的，他要在有生之年實現稱霸歐洲的目的。人生的短暫使發動戰爭變得刻不容緩，希特勒一再抱怨戰爭應該在1938年而不是在1939年開始。“我現在50歲”，他在1939年對來賓說，“我寧可現在打仗而不要等到55歲或者60歲”。
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說：“天底下唯一的新鮮事，便是不為人知的曆史。”從純粹的曆史角度來看，我並不認為盟軍的勝利有多偉大，起碼“偉大”一詞除了吹捧的意思之外，毫無實際意義。客觀的說戰爭的勝利或失敗是綜合實力評定之後的必然結果。倘若退一步站在好戰者的角度，不無辯證的看，的確，沒有戰爭就談不上和平。人類錯彩鏤金的千古文明，什麽時候離開過戰爭？凱撒說：“一個不敢正視戰爭的民族才會自己走向衰亡。”塞巴斯蒂安.哈夫訥(SEBASTIAN HAFFNER )說：“惟一能夠消滅戰爭的工具是一個世界國家，而要想實現世界國家，除了一場成功的征服戰爭別無他途。”戴維?赫伯特?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erence）說：“人類是以雙重的動機生存的：一為和平與增長，二為爭鬥與武力的凱旋。軍事冒險與在爭鬥中取勝的胃口一旦獲得滿足，和平和增長的胃口便立刻顯示出來——反之亦然。”不得不承認，其實曆史就是在槍和筆的調換中延續，一麵刀光劍影，一麵炫彩潑墨；一麵攻城掠地，一麵詩歌彪炳；一麵用槍打贏戰爭，一麵用筆書寫勝利者自己所謂的曆史。
電影Der Untergang《帝國的毀滅》描寫希特勒被包圍到自殺的最後日子而聞名。該片取材自約阿希姆·費斯特2002年的著作《希特勒的末日》和希特勒的私人秘書特勞德爾·榮格同年的回憶錄《直到最後時刻》。
電影從榮格的回憶開始。
榮格自從1942年被希特勒雇傭為秘書後，轉眼到了1945年3月，蘇聯大軍兵臨城下，納粹德國政府內人心惶惶。不但重要的親信希姆萊和戈林相繼叛離希特勒而去，而且軍隊人手不足，連平民和小孩都被迫送上戰場，看不到希望的將軍也整日借酒消愁。
在地堡外，申克教授拒絕了離開柏林的命令，以一己之力努力幫助平民和傷兵，也目睹著德軍肆意處決逃亡者卻無能為力。元首地堡內躲藏的希特勒最後孤注一擲的作戰失敗後，與戈培爾一家在最後時刻自殺。德軍也放下武器向蘇聯投降。榮格夫人與地堡內剩下的人為了生存，穿過蘇聯的火線逃出柏林。
主要人物申克（Ernst-Günther Schenck，1904年10月3日－1998年12月21日）是一位納粹德國時期的醫師與武裝親衛隊成員。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申克在偶然的情況下會見了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申克在戰後寫了不少與戰時相關的回憶錄，大都具有高度曆史價值。
